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虎城

关注南方科技大学已经许久了。

早在2009年朱清时院士刚刚接过深圳市聘书担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之时，笔者便在本报撰文《让大学改革多一亩试验田》，对南方科大的去行政化试验寄予无限希望。然而，4月29日，深圳有关部门的一纸通知却给“去行政化”试验蒙上了一层阴影：深圳将公选两名南科大副校长，且行政级别为正局级。记得朱院士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期间，便曾多次表示大学应当去行政化，实施教授治校。他亦是怀揣着这份理想在退休之后前来南方科大就任校长职位的。然而，大学改革何其难也，行政化早已深入到大学教育的骨髓，依靠一朝一夕的制度重建果真能适应早已变化了的世界吗？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在南方科大筹备过程中，朱院士屡次感受到去行政化之难处。你作为高校没有行政级别，但教育主管部门有行政级别，主管领导有行政级别，倘若朱院士不是曾经出任过相当于副部级待遇的中科大校长，南科大的运行想必会更加艰难。行政级别，在中国这是实实在在的物事，与之相联系的不仅是物质待遇，还有用车待遇、乘机待遇，乃至于办事待遇。你是副部级，去局级或者处级单位办事，别人自然客气以待，倘若你没有半点行政级别，迎接你的可能不是热情的笑脸，而是官腔官势。一所大学要想在行政化笼罩的社会中独善其身，难矣！4月30日，朱清时在接受采访时说，南科大虽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对接，也有困难之处。这种困难之处其实是可以想见的，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广东省都曾经表态支持南科大的改革，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学难免要跟各种行政机构打交道，怎么办？很难办。指望一个南科大一揽子解决中国高校乃至于中国政治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客观，也不现实。

然而，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所高校可以来实践教授治校的理想吧，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所高校能够在去行政化的路径上做一些改革试验吧，如果这一条路被堵死，办南科大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充其量是在深圳多办一所大学罢了，固然有其人才培养的意义，却再无教育改革的创新了。南科大在深圳创办所面临的困境无非是深圳相关行政机构的不完全配合，诸多行政掣肘在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这种掣肘并非市委书记、市长的几个批示就能够解决，这是中国官场长期以来形成的施政惯性，强大的惯性让很多自上及下的施政意志难以得到贯彻。政令既然可以不出中南海，也可以被关在深圳市委市府大院而不得落实。这很正常。如今做任何一个改革都会遭遇阻力，光靠着满腔热情和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而不充分估计困难，不想办法应对一个又一个的阻挠者，改革肯定会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最后流于无形，宣告失败。

南科大的改革亦是如此。困难是必然的，但南科大的改革有整个社会舆论的支持，有体制内远见卓识之人的支持，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不可怕，积极应对即可。在非原则问题上能妥协也略微妥协，比如在政府对接问题上，是不是两位局级副校长的聘请必须按照南科大已有程序进行，在学校内部无此级别，而对外则可对等以求办事之便宜？一旦时机成熟，则完全取消之行政安排？

搞改革，不容易。有时只能进三步，退两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