核心提示：老实说，我不觉得正在上映的《关云长》是近年来古装片里拍得最差的，至于它上映没几天在豆瓣网上的评分就降到5.2，几乎触到了史上三国题材影视剧得分的最低线，我更愿意理解成：它很不幸地引发了观众们对于这些年来华语古装大片习惯性失望的总爆发。

图为《关云长》海报

看《关云长》，最突出的感受是关羽变矮了——虽然直接以人物名字命名的方式看起来很是高大宏伟。这不仅仅是指向来以身长九尺的威武形象出现的关公，此番变成了一个身高不及曹操的小个子——这点差距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更重要的是，一个忠义千秋的精神象征被彻底矮化了。千里走单骑护嫂寻兄的英雄，硬是被描画成一边暗恋嫂子一边和曹操玩暧昧的武夫；坚持汉贼不两立、降汉不降曹的忠臣，则摇身成为顾念曹操恩义却与皇帝决裂的黑帮分子。而一句借曹操之口说出的“好马为什么不吃回头草？因为回头草不新鲜。刘备已经过时了，我才是新鲜货色”，更是直接给关羽贴上了喜新厌旧的标签。对了，说到曹操，也没能逃脱被矮化的命运：影片中有个情节，说曹操为留下关羽，一边在关羽的酒里下春药，一边把他未过门的嫂子点穴后放到关羽床上，指望两人能生米煮成熟饭，断了关羽回到刘备身边的后路——如此下三滥，是曹操这样的人干的事么？即便不是英雄，人家到底也是枭雄不是？

借还原真实人性为借口，把历史上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降格以待，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华语古装片创作的标准招数。《赤壁》把曹操兵败赤壁的原因，归结到了贪恋小乔手中的那一杯茶；《赵氏孤儿》把程婴从英雄“还原”成了凡人，抹去了原先涂抹在救孤义举上的那层忠义光亮，原先报效家主的动机变成了替儿子报仇。与其说这是一种矮化，不如说是创作者不相信原有的历史叙述，不相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那样的舍生取义和杀生成仁的存在。陈凯歌在阐述《赵氏孤儿》的创作意图时就表示，自己完全不接受纪君祥在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里强调的大忠大义，他也多次在片中借人物之口质疑：“谁信呢？”

不可否认，这样一股潮流很大程度上有其萌生的时代土壤：我们正陷入对过去数十年英雄神化的逆反心态，反映在艺术创作上就是高大全似的人物越来越不为人所接受；更何况历史从来都是被重新解读的，西方近年来也生产出不少以全新视角解读历史的影片。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誓把英雄打回原形、想以所谓现代价值观来迎合观众口味的华语古装电影，却没有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大家不能接受的不是改编历史，而是这种改编背离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本质，沦为了亵渎。回到《关云长》，编导可以尝试展现人物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若颠覆那个年代由兄弟义和君臣忠构成的基本伦理秩序，就是触了底线。

当年黑泽明拍《七武士》险些让东宝映画破产，靠的是对历史题材的真正兴趣；世界范围内二战影片常拍常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重新阐述，更是一种历史观的表达。而纵观华语影坛，这些年来虽然古装大片层出不穷，却没有在此基础上诞生新的历史主义，只能说明编导们既缺乏当代历史观，更没有对历史人物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探索。他们看上的不是那些令人回肠荡气的历史人物，而只是历史人物所具备的注意力资源，然后充当着关云长们的狗仔队和八卦党，打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旗号，瞄准的却是我们的钱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是，英雄真的存在过。而现在，看着那些只属于我们民族的高尚和坚毅、血腥和耻辱、英雄和义举正在所有人面前渐渐变矮直至了无踪迹，我不得不担心拥有世界上最完整信史的我们，会有一天彻底失去历史，忘了英雄。

发生在26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一段历史，被陈凯歌搬上了银幕，经过重新演绎，成了这个眼下正在全国各地上映的银幕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陈凯歌没有太多照顾传统的讲法，事实上，他在拍摄之前就不得不考虑到今日观众的“潜隐心理紧张”。也就是说，影片《赵氏孤儿》可以看作是社会投射其“潜隐心理紧张”的一种文化象征。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春秋左氏传》成公八年，所言只在春秋之际“继绝世”的伦理诉求，核心是韩厥对晋侯说的一句话：“成季(赵衰)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意思是说，好人没有好报，谁还做好人呢？晋侯听了韩厥的话，恢复了赵氏的封地。后来孔子所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也是强调君主要行仁政，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这或许正是春秋之际礼崩乐坏的社会“潜隐心理紧张”。

　　司马迁改写了这个故事。他不仅在《史记·赵世家》中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仇家，即屠岸贾，而且，故事的戏剧冲突也转到“搜孤救孤”这个核心事件上。尽管早有人说，《赵世家》所记，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但影响后世的，还是《史记》和司马迁。元杂剧有《赵氏孤儿》，明传奇有《八义记》，都是在《史记·赵世家》基础上的创作和发挥。

　　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代，所强调的核心价值有所不同。司马迁强调“诚信”，说到就要做到，突出表现在赵武成人之后，程婴对赵武说的一段话：当初赵家遇难，都可以死，我不是不能死，只因我承担了“立孤”的任务。现在，“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的任务完成了，要见赵盾和公孙杵臼去了。赵武当然不愿他死，但程婴说，他们以为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所以先我而死，如果我不去见他们，他们还以为我没把事办成呢。于是程婴自杀了。

　　元杂剧的改写使这个故事更加富有戏剧性，也更突出了人物的善恶是非。有两个细节是以往的历史叙事中所没有的，一个是将《史记》中的“他人婴儿”改写为程婴的亲生儿子，再一个是写屠岸贾命程婴拷打公孙杵臼，这样写的效果，就是突出了公孙杵臼在肉体上受到的摧残，和程婴在精神上受到的煎熬，从而更加强烈地表现出程婴见义勇为的高贵品质和公孙杵臼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至于复仇，倒并非叙事重点，甚至在传统戏曲演出中，常常也只有“搜孤”、“救孤”而已，其原因就在于，这部分不仅戏剧冲突异常激烈，而且更有传奇性，人物也更具崇高感。

　　然而，这也正是陈凯歌拍摄《赵氏孤儿》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看影片《赵氏孤儿》，和传统叙事有哪些区别呢？首先影片更加强调平凡，而尽可能地躲避崇高；强调故事发生的日常性，而削弱故事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在这方面可以说，陈凯歌做得非常好，顺其自然，不露痕迹。特别是葛优的加盟，更突出了影片的这一基调。

　　葛优饰演的程婴，不仅不再有英雄豪迈的气概，不像马连良版的程婴，慷慨潇洒，被屈打时还呵呵大笑，葛优版程婴甚至还有些委琐，有些张皇，特别是影片结尾，程婴没有主动选择自杀以报赵盾和公孙杵臼，而是被屠岸贾一剑刺死。这一剑彻底改变了程婴这个人物，抽空了这个人物此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不能说程婴没有许诺，但这个许诺更像是自言自语，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他发誓要把孤儿养大，带到屠岸贾面前，告诉屠岸贾，孤儿是谁，他是谁。这成为程婴坚持下来的主要动力。他本来是有机会杀死屠岸贾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要看谁笑到最后。所以，他不再躲进深山，而是进了屠府，当了门客，孤儿也认了屠岸贾做干爹。

　　在影片中，屠岸贾也不再是谄媚奸佞的小人、残暴狡诈的屠夫，而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屠岸贾不仅将孤儿抚养成人，还教给他武艺，磨炼他的意志。屠岸贾这个形象，至此也完全被颠覆。由王学圻出演屠岸贾，与由葛优出演程婴，其效果是一致的，恰好是使这两个角色都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换，影片前半部，王学圻饰演的屠岸贾不仅老谋深算，残忍恶毒，摔死程婴之子那一下几乎就是神来之笔，同时还有沉稳持重、正气凛然的一面。他用阴谋手段杀害赵家300余口，甚至以全城的婴儿作为要挟，必取赵氏孤儿的小命，也不再只是忠奸问题，或赵屠两家的恩怨。影片还表现了赵家的权势，赵盾的张狂，以及晋灵公在赵盾面前的小心翼翼，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救孤”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从而赋予屠岸贾这个人物更多内涵，也为后面屠岸贾与孤儿的戏做了必要铺垫。和传统叙事相比，影片的后半部分明显得到了丰富和加强，虽然它不再强调程婴救孤的正义感以及道德的至高无上，但它必须要对程婴为什么救孤，以及赵孤为什么要杀屠岸贾做出说明，赋予这个贯穿始终的戏剧动作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是《赵氏孤儿》这部影片得以成立的基础。

　　话剧《赵氏孤儿》曾经主张让赵孤放弃复仇，理由是上一代的血债不能让下一代讨还，那样做太不人性，没有考虑到赵孤的感受和意愿。这是基于人性和人道的一种考虑。其实，现代人可以找到种种理由不接受、不认同古典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所以，任何一位《赵氏孤儿》的改编者，都不得不考虑社会潜隐心理所发生的变化，考虑到今日观众接受这个故事的可能性，陈凯歌也不例外。不过，他又不敢走得太远，如果赵孤不复仇了，与屠岸贾相亲相爱了，观众怕是也不能接受，而更重要的是，程婴这个人物也就没有着落了。所以，陈凯歌必须要让赵孤完成复仇的动作，杀了屠岸贾，而且要赋予程婴和赵孤心理与行为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除了要解决15年的养育之恩，还要从人性的角度说明，这个屠岸贾是非杀不可。

　　人性是今日观众观察、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它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场，即以人性为标准，判断事物的真善美。符合人性的，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反之，就是不真、不善、不美。比如，程婴以牺牲亲生儿子为代价，搭救了赵孤，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却是违背人的天性的，所以是不真、不善、不美；程婴为一句承诺而自杀，从人性的角度看，也不宜提倡，因为涉嫌对生命不够尊重；对于赵孤的复仇，站在人性的立场，则更与关爱生命的意识和理念不能相容。这些都有可能迫使影片的编导对故事及其中的人物重新展开想像，而这种想像正是影片对于当下社会集体心理的一种回应。因为我们经历了太久的对个体生命的价值、权利、尊严的轻视、忽略乃至摧残，以至于任何对人性的贬损都会让人感到不安。但影片《赵氏孤儿》这样的改编，也让我们隐隐意识到当下社会集体心理中的另一种缺失，一种以人性为理由，在人的精神追求和伦理道德追求上的犬儒化、卑琐化，以及反英雄、反崇高的社会潜隐心理。人性不是价值标准，当然，更不是终极价值，事实上，人性论与道德感恰恰构成了当今社会心理的二律背反，就像我们不相信程婴能用亲生儿子的生命换取“诚信”的真实性，却又纠结于当今社会缺少“诚信”一样。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