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高晓松正不再慌张。本报记者胡雪柏摄

身为中国“校园民谣”的旗手之一，高晓松创作的《同桌的你》《恋恋风尘》等歌曲早已与人们记忆中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融在了一起。如今，已过不惑的他仍然精力充沛，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开演唱会、出新书、主持脱口秀……近日，高晓松做客京华茶馆，畅谈自己的心路与近况，他说，“我曾经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

□谈演唱会

用木吉他唱点成长

16年前，高晓松曾在南京举办过一场个人作品演唱会，用他的话说，“那一次是用荷尔蒙举办的演唱会”。而今，随着岁月的流逝，高晓松说自己越发怀念从前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4月28日，他将在北京万事达中心，为自己的作品全国巡回演唱会拉开帷幕。高晓松自己做主持，刘欢、小柯、老狼、叶蓓、郑钧、谭维维、萨顶顶等歌手登台演唱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高晓松认为，这个时代比16年前更需要一点安静的音乐。“16年前，整个社会很安静，我们却是一群喧嚣的孩子，弹琴、谈恋爱、叛逆、流浪。所以我说我们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现在这个时代很喧嚣，听不见铃声、钟声，甚至人家说爱你，你可能都听不见。所以我反而想开一场安静的音乐会，用木吉他，不喧嚣地唱点成长，让大家从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走失两个小时，静下来，听一听自己内心久违的声音。”

□谈过去

我的青春也很慌张

高晓松说，到了不惑之年，自己至少清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明白的事情就是我能明白的，我不能明白的事情我也不用明白。但年轻人不是这样。年轻人的慌张来自于你想明白每件事，但你永远不能明白这个世界到底真的是什么样。”他说，慌张是年轻最重要的标志，现在能够回想起来的青春几乎都是慌张的，而且跟得到了什么没关系。“我家庭环境也不错，读的是最好的学校，22岁就发财了，23岁就开林肯了，24岁就出名了，拿着三万块的大哥大了。但我就觉得这是一场戏，肯定有落幕的时候。”

在新书《如丧》里，他给1988年时的自己写了一篇文章。“1988年我刚上大学，那是我和北京共同最好的时光。在这篇小说里，我遇见了那一年的我，我告诉他后来发生的好多事情，告诉他我怎么把他的理想都没实现，钢铁就这样没被炼成。”说到这里，高晓松一直飞扬自信的脸上滑过一丝失落。“我有时想，那时的我如果真的遇见现在的我，真得哭死。胖了吧唧、满脸横肉、非常市侩、能应付所有的事情，也不再坚持什么东西，他肯定很生气。”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要想富，听左叔”，左小祖咒对记者调侃说。前日下午，左小祖咒来到方所书店，依然顶着礼帽，戴着墨镜，进行新专辑《万事如意LIVE》全球首发。这张DVD记录的是他2010年在世纪剧院举办的《万事如意LIVE》演唱会。“我的DVD在声音这一块做得很好，像U2、九寸钉、林肯公园的音乐，也不过如此”，左小祖咒向记者这样“介绍”。

不再固执于限量版

左小祖咒说，之所以制作这张DVD，是因为这两年他不能做演出，希望两年前的演出“让更多人看到”。两年前开演唱会，他就做了很大的准备，用12台高清摄像机拍摄，更多是为了制作这张DVD。

完成了整个演唱会的DVD制作，左小祖咒说，做了5000张，花费却还不到一百万人民币。现在这张专辑在淘宝上已经卖到500多张，而现在通过其他渠道一共销售1800多张，“限量版的事情是个矫情的事情，从《我不能悲伤的坐在你身旁之后》，我就没有做过限量了，”左小祖咒这样对记者解释说，“因为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复制品，不是当代艺术品，你卖书也是卖复制品嘛。”

曾因走音被观众撵下台

在随后的讲座环节中，左小祖咒与乐评人邱大立、媒体人蒋明进行互动。乐评人邱大立回忆说，2003年在广州举行的“时代的晚上———中国首届新年摇滚音乐节”上，左小祖咒演出的时候走音，观众用没喝完的酒瓶把他赶下去了。当时后台很多人气愤，左小祖咒不在乎地说，“他们不喜欢我的音乐没关系，我回去继续练呗”。而媒体人蒋明在看完整张《万事如意LIVE》DVD之后，用八个字评价说，“如此震撼，如此难听”。对此，左小祖咒表示欣然接受。

姜武和《精慌》主创人员合影

《精慌》电击治好阳痿死精症 姜武赞结局美好(图)

中新网北京9月1日电(蒲波) “性是手段，”导演黄兢晶8月31日晚谈到性喜剧《精慌》时表示，性之外要表达感情、夫妻关系，性不会是目的本身。

日前，反映都市白领情感的话剧《精慌》在北京上演，宣传卖点是“国内首部性喜剧”，引起戏剧评论者的关注。有评论文章认为，在《精慌》中，“性”的内容充其量是个点缀，打着“性喜剧”的旗号有文不对题的嫌疑。

对此，黄兢晶表示，《精慌》的“性”比重是很合适的。“性是手段，性之外要表达感情、夫妻关系，性不会是目的本身。”黄兢晶认为，美国的性喜剧也是表达青春的焦虑，如《美国派》写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不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性’不能被极端化，只有‘性’没有价值，”黄兢晶说。

《精慌》是从事影视编剧工作十余年的黄兢晶再度尝试舞台剧创作的作品。他认为，舞台有舞台的魅力，能做影视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剧本不能同时供电影、电视和舞台使用，”黄兢晶说，“影视剧本创作让我更了解观众的需求。”

在黄兢晶看来，“故事”对于话剧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得有实质内容。“现在的小剧场话剧要么是高深的自我表达，要么很无聊，和观众有距离，难以产生共鸣，甚至会不舒服。”黄兢晶说。他举例到，写死神选中女孩，跟普通观众有关系吗，都是悬在空中的构想。

“《精慌》实际上是有感而发，我这个年龄段，身边的很多人遇到类似的问题，《精慌》所反映的是真实的人生焦虑。”黄兢晶说，《精慌》要反映的是夫妻在遇到灭顶之灾时如何坚持，一起走过，解决问题。夫妻之间不一定是生孩子的问题，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夫妻困境”是大家都会理解的事情。

据此前报道，满江在看完该剧后表示，“精慌”一定会成为流行语，生活中真的是太多让人“惊慌”的事情，而压力生活下的男人也太容易“精慌”了。黄兢晶透露，《精慌》这一剧名是很偶然的情况下确定的，“我们给一个90后女生讲了故事内容，她脱口而出‘精慌’一词”。黄兢晶笑称，当然希望“精慌”能成为热词。

《金瓶梅》故事的开头是从《水浒传》借来的：武松景阳冈打虎后，与兄长武大郎相见，认识了嫂子潘金莲。潘金莲想要勾引武松未果，转与西门庆偷情，后来毒死武大。只是武松为兄报仇的情节被挪走了，然后把故事的中心场所放到了西门庆的宅院里。

《金瓶梅》的不知名的作者智力很高，又非常冷峻，他总是以一种深刻的嘲弄来描述人们兴高采烈却又毫无希望的喧噪；但他又是富于同情心的，能够写出人的不幸与悲哀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和《水浒》相比，潘金莲在《金瓶梅》中出场时，已经经历了丰富的人生折磨，并因此而变得悍泼。她是个裁缝的女儿，九岁被卖到王招宣府里学弹唱（属于家养的歌妓）。主人死了，她又被她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于张大户家”。到十八岁被张大户暗中“收用”了，又因为家主婆不容，把她撵走。而张大户特地做了精心安排，将她白白送给武大郎做老婆。不仅如此，还常常送些银两给武大郎做生意本钱。为什么呢？就是图个常有机会到他家里与金莲厮会。

武大郎连矮子也算不上，“身不满三尺”，是个侏儒。又且“头脑浊蠢可笑”，还“一味酒”。他不可能与风流俊俏的潘金莲般配，再加懦弱无能，是张大户挑中他的条件。而武大郎也从不曾真正把潘金莲当作自己的妻子，有时撞见张大户，也不敢声张，因为“原是他的行货”，自己不过是个拿了人的钱替人看管“行货”间或也占点便宜的角色。说实话，潘金莲除了不该毒死武大郎，做什么也不能算对不起他。

张大户死了，潘金莲活在一生最郁闷无聊的日子里，武松来了。“身材凛凛，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气力”，打虎的英雄，现任巡捕都头（县刑警大队长）。当然不是武松的错，可是难道不是可恶的命运拿他来勾引潘金莲吗？

况且武松也是有错的。最初的见面，兄嫂在家里陪他用茶，潘金莲还不曾拿出手段，那武松先自“见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作者的写法，暗示他心里受到了扰动。接着金莲想尽法子套亲近，问了“莫不别处有婶婶”？又问“叔叔青春多少”？再赞“若似叔叔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字”！一路下来，情态已近挑逗：“妇人陪武松吃了几杯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身上”，而武松呢，“吃他看不过，只低着头，不理他”。好大汉子，含羞似地只是低头，能不把事情弄尴尬？

初次见面，如此情形，武松也低了好久的头，不应该不知道危险。可告辞出门、正好将一切了结时，因潘金莲殷勤邀他搬家里来住，武松却满口答应：“既是吾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来。”潘金莲也只要求“是必上心”，没说日子，武松接口就答应“今晚”，着急了一点吧？当然不是有什么歹念，只是他心里有点乱。喜得潘金莲嗲嗲地一声“奴在这里专候”，事情就往更坏的地方走下去了。

终于到了最后摊牌，那个下雪的日子，燃着火盆，叔嫂二人对饮。潘金莲心热了，以为那边的火候也该到了，举着喝剩的酒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杯儿残酒。”却惹急了武松，一把几乎将妇人推了一跤，慷慨地宣布：“武二是个顶天立地的噙齿戴发的男子汉，不是那败坏风俗伤人伦的猪狗！嫂嫂不要这般不识羞耻１还宣称“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像是又要上山打虎的样子。当然，武松是英雄，紧急关头把持得祝可是，推女人干嘛？伸拳头干嘛？终究是太紧张，好像对自己也很恼火。

就算潘金莲惯于风月，但走到这危险的一步，终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站在悬崖上，武松绷紧肌肉挺直了腰，潘金莲就只好摔下去。下一次是西门庆，一场更深更罪恶的沦落。

同情潘金莲的人总想给她编一些另外的故事，譬如她跟武松是不是可以情节更丰富一些。但《金瓶梅》绝不会那么写。它写潘金莲生育于罪恶，她只有在以恶毒的方式毁灭他人也毁灭自己的过程中才能品尝到快乐，毁灭才是她的拯救。

　　在心理学中，说谎的蛛丝马迹备受人们关注。尤其在过去十年，全世界流行反恐，美国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培养国家工作人员如何识别谎言。

　　识破说谎者有多难？长期研究说谎的专家认为：非常难！如果没有经过训练，普通人识破骗子的可能性相当于随机抓瞎。

　　在识破谎言的领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教授R·爱德华·盖瑟尔曼是个大行家，其研究成果为数千名探员、警官、情报官员和军事人员提供了培训的依据。

　　他的研究能让我们当场把说谎者抓个现行。他和3名学生近日发表了一篇论文，总结了60个反欺骗研究，发现最可靠的说谎表现。

　　被问话时，说谎者尽可能少说话。

　　尽管他们话很少，他们常常会在别人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很自然地为自己说的话加上证明。

　　在回答问题之前，他们会复述对方的问题。

　　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审视别人对自己说话的反应，以检查自己的故事是否让人信服。

　　开始说话的时候语速缓慢——他们正在编故事呢——然后逐渐加快语速。

　　他们常会说不完整的句子。

　　他们经常会对自己做一些小动作，特别是玩弄自己的头发等“打扮行为”——对自己做的小动作与欺骗高度相关，而对别人做的小动作则与真话有关。

　　对他们施加盘问压力后，说谎者一般不会透露更多细节；说真话的人则会否认自己在说谎，并且说出越来越多的事情细节来支持自己的解释。

　　被问到难以回答的问题时，说真话的人通常会转移目光看别的地方，因为他们在集中精神思考；说谎者则很少这样看，即使转移目光也会很短暂。

　　加重说谎者的“认知负荷”

　　盖瑟尔曼还注意到，说谎者还会试图掩饰上述典型反应，反而露出狐狸尾巴，因为说谎者虚构故事，并且要说得令人信服，本来就让他们的大脑产生了很高的“认知负荷”。盖瑟尔曼建议用如下的方法进一步增加说谎者的“认知负荷”，直到他们受不了而露馅：

　　●问话从一般性问题开始，然后问需要尽可能多提供细节的开放性问题。

　　●当他们试图回答问题时，不要打扰，让他们自圆其说。

　　●让他们把事情倒过来再说一遍，例如：“好，现在我们整理一下你说的事情，但这一次你要从事情的结尾往回说。”（编译 伍君仪）

弗兰斯卡博士(科学网-kexue.com 配图)

　　科学网(kexue.com)讯 耶稣在基督教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你是不是信教徒，对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肉身和血液替天下苍生赎罪的事情都会有所耳闻。但一直以来对于耶稣是否有妻子这件事情，基督教却非常忌讳，从来都是避而不谈，认为这样的猜测是非常荒诞的。但实际上，在很多考古学家的眼中，耶稣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至少他有妻子这件事是有据可依的。

　　对于这一点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弗兰斯卡博士就坚信这一点。在3月6日初版的《每日邮报》上，这位女博士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论述了耶稣是有妻子的这一考古发现。她写道：“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他是神的代表，是上帝，但在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我和我的同事得出了一个非常令人不舒服的结论，这位上帝是有妻子的。”

　　弗兰斯卡论述了她在牛津大学的学习过程，翻译了很多圣经的英文版本，在此过程中她才知晓耶稣是在和多位竞争者进行角逐之后最终奠定自己上帝地位的。像圣经中的巴力、亚舍拉等都是耶稣曾经的竞争者。在如今的《圣经》中他们都是“假神”。

　　与此同时，弗兰斯卡还发现了一件令她感到吃惊的事情，亚舍拉像曾经被供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神殿中，她是繁殖女神。对于此弗兰斯卡开始思考，她究竟和耶稣有着怎样的关系，难道真的如圣经所言是巴力(恶魔的化身)的妻子，那么简单么？

考古碑文所发现的记录耶和华和亚舍拉的文字(科学网-kexue.com 配图)

　　在此时，弗兰斯卡也逐渐知晓了一些耶稣和亚舍拉的传闻，开始怀疑这是否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在BBC她专注于这一课题，利用更多的考古碑文和文献了解了耶稣和亚舍拉的关系。她写道：“20世纪早期发现的迦南沿海城名叫殷商古城，这座城市是在叙利亚，虽然不为人知，但是却发现了很小的亚舍拉像。殷商古城和耶路撒冷有着共同点，城市中的居民都是信仰耶稣的。如果耶稣是唯一的信仰的神，那么怎么会留存有亚舍拉的雕像呢？”

　　弗兰斯卡还跟随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破碎陶器，距今约西元前8世纪。考古学家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旅行商人的物品，上面写的祝福话语太过匪夷所思：“愿耶和华和他的亚舍拉赐福于我们”。这样确凿的证据彻底颠覆了耶稣的形象，而这也使得弗兰斯卡坚信上帝是有妻子的。

　　当然，她也明白通过考古文献来着证明耶稣是有妻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圣经》中耶稣是道成肉身，关于他和亚舍拉的事情都是背弃神的人编造的谎言。“但为什么这些证据一旦发现，就会引起基督教的极大惶恐呢？”弗兰斯卡在最后写道。

　　(科学网-kexue.com 卡卡西)

　　声明：科学网(kexue.com)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京华时报讯（记者朱雅清）2月16日，一段旭日阳刚向汪峰道歉的视频出现在网络上。在视频里，旭日阳刚表示“汪峰老师永远是我们的恩人”，“相信汪峰老师肯定会原谅我们”。面对视频，汪峰微笑，称自己不求回报，也不排除为他们写歌，只是短期内没有这个可能。

对于汪峰禁止旭日阳刚再唱《春天里》，二人在视频中首先向汪峰致歉，并解释说：“其实本来打算过完年就不再唱汪峰老师的歌了。如果换作我们是他，也会这样做，必须得尊重（版权）。”

旭日阳刚同时致谢汪峰，称其“永远是恩人”：“对汪峰老师的感激不能再说了，从出道到春晚，一直在唱他的歌，特别感激他。他一直在帮助我们，他永远是我们音乐道路上的恩人。”

据记者了解，这段视频由一档电视节目录制，并于前日在现场播放给包括汪峰在内的嘉宾看。汪峰看后微笑，感谢二人对他的祝福，并回应说：“我帮助他们不求回报，但不等于这件事就变了性质。这件事情道歉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事情中间他们做错了什么。其实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随着时间会越来越小，他们自身的强大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在录制现场，有嘉宾引用崔永元的建议“请汪峰为旭日阳刚写一首歌”。对此，汪峰声称不排除这个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旭日阳刚）本人也给我打过电话，我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我新专辑创作目前已完成，从制作到上市到宣传期至少需要半年，在此期间应该是不可能的。”

记者从央视了解到，告别了《春天里》的旭日阳刚，将在今天央视元宵晚会上演唱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作为春晚获奖演员代表，他们将再度登上央视舞台。

张仃（右）与毕加索

1947年，周有光在美国的一家银行工作，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一天，他的朋友、当时也在该校做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对他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他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

爱因斯坦早在17岁时就因憎恶军国主义而放弃了德国国籍，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1933年）后，他为了躲避法西斯迫害，接受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数学学院的聘请，做终身学者。爱因斯坦自称：我无法把自己从我的研究工作上撕下来，我已经被物理学抓得牢不可破了。

周有光见到爱因斯坦那年，他已68岁，因积极呼吁禁止使用原子弹、谋求世界和谐而成为和蔼可亲的“崇高老人”。周有光在《百岁口述》中回忆道：“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为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回国后周有光一直没有提过与爱因斯坦见面的事情。事实上，周有光是中国为数不多与爱因斯坦面对面说过话的人。他们见过两次面，聊过两次天。但有意思的是，这种如此值得炫耀的事情却被遗忘了50多年，直到晚辈们为周有光整理百岁华诞的贺册才被“挖掘”出来。

“小辈们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忘掉了。”周有光说，“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如果说周有光与爱因斯坦的两次见面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么同时代的另外两位中外名人的会面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们就是张仃与毕加索。1956年，张仃在巴黎见到了自小崇拜的毕加索。张仃生前回忆当时情形：毕加索刚睡起午觉，穿着短裤、背心从楼上走下来热情欢迎我们。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华，因为他已是最富有的画家，一张作品值几十万美元，没想到工作室里除了画作是新的，几乎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灰迹斑驳，沙发已经露出弹簧。可他好像熟视无睹，墙上、地上到处都是他的画作。

第一次见面，张仃将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作为礼物送给了毕加素。这份礼物给毕加索很大的震撼，因为在张仃访问毕加索之后不久，张大千也去拜访了毕加索，毕加索向张大千展示了自己临摹齐白石的中国画习作，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样的问题似乎依然耐人寻味。不过，历史显然让我们变得宽容，每种缘分都值得珍惜，每种追求都值得尊重。

岳飞像

岳坟

　　岳飞（1103-1142）是南宋时的名将，幼年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树立了“精忠报国”意愿。进入军旅之后，宗泽忧国忧民的高风亮节，更使他深受教育。一直身先士卒，勇往直前，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南侵的金兵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但是，当时南宋的皇帝赵构却对这位名将恨之入骨。因为岳飞感到“靖康耻，犹未雪”，他坚决要求将入侵的金兵歼灭，迎还被俘虏的徽宗、钦宗，这当然是好事情。可在赵构看来，万一岳飞的理想实现，金放徽宗、钦宗回来，那么皇位仍将由钦宗坐，自己的皇帝就做不成了。于是，他和奸相秦桧，定下了暗害岳飞的毒计。

　　这秦桧虽有一定才华，却是只贪图富贵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而且他和金邦的暗中勾结早就引起正人君子的愤恨了，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说秦桧的一味屈膝求和，乃是“反驱衣冠之俗，归左衽之乡；则桧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也”。并表示“义不与桧等共戴天”，“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话说得很沉痛，仍旧不能改变赵构的想法，赵构重用秦桧一如既往，胡铨反受到贬官的惩处。

　　绍兴十年（1140），岳飞又一次大败金军之后，驻军于朱仙镇，赵构深恐岳飞继续乘胜追击而迎还徽宗、钦宗，和秦桧商量之后，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第二年，即绍兴十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1.27），秦桧和爪牙万俟卨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

　　当岳飞从朱仙镇启程回临安（杭州）时，父老乡亲都想挽留，对朝廷的决策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岳飞也为之浩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但他还是坚决服从赵构的命令而行事。

　　这件事，历代都有种种议论，有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认为岳飞完全可以“抗旨”，不接受命令。明末清初的魏禧说得最为慷慨激昂，他的《宋论》认为“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岳飞）如虎，则朝廷安能制忠武哉？韩、刘诸公必不肯举师而歼忠武明矣。故忠武一日为纯臣，则举朝忌之杀之；忠武一日为叛将，则举朝畏之尊之。”魏禧距岳飞之死已四五百年，说说容易。当时要岳飞拿出抗旨的勇气和决心出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可是，正因为当时人们都知道岳飞是抗金的英雄，而秦桧则是卖国的奸臣，稍有正义感的官员，都不忍心做秦桧的帮凶去参加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所以最早负责审讯的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就挂印而去，逃入深山了。秦桧自然不肯就此罢休，又勾结万俟卨、罗汝楫等草草定案了。岳飞被杀害于风波亭，那是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1.27）的事。狱卒隗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把岳飞的遗骸背了出来，埋葬于钱塘门外的九曲城下北山之麓。

　　21年之后，孝宗赵昚即位，为了平息民愤，招揽民心，将岳飞的冤案予以平反，岳飞被重新厚葬于栖霞岭下。从此，杭州西湖之滨就有了岳坟。到了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又在岳坟旁边，盖了祭奠岳飞的忠烈庙。

　　按理说，为古代的圣贤、忠烈盖庙宇、修坟墓原是十分平常的事，但岳飞的事迹确实极不平凡，人们对他的敬仰与日俱增。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年的真相也逐渐暴露。原来秦桧这一陷害忠良的阴谋还和他的妻子王氏一起在东窗之下相互商量而定下来的，王氏起的作用也不小。当然，从此，人们也将王氏与秦桧并列为千古罪人了。

　　为岳飞的冤案平反，是好事情，但历史毕竟是历史，一切都无法重新来过。后来，人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把岳飞庙、岳坟修建得雄伟一些、整齐一些，布置得精致一些、周全一些，以求得内心的平衡。

　　在这种情况之下，岳飞的《满江红》成了凭吊岳庙、岳坟的人们的吟唱之词，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石刻被安置于庙中以供观赏，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引起了各方面的连锁反应，这一段历史应该改写，同时民间文艺作品也开始从各方面有所反映。宋亡以后，到了元代，无论南曲演唱的南戏还是用北曲演唱的杂剧，都出现了不止一种的《东窗事犯》或《东窗事发》，都把秦桧和王氏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

　　我们知道无论中外古今的名人坟墓，无论如何雄伟，如何古朴，其雕塑或壁画中之人物主要是本人，至多加上其夫人或子女，或属官，以关羽庙、关羽坟而言，往往有其子关平、其随从周仓之肖像出现，关羽走麦城之后，则死于东吴的吕蒙、潘璋二人之手，但关羽墓地以及任何关羽庙中都从未出现过吕蒙、潘璋之肖像。

　　明代正德八年（1513），都指挥李隆认为杀害岳飞的元凶是秦桧、王氏和万俟卨，在纪念岳飞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应该把这三个民族罪人的罪行重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样可以起到更好的教育作用，于是又铸了这三个人的赤身裸体跪在岳坟之前的铜像，陈列之后，效果十分显著，来凭吊岳庙、岳坟的游客有增无减。

　　但是，却又引来了意外的麻烦，因为人人愤恨秦桧、王氏、万俟卨的私通敌国、残害忠良，一腔怒火无从发泄，如今有了这三个铜像，虽然明知不是真的，发泄一下也好，有的用棍打棒敲，有的在上面大便小便，弄得很脏很乱，日子一长，铜像也被打得损坏不堪了。

　　万历二十年（1592），浙江按察司副使范涞决定重新修整一下，考虑到身为大将的张俊既不能主持公道，反而和秦桧一鼻孔出气，也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帮凶，于是将三人改为四人，也许因为铜的价钱较贵，就改铸为四个跪着的铁像了。

　　不久，浙江来了一位巡抚，名王汝训，他和秦桧的妻子同属一宗，觉得王氏赤身裸体地跪在那里有损王家的体面，心中为之苦恼，于是派人在半夜里偷偷地把王氏、张俊这两个铁像沉入西湖中。之所以再加上一个张俊，原是想单单去掉一个王氏铁像，会使自己的嫌疑更重些而被人发现，但是搬走两个铁像，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要动用人力物力，而且要冒惊动官府的风险，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搬的，所以人们都锁定是王汝训所为，他只好装痴装聋，一声不响。

　　好在万历三十年（1602），范涞出任浙江布政使，再次来到杭州，发现铁像已残缺不全，颇为遗憾。他当机立断，不再动用官府银两，就捐出自己的俸禄，很快把四个铁像修复一新了。当然，凭吊者还是经常用各种方式方法表示对卖国奸佞的愤恨，所以铁像还是弄得残缺不全，一片狼藉。

　　应该说，岳庙、岳坟在明代确是起了莫大的教育作用，正统年间出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皇帝朱祁镇被瓦剌部队所俘以后，他主张立朱祁钰为帝，以挫败敌方阴谋。瓦剌认为朱祁镇已无足轻重，放之回北京。朱祁镇重登帝位，却首先将于谦问斩。于谦生前十分崇拜岳飞，有《岳忠武王祠》七律一首：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中兴诸将谁降虏，负国奸臣主议和。黄叶古祠寒雨积，青山荒冢白云多。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在封建时代，皇帝为了个人的利益，往往六亲不认。赵构担心岳飞迎还徽宗、钦宗，所以一定要消灭岳飞，才安心做他的皇帝。而朱祁镇并不感激于谦不向瓦剌屈服，自己才能回来，反而怀恨于谦的拥立朱祁钰为景泰皇帝而必欲置之于死地。

　　因为于谦是杭州人，所以也被埋葬在西湖之滨，于谦坟离岳坟不是太远。他的《石灰吟》“粉身碎骨都不怕，长留清白在人间”当时就被人们广为传诵，也成了他的忠心报国、甘愿为之牺牲而不悔的写照，和岳飞的《满江红》同样成了名篇。后人凭吊岳庙、岳坟之余，往往也到于谦坟前致敬，表示哀思。

　　不言而喻，岳飞、于谦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而且有的人就用诗文记载了下来，明末民族英雄张煌言堪称为代表。他在沿海岛屿上集结民间武装坚决抗清，兵败被俘，被押解到杭州的中途，口吟《入武林》七律一首：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十分明确，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岳飞、于谦为师而进行的。张煌言死后也被埋葬在杭州西湖的南屏山麓。这已是清康熙三年（1664）的事情了。

　　历史的发展十分微妙，爱新觉罗家族建立了政权，号称大清，因为金代的完颜家族和爱新觉罗家族都属于女真族，因此对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也担心人们崇拜岳飞的激情会使抗清活动升温，因此悄悄地把各地的岳庙尽可能扩建、改建为关岳庙，称为武庙，以此冲淡岳飞的影响。

　　但在杭州，清政府遇到了难题，和岳飞坟墓在一起的岳庙没有办法改，因为关羽的坟不在杭州，如果硬将岳庙改成关岳庙，和岳坟不能配套，显得不伦不类。考虑的结果，是维持原状。既然民意又难违，索性将岳庙、岳坟整修一新，借以显示“圣朝”的宽广胸怀。

　　是啊！直接抗清而死难的明代民族英雄史可法的祠庙和坟墓，清朝廷也在民意难违的情况之下而让其修建、保存了下来。

　　因为人们对秦桧、王氏的仇恨始终很强烈，那四个铁像成为发泄仇恨的工具的情况也就始终难以改变，铁像的损坏成了老问题。到了雍正年间，已经面目全非了。浙江总督李卫上奏朝廷请求重铸，又怕自己引来祸患，在奏疏中再上了新的内容，说是用好的铁去铸造，反而抬举了秦桧等奸臣，应该用没收来的“盗贼”用的兵器，重新熔化，再去铸造。朝廷批准了奏疏，于是岳坟又出现了崭新的四个铁像。李卫为了“表功”，撰写了《岳忠武庙碑记》一文，记载了事情的全过程。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浙江布政使唐谟又重铸了一次铁像。

　　对学术造诣颇深的阮元，嘉庆年间出任了浙江巡抚，此人所到之处，不仅政绩斐然，有关文化、文物的保护、保存也很重视，岳庙、岳坟日益成为西湖之滨最受游客重视的景点，更使他要加以密切注意。嘉庆七年（1802），阮元亲自提出并监督了四个铁像重铸工程。接着同治四年（1865），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再一次重铸。

　　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布政使张祖翼重铸铁像，并写了《岳墓重铸四铁像记》，说：

　　益以人心义愤，积岁詈击，身首残弃，因命工又范之，缚跪如前状，殛奸四于既往，懔正气于人间，以告万世之为人臣者。

　　这篇文章认为由于人心之义愤，将铁像棒敲棍打，那是必然的。而且敲打的时候，同时会对秦桧、王氏等人的铁像痛加声斥，因此自然需要重新铸造了。而且认为岳坟这样的设计，有很积极的作用，可以“懔正气于人间，以告万世为人臣者”。看来，张祖翼在敬仰岳飞的同时，也注意到这四个铁像起了一定的“反面教员”的作用。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清代的统治，中华民国时期，岳飞的事迹和精神传播得更深更广了，《满江红》成了学堂里音乐课的教材，“怒发冲冠……”的歌声响遍校园。

　　在杭州，西湖十景虽各有佳胜处，而游客观光仍以岳庙、岳坟最为集中，甚至某些军阀也假作斯文，到岳庙、岳坟来怀古一番，或请人撰写对联送来，以美化自己的形象，这些当然成了笑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地名胜古迹都被文化主管部门纳入了有组织的管理计划之中，岳庙、岳坟是其中重点，更直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注。

　　1958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起到了岳庙、岳坟，根据整旧如旧的原则，对管理工作又有一番具体的指导。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四个铁像一切照旧，姿态也照旧。可以说明，周总理也认可了原来的设计，所以没有主张加以改动。

　　值得深思的是清代历朝皇帝都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来动岳庙、岳坟，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便挖开了岳坟，“四人帮”是如何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居然又趁人民不注意，把四个铁像不知弄到哪里去了。

　　当然，在暗无天日的“十年动乱”期间，人们也不敢谈论这些事情，但是却在无形之中暴露了“四人帮”内心的阴暗，对正义的恐惧。

　　“四人帮”倒行逆施，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绝路。改革开放的年代，岳庙、岳坟得到了较全面的恢复和整理。而且，被党和政府指定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基地了。为了环保，已经把铁像用透明材料“保护”起来，以免弄得十分脏乱。当然，事实上从岳庙、岳坟存在的第一天开始，无论青少年，无论老年、中年，就都在学习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了，到现在已经有七百年了。

　　“四人帮”在指使爪牙搬掉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四个铁像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自己也走上了身败名裂的绝路吗？真是历史无情啊！

　　杭州的岳庙、岳坟不仅仅是中国著名的名胜古迹，就其设计、构思来说，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既弘扬了民族正气，对大是大非作出了鲜明的判断，其爱憎对比甚为强烈，而且历史感与人情味都很浓郁，应该说也是中国历代人民群众智慧的积累。起到了历史教科书的作用，决不是偶然的。

　　但愿1966年的一度被毁是最后的一次，庄严肃穆的岳庙、岳坟长存，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长存。(蒋星煜)

　　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认为，乐观是健康情绪的关键。很多人读过诺曼·文森特·皮尔的《积极思考》以及宣扬“吸引力法则”的《秘密》，这些“积极”的书看上去似乎不错，于是所谓“积极心理学”近年逐渐流行起来，还传入了中国。但美国注册心理师克里夫特·拉泽鲁斯认为，健康的乐观和盲目的乐观存在巨大差异，后者有着严重的危害。

　　“积极主义”提倡人们总要看到生活中一切事情的光明的一面，让人对生活中残酷惨淡的现实视而不见，还阻止别人表达悲伤、痛苦、愤怒、寂寞和恐惧。在这些“永远保持积极”的人面前，你很难讲出自己的真实感觉，甚至觉得自己心里竟然还有消极的想法，也是一种罪过。

　　但心想事成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盲目乐观的人要求自己“笑对灾祸”，对自己反复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常常会使问题变得更严重——小问题如果被忽略、掩饰甚至否认，便会扩散和蔓延，渐渐变成大问题。

　　理性的乐观主义者在事情不顺或倒霉的时候，不会空谈世界多么美好。如何分辨盲目乐观和理性乐观？且看以下两种说法：

　　盲目乐观：“不用想太多，一切都会好的。”

　　理性乐观：“我们遇上棘手的麻烦了，事情似乎不顺，但如果我们一步步着手解决，还是能做点事情的。”

　　拉泽鲁斯认为，人们需要意识到在很多情况下事情已经无法改变。这很重要，因为接受现实才能有助于防止沮丧和抑郁，而盲目乐观和一厢情愿的积极想法有害无益。(伍君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