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引言：八零、九零后知道怎样用社交媒体联系他们已经认识的人，但还不会使用社交媒体为事业添砖加瓦。要想从会玩社交媒体变成会用社交媒体的专家，需要掌握一系列的的技能

他们是在Facebook上长大的一代，有些人离开网络甚至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世界，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巨细无遗地发布在Instagram上，而且他们了解新闻也不是通过电视，而是通过Twitter。

但是在如何使用社交网络来工作这个问题上，千禧一代(也就是80后和90后们)的无知程度却到了惊人、甚至是危险的地步。美国雪域大学S.I.钮豪斯公共传播学院(SyracuseUniversity's S.I.NewhouseSchool of Public Communications)授教授威廉•沃德说：“一个人生于社交媒体年代，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运用社交媒体工作的专家。这就好比说，我从小玩传真机，但它并不会让我成为一个商业专家。”

沃德在雪域大学主讲一系列受到学生普遍欢迎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他在Twitter上有13500名粉丝。他认为，千禧一代缺乏不少重要领域上的知识。虽然他们擅于在社交网络上联络自己已经认识的人，但是他们往往很难识别出Twitter、Facebook、商务社交网站LinkedIn和图片分享网站Instagram等社交网站上的职业机会和陷阱。

“八零后”们身上往往还带着其它一些标签，比如理想主义、自以为是、急功近利、渴望认同等等，这些都可能在工作上给他们带来麻烦。沃德指出：“很多企业招聘千禧一代是因为觉得他们肯定擅长社交媒体。结果他们的老板沮丧地发现，这些人并没有掌握这些技能。”沃德还指出，企业对八零后员工社交媒体技能的期望往往要高于年长的员工。

对于学生和初入职场的毕业生来说，学习一些社交媒体技能完全有必要。事业心强的八零后们尤其要重温一下以下五个社交媒体技能：

知道什么时候按下删除键

去年九月，商业新闻网站Business Insider的技术总监帕克斯•迪克金森因为自己发表在私人Twitter账户上的言论而被东家开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迪克金森在Twitter上发表的关于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言论的确非常无礼，但是这个案例也暗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八零后们有时意识不到个人言论有时也会造成职业上的影响。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络都是大型公众平台，你在上面发表的言论经常会反馈到老板的耳朵里。迪克金森的事例表明，很少有哪个公司愿意把自己和种族歧视或其它歧视性的内容联系在一块儿，哪怕你的本意只是讲个笑话。

用社交媒体节省时间

据科技类求职网站Salary.com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在工作时间最经常上的私人网站是Facebook。随着社交网站的繁荣，现在大家上班时不仅要上Facebook，还会刷Twitter和Instagram，社交媒体很有潜力成为职场的时间杀手。但同时社交媒体也可以节省工作时间。麦肯锡公司(McKinsey)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社交媒体的内部协作能力有可能为企业界节省高达1.3万亿美元的资金。比如像Yammer这样的内部社交网络可以让员工组成虚拟的工作组，在信息板上进行沟通。员工们在协作时不再需要无穷无尽的邮件往来，而是可以持续在信息流上发布或回复消息。虽然这些都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新技术，但是八零后和九零后们在如何在企业内部使用社交网络这个问题上，眼前仍然是一团黑。

明白怎样分析数据

八零后们对什么东西在社交渠道上能火有一种天生的理解(看看那些小猫GIF动画的走红就知道了)，但是要想把哪些东西能火、哪些东西不能火量化出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微博营销活动的成功应该拿什么来衡量?转发、引用、回复、引荐流量还是客户人数?在Facebook上发贴的最好时机是几点，隔多长时间发一次贴最合适?研究这些数据最好的分析工具是什么?虽然社交媒体本质上在于人的沟通，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收集数据、利用数据改善业绩的平台。知不知道应该寻找哪种数据、在哪寻找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就决定了你究竟是专家还是普通的社交媒体爱好者。

整合多个社交媒体平台

有的人是Twitter大师，或者在LinkedIn上有大量粉丝。但是真正的人才是那些擅于整合运用不同平台，同时明白每一种平台主要针对哪一块市场的人。比如Instagram和YouTube这种以视觉为主的网络越来越受耐克(Nike)、红牛、梅塞德斯奔驰等品牌的青睐。比较简单的图像和视频则主打那些传统的文字型社交网络(比如Facebook和Twitter)。消费者们通过这些社交网站的链接进入公司的博客或主页，然后进一步陷入更深的销售漏斗。同时横跨各平台的统一的主题标签有助于统一和追踪总体的营销活动。即便是在社交媒体上造诣颇深的八零后，往往也不明白整合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所能带来的倍增效用。

以职业姿态在社交媒体上拓展人脉

等到八零后和九零后们迈出校门的时候，很多人都在LinkedIn的个人资料栏里如实填写了自己的兼职经历、实习经历、课外活动和学业成绩等等。但是LinkedIn在找工作上最强大的能力却经常被人忽视了：有些招聘经理或者CEO虽然一般没办法直接联系上，但中间只要经过一层或两层中间人就能“攀”上关系。比如这个网站有一项叫做InMail的付费服务，让用户可以向全网2.77亿名用户中的任何一个人直接发送邮件。真正有进取心的求职者可以直接拿下理查德•布兰森、比尔•盖茨或者狄巴克•乔布拉这样的“大鱼”，直接向他们的邮箱投递简历。八零后们都有一颗“驿动的心”——总是在找下一个工作机会。所以如果你当你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时候，不妨把这一招记在心里。

当然，要掌握这些技术可不是吃快餐，很多社交网络的忌讳也不是只有八零后和九零后才犯。沃德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人们学会这些技能，却不提供任何培训。”随着社交平台的数量越来越多，使用方式越来越复杂，让任何人——哪怕是最紧跟潮流的人，能不加培训就掌握这些知识，无疑不合情理。

对于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竞争的千禧一代们来说，这些在十年前还闻所未闻的知识可能就决定了他们能否找到、保住一份工作。沃德说：“能以一种整合的、战略性的方法，专业地使用数码和社交媒体的学生……具有一种优势，他们能获得更好的就业和实习机会……”

编辑：Rena

　　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空前密集，然而，虽然人们之间的链接增加了，研究却发现，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或是更自恋）这可能让我们身体和心理出现严重问题。

　　去年8月，前花花公子玩伴兼小成本影片明星伊维特·维克斯应该年满83岁，但是没有人知道她死的时候究竟多大。根据洛杉矶验尸官的报告，邻居发现维克斯的邮箱中的邮件已经发黄，于是通过破碎的玻璃窗打开门，穿过成堆的垃圾邮件和衣物来到楼上，发现她的尸体已经变成了木乃伊，旁边一个暖炉依然在工作，她的电脑也开着。

　　《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前花花公子玩伴伊维特·维克斯的干尸发现于她的家中》，很快消息在网上疯狂传播。两周之内，维克斯孤独死亡的消息在Facebook上被讨论16057次，被微博转发881次。她一直是恐怖影片偶像，现在她象征着另一种恐怖：我们对孤独的恐惧。显然，维克斯死后受到的关注远远超过她死前最后几年。没有子女，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任何亲密的社交圈子，她开始从其他地方寻求友谊。发现尸体的邻居女演员苏珊·萨维奇后来告诉《洛杉矶》杂志，她试图从维克斯的电话账单中寻求导致其结局的答案。在她死前的几个月，维克斯没有给任何朋友或家人打电话，她联系的都是那些通过网络或粉丝大会认识她的影迷。

　　维克斯的交际网变得更大也更空洞，正如我们所有人一样。我们过着先辈们无法想象的孤立生活，然而人与人的联系从未如此便捷。过去30年里，技术的发展赋予了我们一个每分每秒都不会失去联系的世界。2010年，为了节约3毫秒的交易时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纽约证交所之间连接了一条耗资3亿美元的光纤电缆。然而在这个不受时空限制的实时通信时代，我们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孤立：联系越广，我们愈加孤独。我们被承诺了一个地球村；事实上却生活在灰暗的死胡同里。

　　在这种矛盾现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Facebook.这家拥有8.45亿用户的社交网站去年的收入达到37亿美元，预计在5月IPO （首次募股）中筹集50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最大一次IPO.据最近的估计，该公司的价值高达1000亿美元，超过全球咖啡产业。Facebook的规模之大触角之远实在难以估量：去年夏天，Facebook成为月网页浏览量超过1万亿的第一家网站。在2011年最后3个月，用户每天张贴27亿条评论。无论用哪种尺度来衡量Facebook———作为一家公司、一种文化、一个国家———它都大得超乎想象。

　　虽然极受欢迎，或许正因为如此，从一开始，Facebook就备受怀疑。电影《社交网络》将马克·扎克伯格描绘成一个患有阿斯伯格症的混蛋，完全是胡扯。却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真。很符合Facebook给人的感觉。这部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甚至可能是为它赢得奥斯卡奖的情节，是最后一幕，扎克伯格向前女友发出朋友邀请，然后一边敲击鼠标一边等待———凝固在银幕上的网络时代的寂寞时刻。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紧盯着电脑屏幕，渴望答复。

　　当注册Google+，建立起朋友圈子，软件会提醒你只包括“你真正的朋友，可以分享私人信息的朋友。”“你真正的朋友”，这个短语完美概括了社交媒体带来的焦虑：Facebook可能干扰我们的正常交往，让我们远离他人，让我们更加孤独；社交网络可能正在传播它意图征服的孤独。

　　Facebook诞生于人类孤独感倍增的时代，正因为如此，网站承诺的广阔人际联系才颇具吸引力。美国人比任何时候更孤独。1950年时，不到10%的美国家庭只有一个住户。到2010年，近27%的家庭只有一个住户。当然，独居未必意味着不幸福。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探讨独居现象的书中，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家埃里克·克莱恩伯格写道：“大量研究显示，社交的质而非量最能够预测孤独与否。”没错。但是在我们开始想象独居者的快乐生活之前，应该知道急剧增加的不仅是独居者，孤独也在呈直线上升。而孤独会让人痛苦。

　　我们知道孤独和独处并不是同一回事。独处可能很惬意。喧闹的派对可能让人痛苦。感谢大量的相关研究，我们还知道，孤独并非外部条件，而是一种精神状态。2005年对荷兰双胞胎的纵向研究显示，孤独和神经质、焦虑等其他心理问题一样有遗传成分。

　　然而，孤独依然是一种很难界定和诊断的状态。迄今为止，评估这种状态的最佳工具是加州大学的“孤独天平”，这套评判系统包含20个问题。全部以“你是否经常感到……”开头。比如“你是否经常感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你是否经常感到缺乏伙伴？”通过类似衡量方法，各种研究显示，在近年来，人们的孤独感急剧上升。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35%的45岁以上的成年人长期感到孤独，1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20%.根据该领域权威的研究，约20%的美国人———约6000万人———因为孤独，对他们的人生感到不满。在所有西方国家，医护人员开始公开谈论孤独流行病。

　　关于孤独的一些新研究开始得出令人惊讶的初步结果。几乎所有我们认为导致孤独的因素都是有时间和条件限制的。一篇论文称，已婚者较少感到孤独，但前提是他们的配偶也是可以交心的人。相反，婚姻并不会减少孤独感。1990年的一项德国研究发现，宗教信仰也许有助减少孤独，但并非绝对。将上帝视为抽象的朋友而非苛刻的惩戒者的信徒比较不会感到孤独。“单纯的信仰上帝，”研究者结论认为，“和孤独并没有必然关系。”

　　但是，真实的社会交往却和孤独有必然联系。孤独并不等同于独处，但两者的比例都在增加。我们见的人少了。我们聚会少量。当聚在一起时，相交变得困难。过去25年里，人们的知己数量急剧减少。根据一份调查报告，个人知己的数量从1985年的2.94人下降到2004年的2.08人。类似的，在1985年，只有10%的美国人说他们没有可以讨论重要问题的知己，15%的人说他们只有一个可以交心的好朋友。到2004年，25%的人没有可以交心的人，20%的只有一个知己。

　　对应社交的瓦解，我们雇佣了一支替代知己的军队，一个新的职业看护阶层。罗兰·德沃金在2010年为胡佛研究所撰写的论文中指出，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有2500名临床心理学家、3万名社工、不到500名婚姻和家庭顾问。到2010年，美国有7.7万名临床心理医生、19.2万名临床社工、40万名非临床社工、5万名婚姻和家庭顾问、10.5万名精神健康顾问、22万名毒品上瘾顾问、1.7万名心理咨询护士、3万名生活教练。大多数接受心理治理的病人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大量心理医护人员帮助解决的的都是一些日常问题。我们已经将日常关爱工作分包给职业人士。

　　我们越来越需要职业看护，由于社交的瓦解，曾经的怀旧感伤变成了公共健康问题。孤独极不利于人的健康。孤独的人更可能早早住近养老院。他们更可能不爱锻炼、肥胖、抑郁、失眠、内分泌不平衡、记忆力功能减退、患老年痴呆症。他们更可能被病毒感染，手术后死亡。杀死伊维特·维克斯的也许不是孤独，但它却和导致她死亡的心脏疾病有关系。

　　然而，虽然不利健康，独孤却是普通美国人花钱追求的第一件事。有钱之后，人们逃离拥挤的城市，在郊区买房，不可避免地在车里花费更多时间。孤独腐蚀美国的心脏，是美国人追求独立的副产品：移民离开欧洲，远离不能接受他们的信仰的社会，也抛弃了原来的牵绊。他们没有追求孤独，但接受孤独是独立自治的代价。探索西部广阔边疆的牛仔们同样放弃了个人牵绊换取骄傲和自尊。终极的美国偶像宇航员更勇敢，也更孤独？自主和自立的代价往往是孤独。但美国人一直甘愿付出这一代价。

　　今天，庆祝摆脱家庭、国家束缚、乃至摆脱一切限制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最伟大的美国诗歌是惠特曼的《自我之歌》。最伟大的美国散文是爱默森的《自力更生》。最伟大的美国小说是梅尔维尔的《大白鲸》，讲述一名男子执着于不为周围人所理解的孤独征途。美国文化，无论高雅低俗，全是关于自我表现和个人率真。富兰克林·D·罗斯福称个人主义为“最伟大的美国生活格言。”

　　然而，自力更生只是美国故事一半。独立的冲动和抱团的渴望一直在斗争。早期移民虽然提倡精神反叛，也提倡凝聚力。回头去看，萨利姆女巫审判和麦卡锡听证会都像是强制团结的企图。美国历史就像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研究》中提到著名寓言《寒冬的箭猪》———全身长刺的箭猪们为了取暖而靠近，却有因为疼痛而分离，它们总是在不停地靠拢又分离。

　　我们现在正处于长期的分离阶段。在2000年出版的《独自玩保龄球》中罗伯特·D·普特南将二战后社交资本———个人交际网络的力量和价值———的下降归咎于美国生活各种新趋势的相互影响：郊区扩张、电视主宰娱乐生活、战后一代的自私自利、传统家庭的解体。他发现的趋势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明显：2011年，工会成员占员工比例再次下降；看电视的时间增加；社团组织的影响力日益下滑。我们孤独因为我们想要孤独。我们是自作自受。

　　未来的问题是：Facebook的作用究竟是分离还是凝聚；是靠近取暖还是刺痛分离？

　　早在Facebook出现之前，数字技术已经在助长空前的孤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将通信联系的增加和人际接触减少的对立现象叫做“互联网悖论”。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与互联网使用率增加相伴的是孤独的蔓延。该研究的批

　　评者指出，根据统计，研究所调查的两个群体———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新闻专业学生和社交活跃的地区开发董事会成员———本来随着时间推移就容易变得孤独。于是一个基本问题冒了出来：究竟是网络让人孤独？还是孤独的人更受网络吸引？

　　在Facebook时代，这个问题更加迫切。澳大利亚（有一半居民是活跃的Facebook用户）最近一项名为《谁在用Facebook？》的研究发现，孤独和社交网络之间存在复杂的、令人疑惑的关系。Facebook的用户“社交孤独感”（感觉和朋友缺乏交流）较低，家庭孤独感（感觉与家人缺乏交流）较高。原因可能在于，Facebook鼓励加强和家庭之外的人联络，却牺牲了家庭关系。又或者，本身家庭不和睦的人更倾向于通过其他渠道———包括Facebook———寻求陪伴。研究者还发现，孤独的人倾向于花更多时间在Facebook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神经质和孤独的个体每天泡在Facebook上的时间要大于不孤独的个体。”他们还发现，神经质的人更喜欢用板报（W all）功能，而外向的人更喜欢用聊天功能。

　　不久前从卡内基-梅隆人类计算机学院毕业的莫伊拉·伯克对Facebook用户做过一个纵向研究。这项依然在继续，针对的是大学生之外的更广泛用户群。伯克的结论认为，Facebook对用户的影响取决于你的投入。正如老话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用Facebook直接与他人交流———通过使用“喜欢”按钮，评论朋友的帖子，等等———则可增加你的社交资本。个性化信息，或是伯克所说的“撰写式通信”比懒惰的点击式信息———类似点击“喜欢”按钮———更令人满意。“收到个性化信息的人比较不容易感到孤独，而收到点击式信息的人孤独感并不会改变。”因此，你应该用文字信息告诉你的朋友，她儿子脸上涂满蛋糕的样子多么可爱。她拍摄的照片多么有趣。她参加的音乐会多么酷。这是我们都想听到的东西。比私人信息更好的是半公开对话，一种忽略其他听众的交流方式。伯克说，“在Facebook上收到半公开信息有助帮助人们减少孤独感。”

　　另一方面，Facebook的非个人用途———浏览朋友的状态更新，在板报上更新自己的状态，或是伯克所说的“被动消费和广播”———反而造成疏离感。在朋友和伪朋友编造的身份迷宫中游荡，思考要呈现自己的哪一面、谁在关注我、他们将听到什么？这一切反而让人感觉孤独。“如果两个女人和朋友交谈的时间一样多，但其中一个花更多时间在Facebook上浏览朋友信息，她反而可能比较抑郁。伯克的结论说明，Facebook有时带给我的不愉快感比我意识到的更多。当我浏览朋友们板报，看他们滔滔不绝地炫耀他们的孩子多么聪明；她们的丈夫多么体贴；他们的生活方式多么健康，他们休闲方式多么时髦，我会变得有点难受。很多人有着和我一样的感受。

　　然而，伯克的研究并不支持Facebook导致孤独的观点。在Facebook上觉得孤独的人，离开Facebook同样感到孤独。我向伯克提到，一位斯坦福研究生的研究显示，相信其他人拥有更强大的社交网络也会导致抑郁。其他所有人在Facebook上看上去如此快乐，拥有这么多朋友，相比之下，你的社交网络感觉如此空虚。这难道不会让人觉得孤独？伯克说，“如果人们发现别人的人生被他们自己的更幸福，会有两种情况：他们会感觉更糟糕，或感觉更有动力。”今年，伯克将作为数据专家，开始在Facebook工作。

　　约翰·卡西奥普是芝加哥大学的认知和社会神经学中心负责人，是世界权威的孤独专家。在他的2008年出版的里程碑著作《孤独》一书中，他解释了孤独泛滥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巨大影响。他发现，在孤独人的晨尿中压力荷尔蒙肾上腺素水平增高。孤独的影响极其深远：“当我们抽取老年人血样，进行白细胞分析，”他写道，“我们发现，孤独的影响深入细胞内部，影响基因的表达。”孤独不仅影响大脑，甚至影响最基本的D N A转录。当你觉得孤独时，你的整个身体也是孤独的。

　　在卡西奥普看来，互联网只允许虚假的亲密。“养宠物，结交网上朋友，信仰上帝，是一种天生群居动物为了满足强制需求所作的可贵尝试，”他写道，“但是替代物永远无法弥补真品。”“真品”是指有血有肉的人。当我和卡西奥普交谈时，谈到Facebook对社会的影响，他的观点极其明确。是的，他承认，一些研究显示，一个人拥有的Facebook朋友越多，她/他越不会觉得孤独。但是，他认为这可能给人留下错误印象。“多数时候，”他说，“人们将他们的老朋友、孤独感或交友广阔的状态带到Facebook上。”一个网站能够创造一个更友善，联系更紧密的世界是胡说八道。Facebook之外的社交网络的深度决定了个体在Facebook上的社交网络深度，而不是反过来。用社交媒体不能创造社交网络；而只是将已经建立的网络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大多数时候，Facebook不会破坏友谊，但是也不能创造友谊。

　　在一个实验中，卡西奥普寻找个体孤独感和Facebook、聊天室、在线游戏、约会网站使用频率以及面对面接触之间的关系。结果毫不含糊。“面对面互动的比例越高，个体越不觉得孤独。”我问，这是否说明Facebook之类网站不可避免让人变得孤独。对此，他并不赞同。Facebook仅仅是个工具，他说，像任何工具一样，它的效率取决于使用者。“如果你用Facebook增加面对面接触，则有助增加社交资本。”那么，如果社交媒体帮助你组织一场朋友间的足球赛，这绝对是健康的。相反，如果放弃踢足球，沉迷社交媒体，则是不健康的。

　　“如果用法得当，Facebook可以非常棒，”卡西普奥说，“它就像一辆汽车。你可用它来搭载朋友。也可以独自驾驶。”但是，汽车难道没有导致孤独？汽车创造了郊区，也创造了孤独。“这是我们的用法导致的，”卡西普奥说，“如果用法得当，技术可带来融合而非孤立。”(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问题是，我们欢迎孤独，虽然这让我们感觉痛苦。技术的使用历史就是渴求独立和实现独立的历史。当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的A & P店开张，赋予美国人自助式的购物服务，消费者不再与杂货店主交流。当电话发明之后，人们不再敲响邻居的大门。社交媒体终结了更多的私人联系。

　　惠普社交计算实验室（H P SocialC om putingLab）的研究者在研究人们在Twitter上的联系之后得出一个令人压抑却并不惊讶的结论：“从互动的角度看，T w ttiter上的多数链接根本毫无意义。”我不禁好奇：那么从什么角度看是有意义的？

　　孤独显然并不是Facebook或Twitter或其他的任何社交媒体造成的。罪魁祸首是我们自己。我们决定如何使用我们的机器，而非反过来。

　　无处不在的新技术引诱我们奔向日益肤浅的联系，与此同时让我们轻松避免人际交往的麻烦。Facebook的奇妙之处，它的力量之源，在于它让我们享受社交，同时避免了现实社会的尴尬———在派对上的失言，尴尬的冷场、放屁、打翻饮料，以及面对面接触的所有笨拙。相对的，我们拥有了一台似乎完美的社交机器。一切都那么简单：状态更新、照片、个人板报。

　　但是这种完美社交的代价是不断声明自我快乐与成就的强迫症。我们不仅要接受他人雄厚的社交资本，还必须伪造出资本雄厚的表象。永远快乐，假装快乐，尝试快乐———这一切让人筋疲力尽。去年，丹佛大学的艾利斯·莫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了一项研究———《重视快乐的矛盾结果》。人生的多数方面显示，重视和成就之间有着直接关系。研究发现，重视好成绩的学生相比那些不看重成绩的人考分更高。然而，快乐似乎是个特例。研究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重视快乐未必等于更加快乐。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正好相反。在生活压力较低的情况下，越看重快乐，心理状态、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症状越严重。

　　正如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所说：“你越努力追求幸福，就越不幸福。”

　　Facebook将对幸福的追求摆在了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生活中心。它对个人身份和成就的重新界定比它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更令人担忧。Facebook的两位批评家———两人都不是勒德分子（仇视新发明技术的人）———表达了类似观点。《你并非机器》一书作者雅龙·拉尼尔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发明者之一。他对社交媒体的看法，读起来就像科幻小说：“我担心我们开始重塑自我，以满足数字版的自我。我担心这个过程将导致同情心和人性的丧失。”拉尼尔争辩说，Facebook将我们桎梏于自我表现业务，在他看来，是这个网站不可接受的致命缺陷。

　　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文化教授雪莉·特克尔在她2011年出版的《孤独的相聚》（A loneT ogether）一书中对网络社会深表怀疑：“这个时代，人们不信任感情，害怕亲密，求助于技术寻找爱情，同时又竭力让自己免于为情受伤。”虚拟亲密的问题在，它终究并不完整：“我们通过互联网形成的纽带并不牢靠，但却享有优先地位。”她写道，“我们不愿意过多打扰别人，我们却在不断打扰别人，只是不是在现实世界中。”

　　拉尼尔和特克尔是对的。Facebook上的呈现的自我经过不断刻意的修饰，故作冷淡，毫无自发性。（“看我随便张贴的3张派对照片，我一共拍摄了300张！”）策划个人展览变成了全天候职业。难怪澳大利亚的“谁在使用Facebook？”研究发现Facebook的使用和自恋之间有着巨大关系：“Facebook用户相比非用户更自恋、暴露癖更严重，更好为领导。”研究报告写道，“事实上，可以说，Facebook满足了自恋个体对自我吹嘘和肤浅行为的沉迷。”

　　作为所有其他倾向背后的倾向，膨胀的自恋算不上一种趋势。在准备2013年版的诊断手册时，心理医生们在界定自恋人格障碍时遇到了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心理医生们认同，自恋的表现为招摇显摆、渴望关注、缺少同情心。2008年的一次调查中，3 .5万美国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否有自恋人格障碍的某些症状。在65岁以上的人中，3%有自恋症状。20多岁的人中这这一比例接近10%.在所有年龄组中，16个美国人中有一个表现出自恋人格障碍症状。孤独和自恋有着紧密联系：对瑞典妇女的一次纵向调查发现，年轻时自恋程度和年老时孤独程度之间有巨大的联系。自恋是孤独的反面，两种症状都试图逃离与他人真实接触的麻烦。

　　Facebook的巨大吸引力部分源于它魔术般地将距离与亲密结合，或是造成二者结合的假象。Facebook的真正危险并非在于它允许我们的孤立，而在于它同时满足了我们对独处和虚荣的需求。它威胁到独处的本质。这种新的独处，并非美国人曾经崇拜的孤独———骄傲的新教徒们的寂寞、思想的独立、自力更生的坚韧，或是探索新世界的宇航员的孤寂。Facebook的孤独是一种折磨。Facebook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它的量———每周有7.5亿张照片上传———而是它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分量。超过一半用户———全球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Facebook用户———每天登录。在18岁至34岁用户中，近一半在起床几分钟后就会登录Facebook，28%的人在起床前登录。Facebook永不休息。我们也永不休息。人类一直需要自我表现，但不是随时随地的，不是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伊维特·维克斯死的时候，她的电脑是开着的。

　　怀恋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日子不仅毫无意义，更不知感恩。但是，新机器的神奇能力，它们的效率和便捷掩盖了一个事实：机器无法提供一切真正重要的东西。Facebook揭示的人性说明，网络连接未必等于人际交往，通信高度发达并不能带来一个更幸福美好的世界。孤独曾经有利于自我反思，自我改造。但现在，我们不停在想着如何表现自己，却从没有真正思考自己到底是谁。Facebook剥夺了被我们所低估的一种快乐：暂时忘记自己、暂时与世隔绝。(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共变”这个词，是我从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中学来的。作者说，“共变是现代语言学常用的一个新术语”，“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语言和社会这两变数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接触而引起的互相变化。”（陈原《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2004年2版，页3）社会语言学就是研究这两个变数的互相关系的。

我不懂语言学，但是对“共变”却多有体会。比如，近十年来，“老师”的称呼泛滥成灾。不管干什么的，只要一上电视，就都成了老师。我的邻居在外企当会计，物业对他也是一口一个老师。形势所迫，我也“老师”起来——去采访导演李文化，张嘴闭嘴李老师，而李文化的太太也就成了侯老师。

有人说，杨澜是始作俑者。她在电视上一口一个赵忠祥老师，把“老师”推向了全国。“老师”之泛化，电视作用巨大，不过，如果它传播的语言在“共变”之外，恐怕也推广不开。

批评杨澜的人的理由是，赵忠祥的职业是电视主持，不是老师。其实，“老师”这个称谓身兼数职，它既是职衔称谓，又是关系称谓。职衔称谓说的是职业，关系称谓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就关系而言，杨澜称赵为师，并无不妥——在主持上，当时的赵忠祥确实可以做杨澜的老师。

新世纪以降，“老师”成了社交称谓。被称为老师的，大多数不是干教育的，称呼者跟他也没有师生关系。“老师”成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敬称。这种敬称与古代的“公”有些类似。“公”本来是对有贵族爵位者的称呼，比如秦庄公、齐桓公、宋襄公。后来，演变成跟爵位毫无关系的敬称。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苏东坡的话：“凡人相与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其下则尔汝之。”“老师”比“公”进步，还包括女性。无论男女，在“老师”面前人人平等。

每一类称谓都有自己的交际功能和适用范围。“老师”适用于比自己年纪大，不适宜称哥道姐的人身上。公务员、白领尤其是文化人最容易被“老师”。“老师”具有表示亲热、套近乎之功能，称人为师者，虽然不像称哥道姐那样可以拉上血缘关系，但也可以挤入门生故旧之列——天地君亲师，我把你放在五伦之内，你还不关照关照我吗？

但是，与真正的老师不同，这种泛化的称谓不产生连带效果。比如，学生到导师家去，管导师的夫人叫师母。而泛化的老师之夫人则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她们得到的称呼，多半还是“老师”。这里似乎透露出一个消息：人家称你老师只是出于礼貌客气。就像前面说的那个“公”一样，“虽王公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容斋随笔·卷十五·“呼君为尔汝”》）即使授业解惑的老师，学生们当面叫老师，背后尚且直呼其名，何况那些跟你套近乎者呢。如此说来，被老师者也别真的好为人师起来。

这种泛化的老师在使用上也有讲究，它似乎一生下来就上了城市户口，纵然腾于众口，也就只用在城里人身上。没见过哪位主持人或记者走基层时，管村民们叫“老师”的，而村民之间再客套礼貌也不会称对方“老师”。倒是那些见过世面的村民，看到走基层的媒体人会称他们“老师”。你看，城乡差别多么精明，连这些细微处也不放过。近些年，好些地方都搞“城乡一体化”，如果真搞成了，“老师”就会跟着“共变”——打破城乡界限，纵横于村民之口。

为什么国人这么热衷于“老师”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教师成为全社会受尊敬的职业，所以，“老师”就跟着走俏。还有人说，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过去讲究的“天地君亲师”躬逢如今的太平盛世，重新焕发了青春。我的看法，略有不同。

本来属于职衔称谓和关系称谓的“老师”，不但跑到了社交称谓里夺城劫地，而且磅礴万里，深得人心。这说明什么？说明原有的社交称谓不够用了。你看，“同志”萎缩了，“师傅”下岗了，“老板”适用面太小。按理说，先生/女士应该大行其道了，可是，这种称谓除了太正式之外，还有个大缺点：太平等。中国的称谓系统以等级为核心，等级以尊卑为内容。因此，社交称谓的第一要务就是在谦敬上下工夫。说白了，就是千方百计地贬低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事物：在下、鄙人、荆妻、贱役、犬子、拙著、寒舍……与此同时，想方设法地抬高对方及与对方有关系者，阁下、大人、令夫人、令郎、令嫒、贵庚、府上……先生/女士的称谓，缺乏尊敬感。

更重要的是，先生/女士不能与时俱进。近些年来，所有的社交称谓都在使劲地套近乎，张嘴张哥，闭口李姐，“亲”也从淘宝网，走向了纸媒。先生/女士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一点亲热劲也没有。落后于时代潮流，难以担当交际之重任。

社交称谓不够用，就需要外援。既有尊敬感，又有亲热劲。既符合传统，又适应潮流的“老师”入选。称谓市场上有了这个生力军，先生/女士就只好退避三舍。

其实，先生女士在以前很有市场的，北大数学系教授徐明曜先生告诉我，他在北京四中上学的时候，老师们上课提问，都管学生叫先生。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电影中的场景，一个小屁孩，大人也管他叫先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化，曾在中国扎根，深入到了中学生的心目中。

语言学家说，称谓是时代的风向标。为什么半个世纪后，“老师”走俏，“先生/女士”受冷落呢？这种文化现象透露出什么信息呢？称谓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社会等级结构。这个关系和结构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老师”插足社交称谓，说明称谓的紊乱，而称谓的紊乱，又表明了文化系统的张皇失措，一个社会的不成熟亦由此可见。

因此，我相信，“老师”这一称谓不能长久。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社交智能机械实验室研制的机器人“西蒙”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社交智能机械实验室研制的机器人“西蒙”，使用一个相机能够理解什么时候人们对其产生交互兴趣，它能够观测理解人们的行为，并使用挥手等一些手势，从而博得人们的关注。
 

　　佐治亚理工学院计算机分院交互计算系教授亚伦-博比克(Aaron Bobick)称，之后西蒙机器人必须理解是否它真实地捕捉到人们的注意力，仅使用相机作为引导，西蒙实现大约80%的准确率能够判断什么时候他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在一项测试实验中，一位志愿者在机器人西蒙警觉的眼睛下，坐在桌子前堆积彩色积木，它胆怯地挥手试图吸引志愿者的注意力，当志愿者意识到被忽视的西蒙存在时就不再挥手。
 

　　这项实验的目的是帮助机器人理解什么时候坐在人们的旁边并保持安静，以及什么时候适合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人们能够很容易地理解简单的身体语言，但这对于机器人却并不显而易见。
 

　　博比克解释称，为了使机器人与人类更好地产生交互行为，它们必须遵循相同的社交常规，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感知和理解人类的社交常规。目前，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其它机器人专家正在帮助机器人理解是否它们被其它机器人或者人类欺骗。(悠悠)

《社交网络》故事原型《Facebook: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

《大地惊雷》中文版。

新京报讯 （记者金煜）奥斯卡奖刚刚颁出，最佳影片提名和获奖的十部电影中，在美国市场上，有一半的影片可以找到相关的图书。在中国，其中《社交网络》在去年已有中译本（《Facebook: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而《大地惊雷》、《冬天的骨头》也在本月由法律出版社引进出版。

《大地惊雷》是一本写于1968年的小说，作者查尔斯·波蒂斯最先在一份报纸上连载这个故事。故事从一个19世纪末美国南部14岁的小女孩的视角展开，写她追逐杀害父亲凶手的经历。小说还没出版，便被买下了电影版权，1969年，由西部影星约翰·韦恩主演的同名电影红遍一时。

今年的《大地惊雷》虽是一部翻拍作品，但也让小说再次受到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尽管《大地惊雷》是与电影相随的畅销书，在美国文学界有人认为该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被大大低估了。

另一部提名电影《冬天的骨头》改编自2006年丹尼尔·伍德里尔的同名小说，这名犯罪作者曾获过福克纳小说奖和爱伦·坡奖，其作品被归类为“乡村黑色文学”，小说通过一名16岁女孩寻夫之路的故事，探究美国冰毒泛滥的贫困地区的家庭关系。丹尼尔·伍德里尔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得知导演德布拉·格兰尼克想要买他的小说版权时，告诉德布拉他喜欢之前的电影，尤其是那部同样也带“骨头”二字的《深入骨头》，于是就同意了合作。

而另一部有图书译作的，是影片《社交网络》。《社交网络》改编自2009年轰动一时的传记《Facebook: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该书中文版已在去年由中信出版社引入。电影和图书内容一致，即全球最大社交网站Facebook诞生的故事。

《Facebook: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作者本·麦兹里奇是名畅销书作者，懂得如何用叙事和娱乐的方式写出轰动性效果的传记，这本书着重突出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个人性格和与女人、性和金钱等有关的花边新闻，这注定会受到好莱坞的关注，可也遭致了马克对书和电影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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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与出版接轨

奥斯卡影片向来与图书联系密切，本届奥斯卡有一半的获提名影片与图书相关。比如获“最佳视觉效果奖”的《爱丽丝漫游记》来自人所皆知的经典名著，《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改编自“哈利·波特系列”，《驯龙记》改编自2003年同名儿童小说等。

这届奥斯卡的几部获奖大片都与人物传记有关，除了《社交网络》之外，颁奖典礼上笑到最后的影片《国王的演讲》也给同名传记带来热销。该片去年进入奥斯卡提名名单，成为博彩公司热门投注之后，市场上也出现了一本同名的传记，并迅速得到关注。和一般电影改编的廉价文学不同，这本书写作严肃，尊重历史，由专业的传记作家彼得·康拉蒂和故事的核心人物莱昂纳尔的孙子合力完成。

网络技术提供了不同于现实环境的虚拟空间，网民可以“隔空”形成小团体，和其他网民发生关系。发端于“黑客”的网络“客文化”，反映的是网络虚拟空间里网民的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一个“客”字，已经不仅仅是原始英文字节“er”的音译，更在于一种“说话投机”的认同感。

不过，眼下大行其道的各种网络“客文化”，却也悄悄成为各种形态利益追逐的对象。切客、试客、拼客、奇客的圈子里，不仅有“意见领袖”，还有“广告卧底”。披着“同好”的外衣，掘客、粉客等“职业客”的出现，正在用所谓注意力经济，感染以话题和兴趣爱好为纽带的圈子文化。

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随着苹果等智能手机的备受追捧，各种软件“塑造”的网络圈子文化，也因为和生活形影不离，开始向现实蔓延。

切客、奇客、试客、拼客、账客、拍客、绿客、沙发客集中爆发。这些“客”中，有不少早在网络普及之前就已经存在，伴随网络论坛和博客的流行，老的小的“客”都找到了新的支点。技术进步，帮助汇聚了来自各个角落的同好。意气相投者用个人计算机、手机、掌上电脑时刻在线保持联系，圈起了属于自己人的圈子文化。

2010年11月，北京小伙汤姆，用电子地图上近千个签到点，为女友珊珊组成一张电子贺卡“生日快乐，我爱你”。仅贺卡上的一个感叹号，就需要在30多个地方“签到”；贺卡外框画的一个圈，实际对应的真实周长就有将近50公里。他的“壮举”，不仅让他女友成为最幸福的人，也让“切客”一夜之间成为网络最热话题。

切客是眼下众多“客文化”中，流行比较早的一例。有人会在手机上装5个不同网站的“切客”软件。“切客”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社交的一部分。每到一处，就要在手机的切客软件上签到一下，告诉所有朋友，“我在这里”。同处一地的朋友知道了，就很有可能过来打个招呼。据说，最“走火入魔”的切客，是每天上下班乘地铁时，换乘地铁都要签到。

帮助切客等诸多网络“客文化”实现革命的，正是网络的“移动交互”方式。这种技术不只是从个人计算机界面转向手机界面，还将虚拟的网络沟通，与现实的人际交往联系在一起。一张庞大的虚拟关系网，通过电子地图等虚拟社区，在真实的生活中慢慢铺展。“客”不再是宅在家里的怪人，而是一群本来就喜欢现实生活的网客。各种客文化，围绕的核心也非常现实，衣、食、住、行，交朋友、谈恋爱。网络成为社交的桥梁工具，最终各种各样的客，大多数会选择面对面的现实交往。网络社交不再“身体缺席”，虚拟和现实双重“存在感”的标榜，让网络社交迎来指向传统的回归。

不过，虚拟混合现实的交流，也比原来想断就断的“虚拟关系”，复杂耗神许多。很多“切客”网友已经开始感到“签到疲惫”。玩了一段时间切客网络，有很多人选择退出：“如果每天一上网，看到的消息都是某人在某地‘签到’，感觉和面对垃圾信息没有任何不同。‘签到’上瘾，到最后不是你玩它，而是它玩你。那样的‘签到’到底有什么意义，只是证明到此一游？”

社交網站facebook幫助不少人結識新朋友、重新聯絡舊朋友，但有律師指出，facebook不但有損夫妻和睦，甚至導致夫婦離婚上升，因不少夫婦均在社交網站內，發現另一半背叛自己，憤而提出離婚。

        英國薩里郡多金市一名律師透露，過去九個月處理的三十宗申請離婚個案中，全部均與facebook有關。她稱，部份人會在facebook上，向朋友發出帶有挑逗性、有打情罵俏或內容不恰當的訊息，倘若配偶利用有關訊息，便可作為離婚理據。部份丈夫或妻子懷疑伴侶做出越軌行為，便在上網搜尋其他證據。

        除facebook外，「第二人生」（Second Life）及Illicit Encounters等社交網站，均可能會引誘人在虛擬世界內，做出對伴侶不忠的行為。

        律師指出，任何人在社交網站上貼文前要三思；正辦理離婚程序的人，亦應盡量避免上facebook，尤其是如果他們把新情人的照片放上網的話﹐只會對自己不利。

突尼斯變天，可能會對區內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好像阿里以鐵腕手段執政了很長時間的領袖，帶來衝擊。首當其衝的可能是毗鄰突尼斯的兩個獨裁國家：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

        阿里倒台的消息傳出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活躍份子都感到高興及大為振奮，希望突尼斯的民主抗爭行動可以激勵他們的國家也帶來改變，結束高壓統治。

        社交網紛發祝賀訊息

        在微博和社交網站twitter、facebook和其他網誌，許多人都發送訊息祝賀突尼斯人民。一些網民索性把他們在網上的個人頭像，改成突尼斯的紅色國旗。

        在埃及首都開羅，數十名反對總統穆巴拉克三十年統治的活躍份子在突尼斯大使館門外載歌載舞。他們高叫：「阿里，告訴穆巴拉克，也有一架飛機等他！」

        另一非洲國家蘇丹的反對派領袖薩德克說，她對突尼斯近期發生的騷亂悲喜交集，喜的是突尼斯的獨裁總統下台，悲的是蘇丹人民沒有那麼幸運。綜合報道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与社交网站相关的犯罪和不幸事件过去３年间增长７０倍。网络信息安全专家警告网民，不要添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随意泄露私密信息。

　　海登·利和杰米·利夫妇今年９月喜得贵子，可惜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缺陷。英国《每日邮报》１９日援引丈夫海登的话报道：“这种缺陷有生命危险，我们担心他会夭折。”于是，夫妇俩带着孩子前往数十公里外的医院求治。“他在利兹综合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住在父母在当地的一处房产中，”海登说，“每天晚上，我们用手机上社交网站‘脸谱’更新进展。”

　　大约一个月后，孩子手术成功，夫妇俩不仅收到鲜花和祝福，还有家中被盗的坏消息。海登说：“他们拿走了两台平板电视、我父亲的电脑和许多ＤＶＤ光盘，更不幸的是，我们并未购买保险。”

　　海登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于给“脸谱”设置时允许“朋友的朋友”查看他所写的内容，从而掌握他的行踪。事实上，这些“朋友的朋友”对他而言是陌生人。

　　海登·利夫妇的损失并不算多，家住西米德兰兹的马拉尼夫妇因为社交网站失去了１５岁的儿子托马斯。

　　今年５月，托马斯与一名男孩在学校发生激烈争执，回家后登录“脸谱”账户。马拉尼夫妇叮嘱儿子忘记不愉快，随后出门办事。当天晚上回家后，夫妇俩发现儿子不在，一开始并不担心，可第二天早上儿子还未回家，两人开始寻找，结果在院内小屋后发现托马斯吊死在一棵树上。

　　原来那名男孩找了一些人，通过“脸谱”向托马斯发送大量辱骂和威胁信息。托马斯无法承受，走上不归路。

　　这仅仅是与社交网站相关犯罪和不幸事件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社交网站用户数增长迅猛，以“脸谱”为例，２００８年８月全球用户数为１亿，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增为５亿多。与此同时，与社交网站相关的犯罪事件剧增。《每日邮报》本周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过去３年中，涉及社交网站的谋杀、强奸、恋童癖、恃强欺弱、袭击和盗窃等罪行数量增长７０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