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3月1日消息(记者孙利 王握文 陈明)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我国首条中低速磁浮交通运营示范线昨天(28日)在北京开工,标志着我国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北京市昨天同时启动建设8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其中,由门头沟石门营站到石景山区苹果园站的S1线西段工程格外引人注目。这条线路全长约10.2公里,将采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交通核心技术。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磁浮中心学科带头人常文森教授说:“磁悬浮列车也是轨道交通,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车轮,车体和轨道之间没有接触,所以噪声非常低。”
目前,在世界上仅有日本拥有中低速磁浮列车的运营线路,我国上海曾引进德国技术建造了一条高速磁浮运营线路。常文森教授说,与传统的地铁和城铁相比,磁浮列车具有噪声低、振动小、转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等特点。
常文森表示:“离磁悬浮列车轨道10米左右噪音也只有64个分贝,轮轨列车有78个分贝。转弯半径小,正线可以小于100米,轮轨列车大概在250米到300米。”
常文森教授说,无论是上海运行的高速磁浮,还是北京要建的低速磁浮,都不存在电磁污染问题:“中科院电磁辐射研究所进行过多次测试,证明磁浮列车的电磁干扰和普通轮轨列车没什么区别。”
1. 控制论教授凯文·沃里克
英国雷丁大学控制论教授凯文·沃里克是一位另类的科学家,他志愿将自己的身体贡献于科学研究。2002年3月,沃里克允许英国外科医生将一枚硅芯片和100个电极直接植入他的神经系统中。
2. 微芯片
这种微芯片能够检测到神经动作电位,这是由脑皮层发出的一种信号。当一个人只是想移动一下肢体,但实际上并没动时,就会产生这种信号。
3. 沃里克的手
这项技术让沃里克教授能够通过互联网利用思维来控制电动轮椅和在某些实验中远程操作实验室中的一只假手。
4. 远程控制
通过挥动自己的手臂,沃里克能够像乐队指挥一样远程控制这些玩具车。
5. 传感器
沃里克利用这顶帽子上的传感器通过植入的电极将电信号发送回大脑中,这样他即使看不见也能够感觉到物体的存在。沃里克曾经计划在未来的实验中将 电极植入他的大脑中。但是,考虑到手术的风险太高,他决定等到年老时再实施这一计划,因为他现在还不想和这个世界说拜拜。(彬彬)
图为德国杜塞尔多夫海涅大学医学院梅·尤亨教授
2011年2月中旬,记者应邀来到了德国杜塞尔多夫海涅大学医学院医学统计学研究所所长梅·尤亨(MAU Jochen)教授位于克雷菲尔德市的家中。热情的梅教授将记者请到了宽敞明亮的会客厅,面对着落地窗外早春新雨滋润过的草地,围绕着他那跨越欧亚的医学合作梦想畅谈起来。
欧亚合作的重要性
简单介绍之后,梅教授并没有马上切入欧亚医学合作的主题,而是拿出了一张世界地图,与记者讨论起海岛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区别。梅教授说:“从历史上发达国家对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航海国家乘船渡海而来,打赢了就掠夺金银,打败了就乘船逃跑。这是典型的海岛文化,它们与亚非的交流是单向的,重在索取,而且不用考虑被殖民地的反击,因为当地很落后,造不出可以渡海作战的轮船。而反观欧亚大陆,你来我往,大家是邻居,居住在同一片广阔的大陆上(梅教授谓之曰‘长陆大里’),国家和民族间的交流是双向的,必须考虑后果,这是大陆文化的特点。”
梅教授接着谈到了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包括中俄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作用。当记者委婉的表示这似乎与医学合作没有关系时,梅教授微笑着指着中国地图说了一连串的比喻:“我不能游过海洋,但我可以走过大陆;你不能游过太平洋,但你可以走到莱茵河;老虎不能在海里跳跃,只能在陆地上奔跑;竹子不能在太平洋里生长,它只能生长在陆地上”。记者恍然大悟,原来梅教授是在解释同为大陆人,放眼于跨大陆联合而不是跨水域联合的重要性。
接下来,梅教授向记者详细讲述了在这片广阔的大陆上,大家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梅教授将欧亚大陆视为同一片土地。千年的民族迁移、军事扩张和丝绸之路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遗传痕迹。梅教授说:“2005年候鸟禽流感疫情引起了世界高度关注,原因就在于候鸟的常规迁徙路线可以从亚洲一直延伸到德国东北部的吕根岛。这充分说明医学统计研究必须将整个欧亚大陆综合起来考虑。而这也正是杜塞尔多夫海涅大学医学院医学统计学研究所重点关注欧亚大陆的两个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原因。”
宏伟的健康合作计划
从2007年开始,梅教授一直致力于规划设计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健康合作计划。梅教授认为,对更高水平健康的需求以及在欧亚大陆重新开始蔓延的疾病要求人们为“北起北海,东至黄海”的健康体系寻求相关的对策。为应对这一挑战,医学界应横跨欧亚大陆,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发展预防和医疗服务分工合作的科学概念。梅教授希望在欧亚大陆范围内选取一些有关键节点意义的城市,然后在这些城市的医学院校机构间建立科研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大力促进医学人才的培养,从而在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实施与欧亚人口健康密切相关的科研和发展规划。
梅教授将这一宏伟的医学合作计划命名为“横贯欧亚大陆的健康和医学研究”。经过近4年的酝酿和筹备,梅教授已经联系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多所大学和医学科研机构,首次相关国际会议“欧亚跨洲医药卫生合作大会”已于2010年11月22日至26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办。2011年的会议将在俄罗斯的萨马拉(Samara)召开,2012年则移师中国的上海。
梅教授为EARTHMed做了2010年至2025年的规划,并笑称这仅仅是“3个5年计划”。他列举了该计划的诸多目标,其中一个是疾病的地域差异,比如多发性硬化。然而,给记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系统生物学方法”。梅教授说,“精确的模拟整个人体系统很困难,但这一模型的用途十分广泛,在新药测试和宇航研究中的应用仅仅是它用途的一小部分。”
谈到合作计划的资金来源和期限,梅教授表示,该合作计划的一个特点就是各国研究中相对独立的执行能力,同时可以从合作中获益。他将组织中国、俄罗斯和德国的同行形成有统一方法学的专业团队,为联合研究并训练年轻人才拟定具体的研究计划,然后向各自的政府或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研究成果完全属于具体的研究者及其所属机构,大家定期召开国际会议交流探讨。用数学方法模拟人体系统,并用计算机预测人体对暴露因素及干预反应的合作计划可能会延续超过50年。
重要的是给年轻人创造机会
记者表示这么长的合作计划似乎对梅教授已没有太多实际意义。梅教授淡定地说:“重要的是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就像一座大厦,我们绘了草图或打了地基,剩下的就可以交给年轻的科学家,至于以后怎么建造或最终建成什么样,那就看他们的努力了。在这样一个大的项目里面,来自几十个学科的两代年轻人可以找到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两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采访结束之前,记者请梅教授谈一谈与中国多年合作的感受。梅教授略为沉思后说:“中国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科研经费也增加很多,但在医学方面还缺少大的项目来促进整体研究的进步。不少科研人员过于重视眼前的经济利益,眼睛只盯着美国,没有自己长远的研究规划,这对国家的未来很不利。中国可以将发达国家的整个工厂买下来搬回去,但工厂管理的理念和工人多年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是买不到的。在科学研究领域也一样,中国的科研人员必须脚踏实地靠自己,通过两三代研究人员的努力来积累这样的宝贵经验。”(李山)
通常认为塑料导电性极差,因此被用来制作导线的绝缘外套。但最近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当将一层极薄的金属膜覆盖至一层塑料层之上,并借助离子束将其混入高分子聚合体表面,将可以生成一种价格低、强度高、韧性好且可导电的塑料膜。
取得这一成果的小组由两位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专家领导,分别是保罗·麦里迪斯(Paul Meredith)教授和助理教授本·鲍威尔(Ben Powell),以及一位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专家亚当·米考林(Adam Micolich)教授。他们的这一成果已经发表于《ChemPhysChem》杂志。该项研究所依据的实验由前昆士兰大学博士生安德鲁·斯蒂芬森 (Andrew Stephenson)进行。
离子束技术在微电子工业领域被广泛运用来测试半导体,如硅片的导电性能。但将这种技术应用到塑料膜材料的尝试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起步的, 一直进展不大,直到现在才取得突破。麦里迪斯教授介绍说:“这个小组所作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借助离子束技术改变塑料膜材料的性质,使其具备类似金属的功 能,能够向导线本身那样导电,甚至可以变成超导体,当温度低到一定程度时电阻变为零。”
为了显示这种材料的潜在应用价值,小组采用这种材料,参照工业标准制作了电阻温度计。在和同类型的铂电阻温度计进行对比测试时,新材料制作的产品显示了类似,甚至更优越的性能。
“这种材料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几乎保留了高分子聚合物的全部优势——机械柔韧性、高强度,低成本,但与此同时它却又具有良好的导电性,而这通常可不是塑料应该具有的特性。”米考林教授说。“这种材料开创了一个塑料导体的新天地。”
而安德鲁·斯蒂芬森则认为这项技术最令人兴奋之处在于这种薄膜的导电性可以进行精确的调整或设定,这将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他说:“事实 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材料的导电性更改10个数量级,简单的说,这就像是我们在制作这种材料时,手里拥有100亿种选择。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制造出完全不导 电的塑料,或者导电性和金属一样好的塑料,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全部可能性。”
这种新材料可以利用现在的微电子工业常用的设备轻易地制造出来,并其相比传统的高分子半导体材料,这种新材料对暴露在氧气中的抗氧化能力也要高得多。
研究人员表示,综合以上这些优势,这种借助离子束处理高分子聚合物得到的薄膜材料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它是现代和未来技术的完美融合。(晨风)
文_Lizzie Buchen 译_胡雯雯 摄影_孙海
一个清冽的二月早晨,在美国加州的一条郊外小路上,一队缩在兜帽里的年轻人正拖着步子,奔向一座蓝色小平房。这群千里迢迢来自纽约甚至欧洲的年轻 人,正排队等着品尝2010年首批称作“Pliny the Younger”小普林尼的印度爱尔啤酒。这种啤酒是由当地一个俄罗斯河小酿酒坊出品的。前年那批在一周之内便卖光了。2010年这40桶消失的速度则是 8小时,它也因此成为了精酿啤酒爱好者网站Beer Advocate排行榜的第一名。
当百威、嘉士伯等大品牌都在将产品变得越来越清淡时,精酿啤酒业却忙着向另一个方向飞奔。这种添加了大量啤酒花,酒精度和苦涩度都极高的啤酒,正被越来越多人推崇。美国、英国、德国等传统啤酒大国是这样,连中国、日本这样的亚洲国家也出现了这个苗头。这个世界怎么了?
有些人天生就有奇怪的口味:臭豆腐、霉芝士……这些匪夷所思的食物在全世界都不缺粉丝。然而,人们对于甜的爱好和对于苦的憎恨却是一致的。从进化学 角度讲,这是有道理的。许多苦味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营养价值,不毒死人就不错了,所以这种偏好其实保护了我们自己。只要放一点苦的东西在舌头上,我们就会不 由自主地吐出来,或是分泌大量唾液把它冲淡。如果直接注入一些无害的苦味东西到胃里,大部分人会立刻开始恶心。
从这个角度想,喝苦啤酒就跟喝黑咖啡、喝柠檬汁、吃辣椒一样,是有点变态的。没有哪个神志正常的人会故意折磨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能接受甚至享受这些不讨喜的味道呢?
“你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越强烈,你平安无事后得到的快感就越大”
对于啤酒来说,它的酒精能让我们很High,这是让人愉快的。苦涩、浓烈的啤酒含有的酒精度更高,比如说小普林尼,11%酒精度可以跟红酒媲美了。 对于丰富泡沫的追求,也许是因为它能让那些浓烈的味道变得温和。同样,咖啡因的刺激也是茶和咖啡吸引我们的原因之一,就像人们为了尼古丁可以忍受烟草的辛 辣一样。
啤酒同样和另一种动物喜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碳水化合物。费城莫奈尔化学感官中心的佩尔察教授做过一个实验:如果给老鼠喂食两种不同味道的东西,其 中一种搭配碳水化合物,它们会很快喜欢上它。即使那些碳水化合物是直接注入它们的肠子,而非跟香味同时吃进去的。佩尔察和同事们还发现,如果一个人本来对 冰茶没兴趣,但当他喝的同时服下一颗能自动在胃里释放碳水化合物的药丸,就会对冰茶产生好感。
苦和烈的啤酒通常含有更多麦芽,后者能释放出大量糖分。而且,如果我们频繁地接触一样事物,对它的好感就会增加,这被心理学家称为“单纯曝光效应” (mere exposure)。此外,啤酒花不仅带来苦味,也会触发一些令人愉悦的香味:花香、松枝味、柑橘香。有些人甚至说苦啤酒有股大麻的香气——而这是有道理 的,啤酒花本身便属于大麻科。
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津教授认为,有些更深层的原因没有被挖掘出来。他指出,进化史一直在鼓励人们接触更多新感官,尽管我们内心混杂着好奇和恐 惧。一种没见过的浆果,也许会是新的食物来源,也有可能让你毙命。如果我们吃了令人生疑的苦涩东西却没事,那就意味着我们有了一种新发现,兴奋会取代恐 惧。
罗津教授把这叫做“良性自虐”(benign masochism)。“这就像玩蹦极找刺激一样,”他说,“你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越强烈,你平安无事后得到的快感就越大。”而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看来,人类是唯一会如此自虐来找快感的物种。
密歇根大学的神经学家贝利吉同样给出了证据。人类有不愉快的感觉时,即使那种感觉来自舌头,大脑也会悄悄释放一种类似鸦片的化学物,这和人类愉悦时 的大脑反应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快乐系统和痛苦系统是有重叠的,一旦重复受到刺激,它就会越来越活跃。而苦味正是一种刺激。”贝利吉解释说。
所以,那些年轻人一大早过去排队买酒喝,就是为了满足某种原始的人类冲动?也许是,但苦烈啤酒能在如此短时间内风靡,一定还有些更急迫的动力。
“当他们喝下那些昂贵的啤酒而非大路货时,也向外传送着一种高人一等、品位非凡的感觉”
俄罗斯河酒坊的老板希尔鲁佐无疑是这种风潮的第一见证者。在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开始酿造一种双份印度爱尔啤酒(Double IPA),当时鲜有人问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些啤酒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喝掉的。”他回忆。到了现在,双份印度爱尔啤酒已经成了销量增长最快的种 类之一。在啤酒鉴赏家们看来,这种曾被认为苦烈得难以入口的啤酒,如今只是入门级的饮料。
说到“鉴赏家”和“门外汉”,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了:啤酒不仅是一种提供能量的饮料,它也是一种社交饮品,一种让你表达自己和被社会接受的载体。在斯坦福商学院的托马拉教授看来,如果你能欣赏一种很小众的东西,甚至用一种自虐的方式,那么你会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满足感。
另外,苦烈的啤酒价钱更贵,这也是原因之一。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普拉斯曼教授曾在2007年作过研究,人们真的相信,同一种酒从标价90美元的瓶 子里倒出来时,比装在标价10美元的瓶子里要美味。不仅测试者的主观评分如此,连他们通过fMRI扫描出的大脑活跃度也如此。“当他们喝下那些昂贵的啤酒 而非大路货时,也向外传送着一种高人一等、品位非凡的感觉。”普拉斯曼说。
这些优越感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限量的精酿啤酒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尽管它们仍然属于一种小众消费品。清淡爽口的啤酒仍占据着主要的市场—大众喜欢它们容易入口的风味,还有那充斥着美女的广告。
这也让加州大学酿造科学系的退休教授勒维斯担忧,怕精酿啤酒业会因为过于强调自己的小众,走进一个死胡同。“我警告过他们,不要只为那些只为啤酒而活、天天在网站上写啤酒评论的怪胎酿酒。上帝保佑他们,但这种消费群体毕竟太有限了!”
有限,这是自然的,但这个市场也有着无限持久的生命力。布拉梅在俄罗斯河酒坊站吧台已经有六年了,曾多次感叹于精酿啤酒的魅力。曾有客人在朋友的再 三推荐下,来这里尝试一种没名气的苦啤酒。“他喝了第一口便想吐掉,可是,又忍不住每天都来点一杯。”布拉梅回忆,“两个星期以后,他已经无可救药地对这 种啤酒上瘾了。”
名词解释
Lager(窖藏啤酒)
窖藏啤酒源于德国,“lager”这个词是从德语的“lagern”(贮藏)演变而来,用沉淀在液体下面发酵的酵母酿造。此种啤酒市面较多,代表品牌如荷兰喜力(Heneiken)、美国百威(Budweiser),国内的青岛啤酒也属此类。
Ale(爱尔啤酒)
源于英国,一般使用上发酵酵母,发酵速度比下发酵酵母酿造法更快。其典型发酵温度在15-24摄氏度,酵母在此温度下产生出大量的酯类及其他的一些特殊气味,一些情况下会生产出有苹果、梨、凤梨、香蕉、梅子、李子味等水果味的啤酒。英国的New castle与Bass为此类啤酒代表品牌。
Stout(大麦烈性啤酒)
采用上发酵的深褐色啤酒,其原料是焙烤过的大麦芽,有浓烈的焦味,但泡沫柔细,饮后甘醇,深受一些行家喜爱,代表品牌是英国健力士(Guinness)黑啤。
Draft/ Draught(生啤)
又叫鲜啤,未经巴氏杀菌的啤酒,只过滤微生物,酵母容易变质。酒馆常见的扎啤就是一种生啤。
IPA(印度爱尔啤酒)
英语“India Pale Ale”的缩写。这是一种蛇麻草味道浓重的Ale啤酒,最早是为英国印度殖民地生产的,由于蛇麻草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便于远途运输而得名。
啤酒花
作用是平衡麦芽的甜度并适度抑制酵母。酒花给啤酒带来花香、柑橘香、药草香及很多其他风味。并具有抗菌作用且有助于维持酵母的活性。
酒精度
酒精是酵母代谢的副产物,对酵母活力有一定的破坏;一般情况下酿造酵母无法存活于酒精度12%以上的环境。一般啤酒的酒精度数通常在3%以下至14%左右。近年,啤酒酒精度不断升高,采用冷冻蒸馏法的,最高已经超过40%。著名的有2009年的“核战企鹅”(32%)。
麦芽浓度
指开始发酵时原料中麦芽汁的糖度。麦芽度越高,啤酒越烈性。一般8摄氏度以下的为低度,14摄氏度以上为高度(如黑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