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提起甘肃,人们自然想到水,奢侈的水!

  在甘肃中部,一处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接壤的地方,有一座有着400年历史的永泰古城,过往的400年,也是一部人类征战水荒与沙化的活剧本。

  史料记载,永泰城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月,次年六月完工。历经400年后,这座历史古城走过繁华与衰败。

  如今这里只有大漠荒烟,永泰古城里剩下的87户居民怎样生存?在生态资源频临恶化、耗尽的背后,这座镶嵌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古城池又将如何存续?

  记忆之城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将军李汶奉旨率军讨伐鞑 部落宾兔和阿赤兔等首领,双方在龙沙展开了一场数十日的大战之后,李汶击败了鞑 部落群首领,收复了大小松山,但这场大战也摧毁了这里原来的要塞。

  此后,晋升为三边总督的李汶上奏朝廷,要求在永泰川修筑永泰城。彼时,春色不绝于四季的永泰,第一次成为通往青海、河套、新疆和西藏的咽喉之地,开始具有了政治、军事、外交、商业发展的多重要义。

  这样的故事,在61岁的李崇仁口中述来,仿佛发生在昨天。李崇仁说,南依老虎山,东北接永泰川,西临大砂河的永泰古城,虽然一度为河西走廊东端门户,但最近几十年,已经濒临灭顶之灾。

  1953年春天,只有17岁的闫致祥(后曾为景泰县电力工程局工会主席)第一次走出了故乡永泰城,进入景泰县工作。他回忆,当时国家开始大规模搞建设,后来又是破四旧立四新。到了1958年,全国开始大炼钢铁,永泰城里100多棵大树被尽数砍伐,城里明清时期的庙宇高楼,也被一拆而空。

  “我们现在去古城,那里已经满目疮痍。”即便如此,闫致祥依然兴致勃勃地带记者去了他的故里。

  从景泰县城出发,乘车大约45分钟后,依稀可见永泰城墙。沿途是茫茫的永泰川。尽管已经到了3月底,枯黄的土地上却没有一点生机,一阵大风过后,黄土卷起的烟尘弥漫在田野里。

  “先有老虎城、永泰城和红水县,后来才有景泰城。”一路上,闫致祥滔滔不绝,他说景泰是历史上的边防重地,境内的古长城、古城池等遗迹很多。

  说是古城,其实就是一个自然村。

  沿途依稀可见一些土墩台,据说这样的土墩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沿途共有七十二个,一直通向甘肃省城兰州。闫致祥说,这是明清时期用于防范的信息台(当地人称为烽火台),如果发现有敌入侵,便从永泰城的第一个烽火台点火,依次传递,很快就将信号传入兰州。

  “在永泰城东南部有一块占地面积为500亩地的平地,这里就是当年的练兵场。操场中间建有高两米的平台(现已拆毁),台上建有三间坐北朝南的阅兵台,红漆明柱,雕梁画栋。”闫致祥说,这些古建筑后来全部都拆除了。今天,在离练兵场前约400米处,可以看到宽17米、高8米的射箭靶墙,墙上隐约可见箭簇留下的疤痕。

  如今,由于连年干旱,生活在城里的居民为了谋求生计,都已经陆续搬迁离去,解放初期的1000户人家,已衰减为87户。往日“酒肆商行,旗幌昭然;茶亭饭馆,四时飘香”的繁华不复存在。

  “连年干旱之后,村里的年轻人都搬到有水的地方去住了,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61岁的李崇仁是永泰小学的校长,他前几天刚刚退休,如今却当起了旅游宣传员。

  李崇仁翻开留存已久的本子,指着上面的留名和电话号码说:去年从日本来的两个游客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目前已经接待了许多国内外的记者和游客。

  在他身后,我们的目光穿过纵横交错的沙漠和连片干旱的黄土山丘,在那里,茫茫原野上已经很难见到树木,触目可及的荒凉,迫使更多的人向着黄河水源靠近。傍晚时分,整座城被呼啸而来的狂风包围。城内的牧羊人相继赶着羊群进城,由于外面没有水喝,几百只羊挤在城中的一口水井旁边喝水。

  临时演员

  历史已经过去,这座镶嵌在沙漠边缘上的古城,400年前是刀光剑影,如今还是刀光剑影,不过以前是古战场,如今是影视城。

  诸如《大敦煌》、《神话》、《汗血宝马》、《花木兰》、《老柿子树》、《雪花那个飘》等34部大型影视剧都在永泰古城拍摄完成。

  永泰城内有个村民唱社戏的大戏楼,这是包括李崇仁在内的370位古城居民的主要文化娱乐场地。随着影视摄制组的进城,如今这里却成为拍摄电影的主要场地,这也为城里的居民提供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收入。

  李崇仁的弟弟李琉仁开玩笑说:“我们都是演员。”

  让永泰古城走进电影的动力,与这里的历史有关。史料称,当年巴掌大的古城内有驻军两千多人,马队500人,兵营、练兵场、火药场、武器库、草料场、马场等一应俱全。城墙上有炮台12座、城楼4座,城下有瓮城、护城河,城南北两侧分别指向兰州和长城方向建有绵延数十里的烽火台。如此完备的设计,堪称中国古代军事要塞教科书式的典范之作。

  永泰城里的很多居民都做过群众演员。“跟着明星演员随便走走,一次能给30元钱。”李崇仁说,除了种地、养羊和做群众演员,这里的村民几乎再没有其他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残酷的水土流失与自然灾害,也迫使永泰城群众不得不去当群众演员。记者注意到,永泰古城周边的一马平川里,已经很难见到一方完整的黄土,而遍布四野的,都是沙尘。据当地农民介绍,受困于干旱肆虐、水利失修,为了保持土壤墒情,他们给所有田地里全部铺上了约3厘米厚的沙粒,他们的生活,也主要依靠于这些几乎常年不见雨的沙地耕作。

  “几乎每家都有三四十亩沙地,但有些人还是没有口粮吃。”李崇仁说,他们的一亩地春天下10斤春小麦的种子,秋天收割时只能打50斤。

  除此之外,永泰城居民的另一大经济收入是养羊。在永泰古城内,几乎每家都有养羊的习惯。“因为连年干旱,羊群没草吃,即使春草还没有长出来,城里人已经在野外开始放羊了。”一位老人说。

  放眼永泰城周围广袤的原野,猛烈呼啸的西北风里,原野上几乎见不到一棵树木,广袤的田野上依稀可见羊群走动。

  几乎同时,当地人赖以成为群众演员的道具——永泰古城墙,如今也摇摇欲坠。据村民讲,前几年城中村民为了取土方便,挖墙取土。而生活在永泰古城中的村民为了存放杂物,在城墙上挖了很多窑洞,用来存放车辆、圈养猪羊和堆放柴草等,如今的永泰古城墙上,有大大小小窑洞80多个。

  拯救古城

  如今的李崇仁,住在永泰城中央,他家的古宅是两间土木结构的瓦房,房子周围有高2米左右的院墙,院墙上开有一个大门,门板用木料做成,大门口设有香台。这和城内其他居民的房屋设施几乎完全一样,按照李崇仁的说法,这样的建筑方式是当地明清民居建筑的特点。

  在李崇仁的卧室里,挂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永泰城彩色照片,其中两幅大型彩照是航拍而成。李崇仁指着自家客厅里的一幅大型彩图说,这些照片都是前来这里游玩或拍电影的朋友赠送的。因为自己没有设备,根本拍不出这样的效果。

  毫无疑问,李崇仁已经将他的下半生与永泰古城紧紧捆绑在一起了。他说,自己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家里举办一个摄影展,内容全部是关于永泰古城。

  李崇仁说,摄影展也是对永泰古城的历史文物保护的一个促进。他的生活方式很简单,前几天刚种了一亩地的春小麦,剩下的20亩沙地不想种了,除了产量低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上了年纪种不动了。另一方面,永泰古城内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已经占去了李崇仁大量的生活空间。

  与一心想举办一场永泰古城摄影展相比,李崇仁更看重的是,永泰古城如何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保护。记者注意到,在文化部2006年公布的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永泰古城名列第一类古遗址第210号。

  李崇仁认为,除了政府的保护之外,目前也有村民自发组织参与保护永泰古城遗址工作。而早在1971年武威地区开展文物普查时就设立了永泰古城文物保护小组。1980年,古城被景泰县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家文化部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自此之后,永泰古城的破坏程度降低了。

  城里75岁的老人闫致祥主编的《寿鹿文化考》一书,详细记录了永泰古城的兴衰过程。据介绍,永泰城1606年冬天破土开建,于1608年6月建成。其城墙周长为1600多米,城墙高12米,夯层厚12至18厘米,城基宽约6米,占地面积318亩,外筑甬门,外门叫“永宁门”,内门叫“永泰门”。

  登上城池背后的老虎山鸟瞰永泰古城,整个城的形状为椭圆形,城门向南而开,门稍偏西。这个横卧于永泰川的古城池,极似一个海龟,所以当地人习惯性地将此城称为永泰龟城(即永泰古城)。

  春节前后,是永泰古城内最热闹的时候。3月5日这天,景泰县上万人赶往永泰古城扫墓祭拜。紧接着一年一度的庙会在永泰城内展开。城隍爷出府是永泰城内的民间祭拜活动,李崇仁说,这种民间文化娱乐活动已经延续了400多年。在永泰城东北角方向,是清朝时期的官署,如今,这个原址建成了城隍庙。

  另一方面,永泰古城的人为破坏也非常严重。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大量居民在城内开挖了多处地道,其中在西城墙中部最长的一个人工洞穴长17米、宽2.5米、高20米,可容纳100多只羊。

  据介绍,沿永泰城墙底部一周有一条人为挖掘的长约1710米、宽约1.5米、高约2米左右的防空地道,成为永泰城最大的风险。

  未来之困

  人类何以为生,历史何以存续?显然,生活在永泰城中的百姓,在经历一次次与沙化和水荒的抗争之后,仍然对未来茫然无措。

  3月的永泰城显得异常荒凉。令人更为忧心的是,如今的永泰古城已经陷入了生态恶化和异常缺水的艰难境地。

  由于人口加速迁移,如今在永泰古城内生活的87户人家,每家的耕地面积多达30亩以上,即便如此,他们如果不去做群众演员,仍会面临缺乏口粮之虞。

  随父辈在永泰城里生活了多年的闫致祥回忆,小的时候永泰城内水流潺潺,城里有很多大树名木。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这里就没有树了。

  “以前这里雨水很好,我父亲种的南瓜像篮球一样大。”闫致祥用手比划着说,他记忆中永泰城后面的松山上还是大森林,当时人们还在山上砍柴。几乎最近20年时间,山上的树也被砍完了,后来由于连年干旱再也没有长起来。

  记者获悉,永泰古城周围近几十年来生态恶化严重,主要表现为:水资源匮乏、土地沙化和盐渍化问题突出、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

  “古代时水磨沟的水比较大,永泰古城的护城河水就是从老虎沟引来的,现在由于干旱水变的小多了。”李崇仁也颇为感触地说,小时候当地雨水好,村里种的庄稼能长一胳膊长。近年来这里几乎不见雨,种的庄稼只有一尺长。

  在环境恶化的驱使下,永泰城中的居民不得不向外界转移。在黄河灌区工程完成之后,许多人都搬到有水的地方去了。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生活在永泰古城中的居民,主要依靠城中的两口井来取水。据李崇仁介绍说,清朝时期,祖籍在永泰城中的一代名将岳钟琪亲自领队,在城内东南西北和中央分别修有五口井,这五口井里的水是从城边的水磨沟引来的,水道全部用石块砌成,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夏天水旺之时还可以从井里取水。

  李崇仁说,前几天白银市旅游局的安局长到过他家,认为永泰古城内的居民不能全部搬出去。即使以后进行旅游开发,城内也需要有人气。

  三四月的永泰城,仍然一片萧条。郊外牧羊人用头巾将脸裹得很严实,只留出两只眼睛看羊。永泰城内370位居民何去何从的答案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希望通过对永泰古城的样本进行解读之后,能够再一次唤醒人们善待自然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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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工作人员正在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M1号墓进行发掘工作。当日,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M1号墓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考古专家通过“内窥镜”发现墓葬耳室内有精美漆器和竹笥,目前已暂停挖掘,将制定新保护方案。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是西汉大司马张安世的家族墓地,面积约为61600平方米。墓地核心为张安世墓园,墓地内共发现14座大、中型墓葬、6座从葬坑、1处祠堂建筑基址、4条壕沟。此次发掘的M1号墓是该墓地内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从而引发考古工作者的高度关注。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4月9日,工作人员正在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M1号墓进行发掘工作。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4月9日,工作人员正在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M1号墓进行发掘工作。当日,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M1号墓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考古专家通过“内窥镜”发现墓葬耳室内有精美漆器和竹笥,目前已暂停挖掘,将制定新保护方案。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是西汉大司马张安世的家族墓地,面积约为61600平方米。墓地核心为张安世墓园,墓地内共发现14座大、中型墓葬、6座从葬坑、1处祠堂建筑基址、4条壕沟。此次发掘的M1号墓是该墓地内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墓葬,从而引发考古工作者的高度关注。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新华网西安4月9日专电(记者 冯国、刘彤)记者9日下午从西安一处考古现场了解到,2000多年前西汉张安世家族墓园中一座贵夫人墓的发掘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考古专家在贵夫人墓唯一的耳室内发现了12件珍贵竹木器,其中包括1件精美的漆木箱和11件罕见的竹笥,初步判断其内珍藏的“吃喝享用”物品很可能是“山珍海味”。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西安凤栖原汉墓考古队领队张仲立说,张安世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张汤的儿子,因记忆超强、能力卓著、为人低调,成为高官显贵,其身后子孙历代为朝中高官近二百年。如今正在发掘的是其家族墓园中的一座贵夫人墓,很可能是其位及列侯的儿子的配偶墓。

  2008年以来,陕西省考古人员对张安世家族墓园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以来,发现绝大多数墓葬已被盗扰,随即对张安世墓及其夫人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包括铜封印、陶质兵马俑、玉器等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进而确认了这处墓群是西汉名臣张安世的家族墓园。

  张仲立说,根据“内窥镜”的探测成果,专家研究发现耳室内有精美的漆器和竹器。在今天多拆除了一些封闭耳室的汉砖之后,科技保护专家在保护文物的同时仔细观察了文物的情况。“我们发现竹笥如同中药铺一般,有些物体看上去如同山区产的菌类,有些好似动物的骨骼。根据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唯一的耳室中必然储藏着墓主人‘吃喝享用’的东西,如今看来很可能是‘山珍海味’了。”

  竹木器在中国北方的环境下长期保存十分困难,迄今考古发现的2000多年前的北方竹木器仍十分罕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部部长赵西晨说,按照文物保护预案,首先对处于耳室口部的漆木器进行了保护,通过喷洒药水让漆器实现保湿,并达到稳定和加固的效果,以便进行整体提取到实验室再进行更好保护。但是药水的浸入需要一个过程,真正能安全地提取到实验室或许需要一两周的时间,也不能排除一两个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西安凤栖原汉墓考古队队长丁岩说,除了精美的漆木器之外,11件用竹片编制的竹笥的保护更是难题。

  针对文物保护的现实需要,专家已决定暂停考古发掘。丁岩说,考古发掘中保护文物是第一位的,因此,研究院专家组现场决定,原来计划中主墓室的发掘工作也暂时推迟,何时发掘要看竹木器的保护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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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广西崇左市白头叶猴自然保护区5日透露,自3月下旬以来,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内发现两只疑似白头叶猴双胞胎幼猴,这在以往30多年的观察记录里从没有出现过。

  保护区板利站站长梁霁鹏介绍,3月23日,他首次在保护区拇指山附近用望远镜看到一只母猴抱着两只幼猴,幼猴均呈金黄色,相貌相似,疑似双胞胎,年龄在一个月左右。

  梁霁鹏说,保护区内有多个猴群,同一猴群内的母猴有抱养和相互帮带幼猴的习惯,但这只母猴不让其他母猴靠近自己的幼猴,若幼猴被抢还会动怒。同时,两只幼猴也不会离开母猴太远。

  经有关专家根据已掌握照片等比对,确定其中一只幼猴为雄性,但尚未确认两只幼猴是否是双胞胎。

  崇左白头叶猴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王爱龙说,作为灵长类动物,白头叶猴出现双胞胎是有可能的,但在以往30多年的观察记录里从未见到过。

  目前,国家林业局专家已到保护区考察。专家认为,白头叶猴一般一胎生一只,双胞胎现象并不常见。若出现白头叶猴双胞胎现象,说明它们在这里的生存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白头叶猴是中国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成年猴外冠毛和尾巴均为白色,因此得名。这种珍稀猴类在全球只有数百只,绝大部分生活在广西崇左市的宁明、龙州、大新、扶绥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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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空气吸收剂量率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3月19日16时发布 全国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空气吸收剂量率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3月19日16时发布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今日介绍说,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3月19日16时继续发布全国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实时连续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值。监测结果汇总图中绿色曲线代表监测值,蓝色柱体代表天然本底水平,绿色曲线均在蓝色柱体范围内。监测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辐射水平未受到日本核电事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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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空气吸收剂量率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3月19日9时发布 全国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空气吸收剂量率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3月19日9时发布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今日介绍说,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3月19日9时继续发布全国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实时连续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值。监测结果汇总图中绿色曲线代表监测值,蓝色柱体代表天然本底水平,绿色曲线均在蓝色柱体范围内。监测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辐射水平未受到日本核电事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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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民为保梧桐宁愿地铁改线 政府拟优化方案

  南京市政府接受市民“拯救梧桐树”提议优化地铁方案 城市发展与历史保护平衡话题掀波澜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3月15日早晨,“老南京”王少明再次倔强地赶到南京市城市管理局,作为南京“自然之友”环保志愿者组织的一名成员,他连日来都在为即将因修建地铁而被迫移植的千棵梧桐树奔走呼号。他的愿望很简单:留住南京的“绿色之魂”!

  3月初,因为修建地铁三号线和十号线,南京政府决定将长江路、太平北路等地铁沿线数个站点旁的梧桐树迁至别处。但这一做法,却引起很多南京市民的反对。

  为此,3月15日,南京市市长信箱专门就市民“拯救梧桐树”的提议进行了回复,回信说:“梧桐树是南京的重要‘城市名片’,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是南京靓丽的风景,也是南京市民对这座城市归属的精神寄托……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明确要求平衡好地铁建设与大树保护的关系,尽量少移或不移植大树。”

  一直以来,城市历史文化保护让步城市发展,从而无奈牺牲的事件数见报端。此次南京移植梧桐树事件再次引发各界对如何平衡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矛盾的讨论和反思。

  3月16日,南京东方商城负一楼咖夫卡咖啡厅,网友“暧昧猪”和同伴们一起,不停向市民们发放车标和绿丝带,半米多长的车标上,写着“爱我古都,保卫梧桐”几个大字,左边是一棵茂密的大树,右边则是一个禁止的图标打在白色的“砍”字上。

  民间:过半网友宁愿地铁改线

  根据南京当地的《金陵晚报》报道,长江路、太平北路两侧约50棵法国梧桐树,从3月3日开始被锯掉枝丫。随后几天,这些粗大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堆在路边。而这一切,都是为给地铁大行宫换乘站的建设提供方便。

  16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太平北路,南京市图书馆和江宁织造府遗址中间的这段太平北路上,不少带着安全帽的工人正在施工。市民吴欣告诉记者,就在这新修路面处,此前有一排茂密粗大的法国梧桐,“这里的梧桐树算是整个南京城最早的了,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砍掉真可惜,不过听说还会迁回来……”著名足球解说员、南京人黄健翔在微博上说:“离开南京25年了,但是,那里依然是我的故乡,梧桐树是故乡不可或缺的美丽元素……以后回去的,再也不是那个南京了。”

  南京市城市管理局宣传处处长徐少林告诉本报记者:去年8月,南京市城市管理局接到地铁部门的工作函,要求为地铁3号线、10号线迁移2600多棵行道树。后经各方协调,这一数量减少到了1100棵,其中约有200棵为法国梧桐,多为上世纪50年代初栽种的。

  事实上,树与路之间的博弈,在南京已非首次上演。早在2006年,南京为地铁2号线建设移走190多株民国时期种的梧桐树。南京市城管局称,移植的梧桐树存活率在80%以上。而据当地媒体追踪报道,移植的这些梧桐树中,68棵已经确认死亡。

  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孰重孰轻?网友在微博上发起“南京地铁建设和梧桐树保护谁更重要”投票。本报记者查看结果发现,54%的网友认为“梧桐树保护更重要,我宁愿地铁改线”。

  政府:优化方案骤减移植数量

  南京市民以及社会各界对“梧桐让路”行为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南京市政府的重视。3月15日,南京市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陆冰率领南京市地铁建设指挥部、南京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一同前往地铁3号线浮桥站、常府街站、夫子庙站等进行现场调研,重申了将尽量少移树的态度。

  “政府正在积极优化地铁规划方案,特别是对大树古树的移植,从严、慎重地进行审批,以后所有相关的大树古树移植都会先行公示。”南京市政府新闻联络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

  如何尽可能少地移植大树?南京市政府称,地铁指挥部曾采用多方案研究,重点车站在选址上更是提出几套方案进行比选论证。同时压缩站台宽度,减少出入口数量和尺寸,将地铁施工对绿化的影响降到最低。为了实现少移树,相比一号线和二号线的出站口,地铁三号线的站点会小不少。业内人士指出,这一改动其实是个两难选择,小出站口将面临地铁大人流的压力。

  随着各方的关注以及政府的重视,因地铁建设需移植的行道树数量正在骤减:根据目前的优化方案,地铁三号线浮桥站的站台设计,由原来的路西侧改为了路中间,这样一来需要移植的树一下子减少了188棵,需要移植的是西侧的水杉及东侧的薄荷山核桃,共142棵。常府街站建设,需迁移法国梧桐57棵,广玉兰2棵。而施工难度较小的夫子庙站,则只需移树八九棵。

  “树也是有生命的,我们要用尊重生命的态度来对待每一棵树的移植和养护工作。”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表态称,要尽可能让每一棵大树移植后都能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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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潘石屹动了复兴路的奶酪?

  无独有偶,就在南京迁移梧桐树引发广泛争议之前不久,上海刚发生过一场潘石屹改建复兴路之争。

  2011年2月9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在自己的微博上高调宣布:“在上海的复兴路SOHO开工了。”不料话音未落即遭遇质疑。

  此前,潘石屹刚因在北京建造的项目受到了“点名批评”。知名艺人宋丹丹在微博上甚至还求潘石屹“以后别再盖楼了”。

  就在此时,潘石屹在上海的项目开工,自然引发了“潘石屹在上海将会建造怎样一座大厦”、“会不会破坏周边和谐的历史风貌”等质疑。

  据悉,复兴路向来被文化界视为上海市民文化的载体,至今其依然基本保持着梧桐蔽日的历史风貌,老建筑一路伸展开去:有布尔乔亚式的公寓,有当年达官显贵的城中别墅,更有文人、职员住过的旧式里弄,钱钟书就是在这条路上的亭子间里写小说《围城》。

  建筑专家伍江指出:“我希望潘石屹不要把这块地看成是一张白纸,不要认为用推土机推掉以后,他可以无限发挥。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本来就非常好的一幅画,在这里加上更加有意思的新的亮点。潘石屹最好到这块地来,好好了解一些这个地方的历史、风情。不光是这个建筑是什么风格、什么立面,还有这里的生活,这里的小吃”。

  知名作家陈丹燕在就此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保留小店,你也可以保留那个教堂,你保留青石板,你什么都保留。但是如果生活方式没有被保留下来,那街区也是死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这幢楼里面所有的人都喜欢一样东西,就是葱油饼,整个南昌路上面,只有一个小店的葱油饼是上海味道,一直留到现在。每天早晨,我卧室的窗户是对着南昌路的,然后,葱的味道就开始上来了,大家都跑去排队买。我相信潘石屹可以把诸圣堂保留,但他不会保护这个阿大葱油饼”。

  反思:历史保护和发展如何平衡?

  事实上,城市历史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间争议和反思者可分成“保护派”、“发展派”两派。“保护派”声称,“一个城市如果罔顾历史,只顾眼前短浅的经济利益,最终还是会变得一文不值”;而“发展派”则讥讽,“老建筑保护者通常都只具有纯文人式思维的感伤怀旧,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

  独立策展人、艺术家欧宁说,自己从来不赞成“死硬”式的历史保护主义,“当我们讲到历史保护时很容易就进入一个误区,进入一种死硬派的历史保护主义思维模式里。有城市也的确是需要发展的,却往往被死硬派历史保护主义者的选择忽略掉”。

  他认为,政府应在历史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只要是老的东西,一砖一瓦也要死死守护不肯丢手,那是幼稚的表现,因为他们不知道城市更新中能触及多么复杂的细节”,“如今很多地方也具备历史保护意识,但依然极为有限,一般来说重点依然只是在单体建筑的保护,却往往忽略掉一个街道所具有的整体性”。


  这种整体性,也体现在群体的情感认同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政府决策的孔繁斌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南京梧桐树“移植”事件,“也许并不触及现行任何法律,但南京人热爱这些引以为豪的法国梧桐的情感,就是治理这座城市时必须遵循的自然法或习俗法。”

  矛盾的双方如何找到共赢的契合点?欧宁说,要把历史保护转化成新的发展,也许民间的自我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像北京的南锣鼓巷,最早只是有人在中戏旁开了一个过客餐厅,因慢慢地做得很到位,小业主开始跟风性地进行小型投资,让那条街慢慢地活起来,这便是一种良好的民间的自我发展。它们自己摸索出一种最自然的商业模式,既能够保留历史的痕迹,又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来激活这个城区。很多时候一个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来自于这些民间智慧的凝集,从而展现出最优美的自然纹理式的多样性,而不是硬性规划下的枯槁和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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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山森林分布集中,过去几十年(1970-1998)一直是森林采伐的重要对象,形成了广泛分布的块状皆伐迹地,地跨川西北、青海南部以及藏东北地区。而高山森林在维持源区生态系统稳定以及区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积极有效保护高山森林,加快大面积的皆伐迹地植被保护、恢复与持续管理,促进源区生态功能恢复已成为高山林区以及江河源区生态保护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年来,由于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及三江源保护区工程的启动,这一重要区域的森林保护和恢复重建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虽然对迹地造林与植被恢复技术有过试验研究,但是相关迹地植被恢复与森林重建的基础理论研究仍然比较缺乏,采伐迹地土壤性质及演替规律更是较少研究。长期以来,对青藏高原东部高山森林采伐迹地演替过程及其动态也仅有过概念性描述和记载。对高山森林采伐迹地次生演替恢复的理论认识不足,特别是土壤演变认识缺乏,使得当前的高山迹地森林恢复重建策略与技术措施缺乏针对性,导致现有技术应用常常失效,形成高山迹地造林成功率低的局面。强化高海拔林区采伐迹地土壤演替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无疑成为突破现有认识局限、寻找恢复重建与管理的有效策略的突破口。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包维楷课题组对采伐后4、5、10和17年的自然恢复迹地的土壤理化性质进行了研究,以原始冷-云杉林为对照,结果显示:随着采伐后年限的增加,土壤有机碳和全氮持续降低;有效养分和阳离子交换量明显受森林采伐的影响。通过退化指数综合比较发现,对采伐迹地放任不管,加上季节性放牧活动干扰,短时间内几乎所有土壤性质均呈现退化趋势。因此,改善对采伐迹地的管理是维持采伐迹地土壤质量和长期养分平衡的关键,停止人为活动(如季节性放牧活动)是采伐迹地土壤恢复的重要策略。
该结果发表于《土壤利用与管理》(Soil Use and Management)(DOI: 10.1111/j.1475-2743.2010.00324.x)。(来源: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更多阅读 《土壤利用与管理》发表论文摘要(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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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一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宫鹏、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牛振国和研究生张海英的来信,就中国湿地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呼吁加大对中国湿地的保护。以下为信件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中国的自然湿地消失的速度要比我们担心的更快。经过统计,我们发现1978至2008年期间,中国湿地消失了33%之多。其中有55%为内陆沼泽,很多都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土地开垦占到总损失的70%以上。
中国政府不断规划新自然保护区和启动湿地保护工程,使得情况正在改善。但阻止湿地消失仍需更多努力,应该对一些重要湿地进行持续性的监测,将湿地保护与流域综合管理解决方案整合在一起,并立法保护湿地。(科学网 张笑/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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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白狐

  14日,黄冈市团风县方高坪镇汤铺岭村村民秦细辉在山林中捕获到两只奇怪的小动物。昨日,经团风县野生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的辨认,它们为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白狐。

  昨日,记者在该县野生动物保护站见到了这两只小精灵,它们全身雪白,相互依偎在一起,神情有些惊恐,很怕陌生人靠近。稍大的一只白狐后腿被捕兽匣夹伤,已经无法行走,而小狐安然无恙(如图)。

  据该县野生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介绍,从现场分析它们应该是母子关系。白狐很重情义,看到母亲受伤后,小白狐也不愿意离开,依然相守在一起,直至被捕获。

  站长吴泉江告诉记者,针对白狐受伤比较严重的情况,该县野生林业部门正在积极与上级林业部门联系,为它们治疗。待伤好后放归自然。(胡秋子 罗保军 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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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时值春天,但浙江安吉海拔1300米以上的高山湿地——千亩田现在仍是枯黄一片。

  3月12日,天目山管理局科技人员杨淑贞等人来到这片人迹罕至的地区考察,当他们走近一个枯草包围的水坑时,却见有大量的生命体存在其中,大家顿时兴奋起来:是珍稀特有动物——安吉小鲵产下的卵形成的一堆堆卵囊,水坑旁还发现一条安吉小鲵的成体!

  天目山管理局表示,这是首次在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发现这种世界珍稀特有动物——安吉小鲵。

  安吉小鲵是一种特有的珍稀物种,世界上只有安吉拥有,并且是中国10个最濒危的两栖动物之一。

  龙王山自然保护区主任胡忠於介绍,它们一直生活在龙王山和天目山下的“千亩田”里,之前只是出现在龙王山领域的“千亩田”。在省林业厅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重视下,该古老珍稀种群近年来得到了有效保护,数量及分布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大。如今天目山保护区的“千亩田”也出现了安吉小鲵的踪影。

  名片 全球只有浙江有安吉小鲵

  安吉小鲵,学名:Hynobius amjiensis,是小鲵科小鲵属的两栖动物,也是中国的特有物种。全球只有浙江安吉的龙王山发现过安吉小鲵。数万年来,它们一直生活在这里,别的地方都没有,由此而得名。

  1992年,安吉小鲵首次被发现,2004年被列入全球极度濒危物种,珍稀程度与大熊猫、华南虎、扬子鳄等一样。但因为物种发现较晚,安吉小鲵的知名度并不高。

  安吉小鲵是一种极度濒危物种,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调查,安吉小鲵出现的范围不足100平方公里,分布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其栖息地面积和质量都在持续不断地下降。

  龙王山自然保护区主任胡忠於说,平时,它们生活在草丛中,以昆虫、蚯蚓、小鱼为食。两栖类动物却是人类生存环境最好的报警器。它被誉为自然环境中“煤矿里的金丝雀”。

  据悉,安吉小鲵可预警环境质量,它们是两栖动物,成年后靠肺与皮肤呼吸,外界物质容易通过皮肤进入体内,使得它们对周边环境相当敏感,水、空气、温度一有变化,它能迅速反应。
  龙王山自然保护区余立鹏告诉记者,2—5月份,这是安吉小鲵的繁殖季节,它们的踪迹偶尔能在千亩田看到,但是不刻意看还是很难发现,不在繁殖季节时,则更难看到。

  杨淑贞回忆道:“它们的体表皮肤呈青灰色,背面是灰褐色的,体表像泥鳅一样光滑,初看像壁虎,尾巴扁,最奇特的是背面上,就像人类的胸肋骨,肋沟很明显,而成体的安吉小鲵只有筷子的三分之二长。”

  保护 保护措施正在积极建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经将安吉小鲵列为全球“极危物种”。“安吉小鲵数量的有限使它显得更加珍贵。”龙王山自然保护区余立鹏认为,定居和互食是安吉小鲵致危的主要因素。

  余立鹏说:“安吉小鲵栖息的‘千亩田’是一片山顶峡谷间的泥炭藓沼泽地,海拔在1300米以上,四周环山,没有任何污染。与西溪湿地等平地湿地相比,这样的高山湿地,很难见到。”
  龙王山自然保护区主任胡忠於说:“安吉小鲵已知的分布范围极为狭窄,只认准‘千亩田’这块宝地,如果保护不当,绝灭几率很大。”

  同时,余立鹏介绍,安吉小鲵最大特点就是互食。几条安吉小鲵待在一起,不管水中食物有多少,它们总是喜欢吃掉同伴,这也使得这个种群存活下来的数量很少。

  危机 栖息环境和互食使种群濒危

  为加大对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龙王山保护区从2008年开始密切关注安吉小鲵的种群现状及其栖息地现状,并对其卵带进行人工孵育,经过近三年的实验,终于在去年成功孵育近百条安吉小鲵,并将人工保育的安吉小鲵放归自然,从而扩大它的野外种群,减少“大吃小”、“老吃弱”的互相残杀几率。

  余立鹏说,目前,对安吉小鲵的专项调查正在开展,以便弄清楚其生物学与生态学,分布范围与数量,从而进一步做好保护工作。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调查上首次对安吉小鲵进行的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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