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中新网南京5月20日电 (记者 吴瞳) “现在中国的大学生缺乏自立性,总是希望别人来替自己做选择。”20日,身穿银灰色外套,系斑马斜纹领带的日本籍作家加藤嘉一在南京先锋书店为其新书《加藤嘉一: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举行签售时作上述表示表示。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现场观众的深思。

“中国的父母喜欢替自己的孩子做选择,喜欢帮他们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这样其实干涉了孩子独立思考的空间,容易让孩子养成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加藤嘉一建议,应当给孩子营造一个独立的思想空间,管的越少越好。

“在日本的大学生,都会打工做兼职,这就是培养自己的独立能力的一种方式。而多年来我的观察发现,中国有不少大学生整天整天泡在宿舍里,打游戏、看电影,吃饭连楼也不下只叫外卖,大家似乎在比谁更宅。”听完加藤嘉一的叙述,现场观众发出一阵欢笑声。“我给你们三个建议:去打工、读经典书籍、进行跑步等体育锻炼。”

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加藤嘉一作为日本公派留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并于2010年获得硕士学位。此间加藤一直活跃于各大中日媒体、各种谈判场合,并撰写了《以谁为师:一个日本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日本的逻辑》《爱国贼》等一系列深受青年读者好评的图书。

在北大期间,加藤嘉一坚持到校外的肯德基打工。“虽然一小时只有8块钱,但我学会了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现场不少观众都认同地点了点头。

“我家里并没有太多家具与电器,电视有但是不经常看,各种书籍摆放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为了不让自己分心,能够专注于中日关系研究,加藤嘉一刻意给自己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国富论》、《资本论》这些经典书籍要在大学期间多读,读书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处于一种孤立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份孤独的力量,能让你在面对新事物、新思维的时候有一种饥饿的感觉。”

“跑步不需要同伴,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进行。”初中、高中时从事专业长跑运动的加藤对体育锻炼情有独钟。“在北大的时候,每当夕阳西下时,我都独自一人会跑到未名湖边,在时代瞬息万变的今天,未名湖那一汪不变的湖水成为我静心思考的最佳去处。”

“你们只有增加自己自立根生的能力,将来才能在社会中有所担当,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加藤嘉一语毕,全场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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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陶赋雯记者王晶卉

由江苏省哲学社科联、江苏教育学院主管的“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昨天成立。与会专家认为,在快餐文化的影响下,现代大学生普遍缺乏浪漫情怀,因此会写诗的很少。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陈义海说,新诗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红火过一段时间,是当时文艺青年追逐的目标,但是现在写诗的人却大大减少,也很难出精品,被公认的好诗,还是舒婷、北岛、海子等人的作品,这和社会风尚转变有关。近两年来,社会物质化倾向加剧,而追求精神层面的诗歌便呈现出与社会极不合拍的一面。

现代格律诗坛主编周仲器认为,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诗歌已经边缘化。特别在网络的冲击下,诗歌面临着发展的困境。不过他认为,作为一种抒发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诗歌不可能消亡,始终会有群体喜爱它。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说,如同抢救民国资料一样,现在要开展诗歌的抢救、发掘和整理工作。

“现在很少能发现大学生会写诗的了。”陈义海感慨,手机、网络进入生活之后,大学生阅读的时间大大减少,也不愿意沉下心来读经典,缺乏崇高感和敬畏感。

“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更浪漫,但我觉得上一辈人才更浪漫。现在大学生不会写诗、不会欣赏纯音乐,喜欢实用、娱乐,怎么能谈得上浪漫呢?”陈义海说。

他还指出,现在大学中文系很多教诗词的老师也不会写诗,只是从学术上研究古代经典,并不能给学生很好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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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苏州4月4日电 (李克祥)人间四月天,是踏青出游的最佳季节。但4日下午,在苏州太湖西山岛水域,一艘共搭载8人(6位大学生、1位导游、1位司机)的游艇与大船相撞。事故已导致2名大学生死亡。截止目前,仍有2名大学生失踪,另外4位伤者已送到医院抢救。

  苏州地方海事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确认,事故属实。6位乘客均为前来春游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他们正在组织寻找2位失踪的大学生。另外,4位伤者已送到事故发生地附近的西山医院救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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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伊特发明的三轮车“车载”洗衣机

  英国一名大学生发明了一种可由脚踏车提供动力的洗衣机,取名“滚筒车”(Spincycle),人们只需骑着脚踏车转悠几十分钟就可以清洗及甩干衣物,这名大学生希望这个小发明能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带来福音。

  21岁的理查德•休伊特刚从英国谢菲尔德哈莱姆大学获得产品设计学学位,他发明脚踏洗衣机是从一次非洲经历中获得的灵感。休伊特曾到非洲布隆迪的一家孤儿院看望儿童,并在那里用手洗了大约30堆儿童衣物。休伊特说这非常消耗时间,他认为肯定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最后他想到了脚踏车。因为脚踏车在当地很普遍,依靠它来为洗衣机提供动力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水,人们还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挣点钱。

  休伊特将一个洗衣装置安装到了一辆三轮车后部,人们只需骑着装满衣物、清洁剂和水的三轮“滚筒车”转悠10分钟,然后将脏水排出来再装入清水,之后再转悠10分钟就可完成漂洗程序,在衣物洗干净以后还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甩干”。

  休伊特表示,这项发明当前还在开发中,“我正在考虑把它装到自行车后面,使整个装置更能融为一体”。他说如果不考虑美观因素,还可以对这种洗衣机进行简化,以使造价更低。(信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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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在电机系的五年学习生涯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五年寒窗,留给我们最为骄傲的就是面对人生时可以自豪地宣告:青春无悔!
当我们刚刚从中学毕业,面临人生第一次选择时,正值祖国结束十年动乱不久,百废待兴,长期的闭关锁国,“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大学、对教育的回归正统颇有些陌生。我们这些初涉人世便在“阶级斗争”“反潮流,交白卷”中成长的少年更是不知如何选择自己的志向。
记得高考前填写志愿时,长辈以一种坚定的口吻告诉我:填清华大学。填清华的电机系,因为清华是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清华的电机系是中国最好的电机系。于是我以一种庄严的心情填下了第一志愿,把自己的理想交托给了清华大学电机系。
每当我见到当年的老同学,都忍不住要问:
曾记否,当我们第一次踏入清华园时,从南校门一直延伸进来的那条笔直的白杨树林荫道曾让我们年轻的心快乐地在蓝天放飞;
曾记否,当我们第一次踏上主楼西侧系馆门前的台阶时,那种神圣感是何等的刻骨铭心;
曾记否,当我们第一次扛起丁字尺在清华学堂做第一道制图题时,心中是何等的兴奋,是怎样地憧憬在“振兴中华”的口号中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曾记否,当年在一号楼楼道里围着唯一的一台电视机观看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时,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是那么的激动;
曾记否,在实习途中,蜷曲在长途列车的地板上小睡时,我们这些刚入社会的大学生是如何地装扮着成熟;
曾记否,毕业前夕,当我们相聚在往日熟悉的食堂聚餐畅饮时,我们是那么像亲人分别般的伤感,像开赴前线的战友般相互叮嘱!
我时常翻开五年大学生活记下的十几本日记,每翻开一页,我几乎能把那每一天的故事都回忆起来,仿佛又看到二十多年前,在清华园,在电机系,我们的青春之旗在高高地飘扬。
每一位在电机系就学的同学都会有共同的和自己的感受,清华园里那种严谨的作风,那种自强不息的氛围是所有清华学子受益终身的。电机系五年的光阴,留给我一生的教诲就是:为学之道在于严,为人之道在于德。
在那五个三百六十天的熏陶中,我懂得了只有“清芬挺秀”才能“华夏增辉”;只有“从我做起”,自己才能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当年虽然物质生活还十分匮乏,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都有着十分富足的精神生活;当年虽然在教学、实验手段上还十分落后,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却都从老师、课堂、书本上学到了扎实的基础课程,奠定了日后为祖国工作的知识基础。
那个时候由于经济拮据,同学们常常只是在暑假才回家探亲,寒假留校的同学较多。于是你可以看到大年三十的晚上,二教的教室里仍然灯火通明,不少同学还在伏案读书。你还可以看到,同学们尽情地享受假期集体宿舍不熄灯的“优待”,忘我地通宵学习。那种校风,那种对知识如干海绵般的渴求,的确是今生都不能忘怀的经历,是今天刻苦工作的习惯发端。
记得有一年的专业课考试,由于那个阶段自己的社会工作较多,没有认真学习、复习,结果成了班里唯一考试不及格的学生。自己当时的羞愧委实无法形容。但辅导老师王宝玲先生不是用严厉的批评对待我、训斥我,而是整整一个暑假,在教室里一对一地辅导补习。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下午,夕阳的余辉斜射进教室,当假期的校园里只有蝉鸣,我敬爱的王老师仍在面对她唯一的学生孜孜不倦地讲课、解答。那门专业课是我一生中学过的最重要的课程。王老师以她的为师之道教给了我为学之道。
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改革开放启动的时代。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也在泛动,比如校园的民主竞选,关于“人是自私的”公开讨论,“伤痕文学”、西方哲学思潮等。这些对我们刚刚踏入社会,思想尚未定型又长时期受僵化模式教育的大学生来说,确实是眼花缭乱。面对共和国的历史转型,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迷茫、困惑、彷徨、怀疑,直到激进。我自己就是属于当时思想比较活跃而又迷失了方向的大学生,一度在西方的思潮中沉浮。
198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公正、真实的阐述。此时,系学生组长李凤玲老师第一个找到了我,在系馆旁的草地上促膝长谈,细心地为我讲解了各种思想的困顿,鼓励我以积极的态度做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的当代大学生。
1982年初春,我随电机系一批同学奔赴燕山脚下的200号(核研院)参加党课学习。正是这次燕山之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选择了一个青年人应走的道路。在学习班里,白天听理论课,晚上系里的辅导老师和我谈心,特别解析了我头脑中的“三信”(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使我消除了疑惑、回归了真理。从学习班回来,我以平静而严肃的心情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自己的人生航道上设立了一盏不熄的明灯。至今我也无悔当初对信仰、对追求的选择。
(作者系清华大学1979级学生)
《科学时报》 (2011-06-13 A2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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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被就业”本身就是为了应付考核,现在再用考核去治理,自然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

近日,多家网络论坛频现高校毕业生“被就业”的曝光帖。网民多称,自己所在的高校为“刷高”就业率,不管是否找到工作,都要求学生找公司签“三方就业协议”,不签协议就不予毕业。这甚至催生出“签约代理公司”的灰色产业链。(6月8日新华网)

虽然教育部禁止将就业协议与毕业证、学位证发放挂钩,但正所谓“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个“薪”就是大学严重的行政化,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评比、考核,和就业率挂钩,这又便是“火上浇油”。

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曾表态:如果高校在就业率上有造假行为,教育部在审核评估高校工作时将实行一票否决,绝不姑息。但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就业率是事关大学生就业状况的核心数据,同时也是考量高校工作的重要指标。”(200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被就业”本身就是为了应付考核,现在再用考核去治理,自然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所以,在教育部门提出要一票否决“被就业”两年后,“被就业”还在各大学上演。“被就业”是表,大学的行政化才是真问题所在。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被就业”的问题就不可能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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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人看来,80后大学生,深入井下的采煤工,这两者几乎不可能有“交集”。但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六矿有个“采煤班”,全班12人全都是大学生,不仅有大专生,还有本科生、硕士生。

  80后大学生拿着遥控器采煤

  采煤是个力气活,在蜜罐子中长大的80后文弱书生,如何能胜任?

  这群大学生采煤工和普通的采煤工不一样,他们下井采煤不用撬杠不拿钻,玩的是高科技。

  他们工作的方式也与众不同:在地下800多米的矿井下,六矿“采煤班”工作的地方有个铁皮箱搭起的“集中控制室”,那里有电脑和操控设备。只需要在这里发出指令,便可实现割煤、移架推溜、喷雾的自动化操作。除辅助人员外,在正常情况下,整个采面只需要2人便可完成工作。

  整个班平均年龄只有25岁

  2008年8月,六矿领导班子开始组建大学生采煤班。

  很快,来自7所院校、8个专业的9名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采煤班”。

  如今两年多过去了,目前的六矿大学生采煤班共12人,其中硕士学历2人,本科学历2人,大专学历8人,主要来自机械制造、计算机等6个专业。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杨双林不过29岁,年龄最小的刘培才22岁,整个班平均年龄只有25岁。

  “年轻人脑子活,就是中”

  截至2010年年底,大学生采煤班已累计安全采煤300多万吨,占同期六矿原煤总产量的1/3。

  这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知识可以转化为生产力。

  大学生采煤班的杨双林经过长期观察,运用轧面条机的原理,就能完成整个传梁作业,既省力又安全。这个方法让老师傅们一试用,他们顿时啧啧称赞:“年轻人脑子活,就是中。”

  在大学生采煤班的首任班长谢绍伟看来,大学生安全意识较强,学习能力也超过普通矿工,对操作规程的理解更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观察,能够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处理问题敢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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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浇上水,《新华字典》就能长出向日葵,《孙子兵法》能长出“君子兰”,《本草纲目》能长出“人参果”……年仅20岁的女大学生符冰卉尝试在图书中种出不同种类的鲜艳花卉、绿植和中药。昨天,符冰卉的爸爸告诉记者,小符已拿到人生中第一个专利证书。

  外观是一本书,有封面、封底,但打开后,书里面有一个容器,容器的外形也像由书页组成的书,书的封面、书页、封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本完整的图书。而在容器内,可以种植各类花卉、盆景,如果你喜欢,还可以养鱼。符冰卉的爸爸告诉记者,女儿就读北京一所大专校的市场营销专业,对于女儿的这个创意,他非常自豪。“比如在中医药大学,我就建议成立个原生态图书馆,把本草纲目里的中药都制作成书,例如学生在翻看金银花是如何生长的时候,就能直观地看到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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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
从“打工难”到“民工荒”,从“天之骄子”到“农民工”,农民与大学生的形象反差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出现了一种“颠覆性”的角色转换,它折射出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拐点,需要对此慎思明辨,剥离出对现象的“无批判主义的实证描述”,而能够切中问题的实质对其进行“公共性批判的”推进,无疑这是一个根本性方案。这一点在当下“民工荒”与“大学生”之间对接的话题日渐涌现的时候,尤为值得注意。
因为,依照一种停留于现象层面的流俗的看法只能拘泥于认为“应该填补”与“不该填补”的二级思维中。在赞成应该填补“民工荒”的一方则是认为这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使然,而另一方则认为,填补则根本无法触及产业结构性调整。依照我的看法,两者之间的讨论都无视讨论的前提,即“大学生”与“民工”的明确定位。
有人说,“民工”还要什么定位,不过就是做一些无技术性工种,主要出体力活的人吗?当然这种说法没有错,不过太表面了,这也是在讨论该不该填补的时候总是纠结于“无技术性”工种不该让大学生做的原因。实质上,“民工”这个说法是一种矛盾。
首先,“民工”是“农民”而不是“工人”。这种说法可能有人不能够接受,实质上从现在成熟的工人制度的体系中,可以看到,工人劳动所得的报酬中,包含除了基本的工资之外,还有医疗费用、住房补贴费用、教育子女的费用等等,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可以肯定地讲,目前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地低于劳动力价值。所以,有人说同样的订单在“香港”要比在“深圳”劳动力低廉得多,原因就在于在“深圳”是按照“农民”兼职的“工人”发的工资,在香港则必须按照真正的“工人”来发工资。
其次,“民工”自身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民工”潮中,随着第一代,即上世纪80年代末生活窘迫走向发达地区打工者的慢慢退出,新的一代,即“80后”的民工逐渐成为了主体。他们自身由于观念与生活背景的缘故,对于城市生活的追求更多地要甚于第一代农民工,因为在第一代那里,他们做完活就回去“种地”,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本分”。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这里,则有着一种愿意留城,但是由于自身的“工资”还依旧是按照一种“农民”的兼职“工人”的工资发放的,城市的住房、医疗是他们所无所及的,这样一来,只能最后还是失望地退出“城市”。
同样,我们再来看“大学生”,依照教育自身的目的来讲,大学本身意图是要培养两种人,即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所区分的“技术性的知识分子”与“人文性知识分子”。在今天看来,这两者都出现了偏差,前者的“技术性”往往表现为书本的“技术”早已淘汰而现实的“技术”必须重学;后者的“人文性”更是十分的吊诡,因为市场经济中,人们似乎被膨胀在“货币拜物教”中顶礼膜拜,哪里还谈什么天命与良知。教育只能尴尬不知所措地来回周旋并唯“市场”马首是瞻。
现在,借助于这两个主体的分析,我们回到大学生填补“民工荒”的话题上就更清楚了。
首先,真正的“民工荒”是个伪问题,昭示了政府的“缺位”。如果还依旧崇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万能”手的话,那么“民工荒”最后必然导致的是企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空谈”。
于是,应该清醒地认知“民工荒”中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民工”如何处理“民”与“工”的关系问题、相应地就是农业政策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故而,政府应该促进在“工”的岗位上,必须按照“工人”的工资来执行。更进一步,政府应该在促进产业调整的同时,提供更多的企业扶持,推进“民工”的技能培训,生活状况等,不能让他们的梦想只在“春天里”,排除农民工定位的尴尬窘境,让其能够在企业真正留得住。
其次,由于“大学生”目前的就业难,其实更多地折射与反讽了教育的现状。在“民工荒”中,留下的位置依然是一些“无技术含量”的工种,以这种岗位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从短期来看,大学生总要吃饭的,但是,我们可以反问一句,那还要大学做什么,这样还不如直接将大学换牌为某某工人培养基地来的更有效。
教育的现状是不断地将学生往学历层次上赶,并且又在高校里再设立个三六九等的什么“211”、“985”之类不知所云意欲何为的称呼,让学生不断地追求只有读了这个或者那个才能够就业,停留于追求形式,而实质性的素质能力的提高方面离社会越来越远的教育现状。如何不让“民工荒”以大学生填补,这是教育部分待解的难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
《科学时报》 (2011-04-21 A4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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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面对“用工紧张”时不少单位给农民工开出待遇高于大学生的现象,成都人才市场的现场调查显示,45%的被调查应届生求职者认为这是正常的。
大学生要放低身段
湖北读者 丁寅
大学生学会理性看待“起薪不如农民工”现象,是一件好事。希望大学生们认识到,将现有的知识变成未来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还可能遭遇比较多的挫折。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变成普通的求职者,大学生接受起步薪酬不如农民工的这个过程,也是他们学会放低身段的过程。
大学生起步工资失去优势,是社会薪酬体系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所做出的合理调整。过去大学生享受较高的起步工资,是源于“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定律。现在,高等教育普及,有大学学历的人越来越多,起步薪酬相比过去不再有优势,这是对知识普及的正常反应,也是对刚步入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所能创造价值的合理体现。 一个合理的薪酬体系,应该既能让大学生摆正起步者的心态,又能激发他们的拼搏后劲。
理论知识是价值,工作经验中获得的实践知识也应该体现出应有的价值;脑力劳动是价值,体力劳动也同样在创造价值。如果我们一味在薪酬上向理论知识和脑力劳动倾斜,也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
低工资其实很无奈
江苏读者 李劭强
大学生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农民工工资超过自己,反映这个群体的成熟和务实。由于大学扩招以及产业结构的原因,大学生早已不再“物以稀为贵”,不能期待只因一个学历就“旱涝保收”。可以说,大学生的认同其实是一种自省——在市场化的坐标中,以农民工为比较对象,更清楚地衡量自身价值。
农民工工资待遇的提升值得庆贺,大学生对此的认同和接受也值得欣慰。不过,这种认同也可能传递出负面影响。大学生付出了更多教育成本,本应通过工作的选择和报酬的高低来体现。如果认可了大学生的低工资,难免在更大范围内滋生出“读书无用论”。因此,大学生就业的问题,不仅关系大学生,更关系整个社会。为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为了重塑社会对教育的信心,当正视大学生这种“低工资认同”背后的无奈。
脑体倒挂亟需铲除
浙江读者 汪彦玲
毕业生薪水不尽如人意,并不是市场规律的结果,而是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尚不完善带来的恶果。众所周知,当前产业集中在加工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更需要农民工这样的劳动力。各种统计数据都显示,当前的产业结构依旧吃着“人口红利”,农民工的工资比大学生高,是产业结构失衡、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如农民工提醒我们,当前的产业结构如果不升级的话,更多的人才将沦为更低级更廉价的打工者,沦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出现“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脑体倒挂”的现象。如今,大学生的工资不如农民工和上述情况相差无几。尽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强国”等口号常常挂在口头上,可“脑体倒挂”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只有摆脱“茶叶蛋经济”,升级产业结构,才能让各级各类劳动者都有尊严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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