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观众心中,戛纳电影完全是“文艺”两个字的代名词,尽管被奉为欧洲三大电影节之首,但被普通观众知道,无非是因为戛纳时不时的会选一些中国大文艺片参加竞赛,而在国内,但凡哪个导演跟戛纳的金棕榈沾了边,也立刻摇身一变从底层小人物一跃成为高大上的杰出国际型导演。
戛纳为啥喜欢贾樟柯?张艺谋当年缘何能获奖?还有那些根本看不懂他们在拍什么的所谓“欧洲电影大师”,为什么总能光顾戛纳?难道只是因为戛纳电影节是个推崇文艺片的电影节吗?当然不是!作为一个有67年历史的国际型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的选片潜规则比那些国产主旋律电影节还要玄妙,选片既要保证自己的高逼格,又要兼顾师徒之情、伙伴关系,还必须随时为各种国宝大师、政府投资让路。
只要看透那些参赛电影背后暗藏的人情世故、利益关系和政治因素,就会发现戛纳电影节就像一个有着完善企业文化的大公司一样,严格遵循着互惠互利的规则,从凝聚力培养,到影响力的建设,再到关注弱势群体,提升自我形象的公益效应,可以说,戛纳选出的每一部竞赛片,都不光因为电影本身的优秀,更为不断提升自我品质做了长远的打算!
1989年出生的美少年导演泽维尔·多兰仅用了5年就完成了在戛纳从导演双周到一种关注再到主竞赛的嫡系三级跳
其实要想了解戛纳是如何培养自己的嫡系导演的,看一下加拿大小帅哥泽维尔·多兰的戛纳经历就够了。自从2009年导演处女作《我杀了我妈妈》入围戛纳导演双周,由之备受媒体热捧。随后的戛纳也像捡到宝一样,每年都会对这个小帅哥青睐有加。而后,他的新作则两次入围戛纳第二梯队奖项“一种关注单元”。今年则成功入围主竞赛单元,正式完成其戛纳嫡系三级跳。相信之后,他也会成为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常客。
还有被称作戛纳一手捧出的导演的河濑直美,几乎每部新片都有入围戛纳的经历。她就像为戛纳而生,而戛纳也会次次将之招至麾下。就像当初戛纳主席吉尔·雅各布在戛纳创办一种关注单元一样,他希望通过这个第二梯队的电影单元,来发现一些潜力导演和新人,并成为戛纳的候补阵容。而这个单元确实为他培养了很多潜力股,并成为之后主竞赛单元的重要补充。
就像我们每次在戛纳名单中看到陌生名字,总要去查一下他的履历。这时你才会发现,其实他早就是戛纳的老朋友了。导演双周、影评人周、短片单元、一种关注单元,都是这样人的舞台。比如去年戛纳导演奖得主、《赫利》导演阿玛特·伊斯卡拉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陌生。翻查履历才发现,其实他七八年就曾入选过戛纳的一种关注,还拿到过费比西奖。所以,很多看起来名气不大的戛纳入围者,其实同样有着多年的戛纳次级单元入围经历,他们就像戛纳的梯队成员,也是戛纳最重要的嫡系。
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全大师阵容是戛纳数十年来注重收集大腕儿的爆发式展现
每年看戛纳竞赛单元提名名单,第一感觉就是华丽。清一色的大师、名导,都是影坛的熟面孔。戛纳的魅力在于,它能够把当今影坛最大牌、最知名的导演都招到自己身边,而无数电影导演也将入围戛纳作为无上荣耀。如此反复,戛纳的阵容自然越来越强大了。
为了巩固自己在世界影坛的地位与影响力,戛纳会尽可能为那些大师名导敞开大门。就好像当年雅各布为争取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参加戛纳,使出浑身解数,答应他所有条件。而这一切的努力之后,也只为戛纳多一个大师。一定程度上,资历才是入选戛纳的第一准则。只要资历够深,就要经常来。好像今年入选戛纳的达内兄弟、努里·比格·锡兰、迈克·李等等,都有数次入围戛纳的经历。尤其是英国导演肯·洛奇,新片《吉米的舞厅》已是其第14次入选戛纳电影节,他的电影就是为戛纳预定的,这傲人的成绩恐怕一时也难以被其他岛屿打破。还有丹麦的性格导演拉斯·冯·提尔,只要有新片都会第一时间送到戛纳,如果不是上次的纳粹言论犯了众怒,新片《女性瘾者》必然入选戛纳。
连华语电影同样如此,每当我们预测华语电影的戛纳种子名单时,一定少不了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娄烨这些内地名导,以及侯孝贤、蔡明亮、王家卫、杜琪峰等港台大佬。为什么一定要是他们?当然还是名气。因为这些导演够大牌,在海外有影响力。只有他们的作品入围戛纳,才能称得上戛纳这个金字招牌。而其他小导演,作品好不好倒是其次,名气先差着三分,也很难入戛纳的法眼。
与此同时,只要你够出名,即便之前没有任何戛纳资历,戛纳也是相当欢迎的。好像因《一次别离》红遍全球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明明是柏林电影节挖掘出的潜力股,之前的《关于伊丽》与《一次别离》都是送往柏林并获得大奖。当成名之后,新片《过往》却投往戛纳,并获得奖项。相信他之后的舞台也将主要集中在戛纳,毕竟这里才更适合他如今的身份。还有昔日威尼斯金狮得主、《回归》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威尼斯成名之后便转投戛纳,宁可《伊莲娜》入围一种关注单元,都不再重返威尼斯。
戛纳欢迎大牌,大牌也喜欢去戛纳。这就是戛纳的魅力,就连戈达尔、阿伦·雷乃等大师都要第一时间把新作送来戛纳,又何况其他人呢。
贾樟柯、张艺谋之所以得到戛纳电影节的青睐,除了作品本身的优秀之外,来自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世界也是他们被选中的原因
扶持嫡系无可厚非,但戛纳为了避免总被媒体说事,还是会选择掩盖一下,选新人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即便是扶持新人,戛纳也能找到不错的由头,比如政治。
我们总说柏林是个政治至上的电影节。戛纳就不是么?我们总说柏林是个政治至上的电影节。戛纳就不是么?其实,戛纳在选择入围影片的时候,同样有自己的一套政治观点,或者我们可以将之成为戛纳的态度。这里的态度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扶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导演,另一种是扶持新人。
每年戛纳的主竞赛单元总会有那么两三部作品是大家非常陌生的。我们习惯将之称为戛纳的幸运儿。这些人既不是什么大牌,也不是戛纳一手培养出的嫡系。甚至有些真的就是新人,或是处女作。将这些人的作品与一群国际级大师放在一起,其实非常有趣,而他们能入选戛纳,更多源自戛纳的态度。就像我们在前面说的,如果一个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全是大师与自己的嫡系,那样的名单一定很难看,并且也会被外界批评封闭与不思进取。
为了改变外界对戛纳的固有印象,每年戛纳都会有意挖掘几个新人导演进入主竞赛单元,包括今年主竞赛单元也有意大利导演AliceRohrwacher与阿根廷导演DamiánSzifron两个很冷门的导演。选择他们都是为了表明戛纳的开明,代表着戛纳的态度。毕竟作为世界第一大国际电影节,挖掘新人与发现潜力股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老大哥的责任。
冷门的《奇迹》也是戛纳态度
同时,戛纳还需要积极扶持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导演。毕竟是国际电影节,就应该有个国际的样子,总是围着英法意德以及好莱坞转,难免显得狭隘。真正的国际电影节应该是开放的、是包容的。所以,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导演也经常会有作品入围,包括今年也有毛里塔尼亚以及阿根廷导演入选。而在以往戛纳的入围名单中,你还会发现乍得、菲律宾、乌拉圭等很多平时我们不太关注的电影国家。
就好像戛纳会选90年代的张艺谋、2000年后的贾樟柯。戛纳选导演向来是颇用心思的,因为那时候他们的作品恰好都能让戛纳更好的了解中国——那个对戛纳来说很陌生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与他们生活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国家。
发现不同,表明态度,同样是戛纳的责任。
编辑:Rena
携《西游记》亮相云南卫视推介会
本报讯 (记者 林芳) 前日,张纪中携新版《西游记》剧组亮相云南卫视推介会,该剧定于明年1月30日在云南等四家卫视播出。谈及此前《西游记》在地面频道播出时遭受的质疑,张纪中显得十分激动,直言《西游记》是一部关乎理想的作品,不应该受到如此“待遇”。而当被问及此前与“蜘蛛精”的潜规则传闻时,大胡子更是怒斥其胡说八道,“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真是非常无聊。”
新版《西游记》“出生”以来波折重重,先是地方台被延播广电总局勒令修改,随后张纪中又遭遇“潜蜘蛛精”绯闻缠身,而播出后又被网友质疑“台词坑爹,动画粗糙”。当天,张纪中及这些“波折”十分hold不住,向记者大吐苦水:“我们用近5年时间来做这一切,请大家不要侮辱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说句实话说我们动画粗糙的朋友,有没有把全集看完?不要看到一个镜头不满意就否定整部作品。”张纪中更直言,电视剧的代名词就是粗糙,“你说《阿凡达》十全十美,但它花费了3.5亿美元,我们比不了,我们一集才20多万美元。”
传统印象中,贪官与“潜规则”鱼水情深,想不到的是,不是所有贪官都如此,有些贪官甚至害怕“潜规则”。这两天,重庆展演贪官忏悔录。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在庭上忏悔时即表示:在房地产规划、开发领域中存在的“潜规则”让我感到害怕(5月17日《重庆晚报》)。
据称,梁晓琦利用职务便利,采用调整容积率和用地性质等方式,为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谋取巨额利益,先后88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589.3836万元。梁晓琦所得所贪,显然都来自于“潜规则”;没有“潜规则”,则没有这么一个千万级贪官。这样一个久经贪场、堪称健将的贪官,竟然会对“潜规则”感到害怕,可见这个“潜规则”海洋有多深。
当我们把这一切称为“潜规则”时,其实是很矛盾的。“潜规则”是什么?是那些见不得阳光的,在阴暗中进行的勾当。按照率先提出“潜规则”概念的吴思先生的说法,“潜规则”而今越来越隐蔽。事实却非如此。先后担任过重庆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贪官王斌,对此有着更多感慨。王斌介绍,一些房地产投资商有着一整套相当讲究的行贿手法:先是小额见面试探求助,事成后再加大筹码感谢;无事也保持小额相送,有事求助更方便;你怕收,他安慰你,甚至对天发誓,其实背后将账记得一清二楚;不收钱送物也行,只要你不推辞。王斌坦言,“我就是一个俘虏”。
从中不难看出,现在的“潜规则”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潜规则”,越来越明朗化公开化。这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已有认知,什么时候“潜规则”也像公开化的制度一样,已经行走于阳光之下?
过去老鼠不敢上街,现在老鼠不仅上街,而且公然调戏猫。这只能说明两点,现在的老鼠太猖獗,现在的猫太软弱。老鼠的猖獗,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猫的软弱。如果不是猫一再退让,视而不见,何至于老鼠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街之上?好比现在的房地产“潜规则”,地球人都知道房地产市场问题重重,虚高的房价里叠加了太多的腐败成本,然而这一现象,一直没有根本性扭转。是没有办法查明吗?开发商行贿的胆量很大,但手段未必高明,嘴风未必严谨。房地产开发有一套完整的链条,在这个循环中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上追下溯,顺藤摸瓜,能够牵出一大堆问题。这些年来房地产领域查出来的问题大多如此,一点突破,全局打开,沿着开发链条下去,抓住行贿商人不放,不难铲除房地产领域存在的“潜规则”。
“潜规则”的复杂之处在于,有人厌恶憎恨,有人喜欢享受。或许正是由于此一特性,导致现在的“潜规则”如同失去天敌的老鼠一样,逐渐公开化起来。而这,才是最让人害怕之处。
毛建国
普通人过节很简单,全家人聚一聚,吃个团圆饭,朋友们见个面,聊聊家常,而对于权势阶层来说,过节则意味着勾兑感情,进行钱权交易,打通关系等“潜规则”的大好时机,飞天茅台卖断货,北京的道路被送礼的车辆堵得一塌糊涂,海鲜酒楼的包间个个爆满,让过节衍生出如此多的额外意义。
在此,一同讨论一下过节“潜规则”的话题,你经历的,或者听说的,都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所有“规则”一旦曝晒在阳光下,就不再是“潜规则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曾经在《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主持人很吃惊,重复地问:“您再说一遍,是多少?”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也就是三公,一年9000亿。”
潜规则的势力和惯性远超人们想象,其本身亦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社会系统。没有系统的改革设计,缺乏制度和措施的全面配套,一次网络监督就像一次微风拂面而已。
中国的潜规则多。诸如公款接待、公车私用、公费旅游、抽豪华烟、喝极品酒,逢年过节笑纳“进贡品”、购物卡或其他“冰炭敬”,可谓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人们早就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办事不遵守潜规则便会处处碰壁;见权力者不按潜规则出牌,反倒认为异样,还要去揣测人家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放眼近些年曝光的送礼事件,“见光死”的也不少了,但“死”的终究只是具体的事件,这一事件背后的潜规则并没有死,依然在社会中运行得好好的,未损分毫。公款吃喝接待游玩的少了吗?公车私用的少了吗?逢年过节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送礼的少了吗?去岁中秋北京全城大塞车,北京市民早就领教过了。据闻,周久耕天价烟事件一出,许多人把极品烟都塞进了普通烟盒中。
“冰炭敬”本指清朝地方官员对京官(主要是本部门上级官吏)以夏季降温和冬季取暖名义上贡的银子,是一种例行的行贿手段。
2007年,曾有媒体做过调查,官员在过节收受的礼单当中,笔记本、摄像机等小件奢侈品排在首位,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有趣的是,在奢侈品的选择上,互不相干的行贿人仿佛“通过气”一样,手表一水儿欧米茄,手机偏重摩托罗拉,电器中索尼最多,而轿车则是风神蓝鸟占多数。从品牌上看,贪官收受的几乎是当时社会流行的世界名牌产品。调查中还发现,有的行贿者表面上是送礼品,实际上是把现金隐藏在礼品包装里面,以免直接送现金遭到拒绝。
2004年春节前,曾任城乡集团下属八公司党委书记和经理的王海涛和赵凤一来到聂家拜年,王海涛送给聂玉河2万元。赵凤一送了条鱼,他挖空心思地把10万元现金塞进了装鱼的袋子,以掩人耳目。
曾任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总经理的聂玉河在受审时表示:“在建筑行业,拿钱和购物卡拜年是种风气。如果硬是拒收,也就等于破坏了行业里的潜规则,日后不好做人。”
曾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的韩桂芝就曾在庭审中表示,在东北,过节期间送礼品已经成了“风俗”,也是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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