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模特在工作（资料图）

湘潭女教师状告北京画家王宏峥侵犯肖像权一案虽然二审尚未宣判最后结果，然而这件事却引发了社会对于人体模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尤其是“裸模”，这个在外界颇具争议和神秘的群体，这样的一群人目前是怎样的生存状态？这个行业目前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尴尬？经过成都商报记者在业内、圈内的多方采访，今天起为您揭开神秘的国内人体模特行业内幕——

成都人体模特现状

年龄大太数量太少收入太低

聚焦这个群体，首先要从这个群体的最大客户——艺术院校说起。艺术院校的学生，尤其是学习油画和雕塑的，画人体写生是必修课。人体模特也是不可或缺的“活道具”。学生描绘的模特，体貌越多样，显然就越能锻炼他们的观察能力和绘画技艺。

然而，梦想难以照进现实。就四川的艺术高校而言，包括四川美院，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形：10多年前老师画过的人体模特，到今天学生还在画。成都所有的高校，上千名艺术学生，都在共用着一小群不到20人的“老模特”队，而他们的报酬，从10多年前的每课时十几二十元，到今天依然还是这个价格……

裸模的真正“尴尬”：

不是不穿衣服，而是薪酬太低

著名油画家、四川师大文理学院副教授廖新松很早就曾对记者“抱怨”说，这些年，画来画去都是一群老模特。“从我自己上学的时候，到现在带着学生们画的，还是他们。看着他们一年年地变老，几乎没有新的面孔加入，很无奈。”据廖新松透露，目前成都各大高校的艺术院校，都在“共享”着这同样一批人体模特。“他们主要来自一个模特经纪公司。老板是两口子，自己也当模特。”

然而，当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这个模特公司的女老板时，她却坚决拒绝了采访要求。“之前有很多记者找过我，但我和我老公都没有接受。不管怎么说，做我们这行的都不太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些很传统的人，也只有很传统的人才会干这一行。”

川师大油画系主任陶晶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其实改革开放到现在，外界看待人体模特的观念早已不是问题，模特们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也很正常。“真正的难题，还是由于薪酬待遇导致的。”陶晶透露，差不多从十多年前开始，学校聘请的人体模特，待遇就是每课时十几二十元，到现在依然！“我记得10年前是15块钱一课时，现在也就20多吧，反正最高都不会超过30元。”

这样，一个人体模特在学校供学生们画上一天，也就挣个100来块，“而且他们有公司的话，公司还要抽成，最后到手里的可能就七八十元，真不算多。”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收入还不是天天都有的。

对于人体模特来说，这是他们的困境，对于画画的师生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困惑。“从10多年前画到现在，物价上涨了这么多，但报酬几乎没怎么增长，难怪质量好些的模特都去找更赚钱的活儿了，学校很难请到新鲜面孔。”廖新松说，“我这些年都是眼看着这些模特变老，画来画去基本上都成中老年模特了。”

高校使用的人体模特

主要是郊县农民，严格讲都不符专业标准

从美术专业的角度上讲，模特人选显然应该不断变换才是最理想，越多样越好。“人体模特不像时装模特，不一定要身材苗条或长相标准，但通常要求身体结构比较清楚、骨骼结构清晰，或者肌肉发达，总之容易把握人体特征的，然后就是有特点。”陶晶说。同时他提到偶尔也有画家能碰到出于对艺术的喜爱自愿当模特的，“但都凤毛麟角，可遇不可求。”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的呢？陶晶坦言，就是多年前形成的这个价格机制，一直没人去改变而已。陶晶说：“形成了一定规律，一般学校肯定不会去主动涨。而且虽然这些模特质量不怎么样，但又没有到影响教学的地步，所以也就这么一直拖下来了。其实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确实一时找不到改善的办法。”

据川音成都美院油画系主任刘勇介绍，在成都地区的美术高校担任人体模特的这个人群里，主要是成都郊县的农民，严格讲都不符合专业要求。“过去我们在川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会儿，课堂用的人体模特，首先还要进行形体检查，符合条件才用。现在基本是有人愿意干就行。”

“质量好”的模特不是没有，但都不会在高校长期工作，“别的地方有报酬高的，很快人家就走了。说实话现在干点儿啥不比这个挣得多呢。”刘勇也提到，目前艺术院校涉及人体绘画的训练不如过去多了。“教学和学习都多元化，涉及人体写生的课程减少，雕塑系和油画系需要的多些，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过去那么多。”

外地人体模特现状

价高点也就每课时四五十元老头老太太比较多

那么，在国内其他大城市和美院，人体模特们的待遇又如何呢？廖新松说，据他在北京进修期间所了解到的情况，北京的人体模特待遇要好过成都，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大概也就是每课时四五十元，顶天了。来当模特的人，也是年龄偏大，老头老太太比较多。”

著名油画家、四川美院油画系主任庞茂琨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从自己进入川美学习到留校任教这些年里，人体模特的工资涨过一些，但最近这些年都没涨了。“现在也就是20多块钱一个小时。模特嘛都没什么形体好的，都是农村里年纪比较大的农民或民工，和成都这边一样。”他也认同薪酬的原因，“这是个老问题了”。

《三个人儿两盏灯》剧照

很多大陆专家爱问我们：你们这么唱，京剧还姓不姓京？这问题很讨厌。好比京剧是一个人，他叫京先生。难道京先生20岁和40岁长一个模样？除非你认定京先生活到25岁就死了，以后的都不是他。如果都不是他了，你们作为京剧迷还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王安祈

王安祈在台湾眷村长大，村里的叔叔伯伯要么爱听河南坠子、河北梆子，要么爱听越剧、沪剧，王安祈的妈妈爱听京剧。王安祈5岁已经跟着大人去“国军文艺中心”看京剧，身边的人，大她二十岁的已经算年轻——这情况三十年没有变化。王安祈当上大学教授，在戏院里仍被喊作“小妹”。

“小妹”心生焦急，她太爱京剧，深深为这门艺术的存续担忧。她一边在大学教戏曲，一边以剧作家的身份参与京剧改革。1970年代名伶郭小庄创办的雅音小集、1980年代吴兴国创办的当代传奇剧团都曾请王安祈写剧本。

2002年，台湾大学戏剧系特聘教授王安祈接受了台湾惟一一家“公家”京剧团——“国光剧团”的邀请，出任艺术总监。王安祈一边听戏、一边教学、一边写戏，近十年间佳构不断：根据传统戏《御碑亭》改编的《王有道休妻》探索古代女性的性别意识；《三个人儿两盏灯》通过唐代宫中女同性恋的故事，写人生的千古寂寞；《金锁记》欲借张爱玲的苍凉笔墨，为京剧添一抹“恶的风景”；“献礼剧目”《百年戏楼》，从男旦、海派、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勾勒京剧的百年沧桑……

从5岁到57岁，王安祈见证了台湾京剧几死几生。

“以陆治陆”

今天的台湾，真正懂京剧——听得出长腔的韵味，分得出流派的观众已经不多了——真正懂行的大部分大我30岁。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京剧在台湾的衰落：以前台湾有一份私人出资的《国剧月刊》，这个刊物鼎盛的时期不仅在岛内发行，还向海峡对岸赠阅，他们跟大陆的京剧院团很熟。后来刊停了，变成《台湾申报》，发行量非常小，2011年停刊。

台湾还有一些票友，可票友最关心自己的演出机会，不大关心京剧生态。

几十年前，京剧从流行音乐变成传统艺术，从黄包车夫都会哼唱的民间剧种，变成了供人瞻仰凭吊的“国剧”。为了应对这种变化，1979年，郭小庄成立雅音小集，1986年吴兴国成立当代传奇剧团。他们那时候没有政治压力，完全是希望京剧能传下去。京剧界的自发改革刚刚展开，1990年代初，“大陆热”和“本土化”双双来袭。

1992年底，大陆第一支表演团体——上海昆剧院来台公演，隔年3月是北京京剧院，4月有中国京剧院、湖北京汉剧团，5月是河北省京剧团……非常短的时间里，梅葆玖、杨秋玲、刘长瑜、裴艳玲……都来了，老伯伯非常兴奋，纷纷跑去看故乡的艺术。

台湾的京剧演员那时很惨：要在媒体面前做出两岸相见甚欢的样子，公开举行拜师礼、对着镜头微笑，可心里想的是：我们的市场被你们瓜分了，正统入侵，我们本来就很边缘，现在更边缘了。

无奈中，台湾京剧界想出“以陆治陆”的办法：上演大陆的新编戏。戒严期间，大陆新编戏在台湾是“禁戏”，大陆京剧团来台后多演传统戏，台湾京剧界就捡起这个空档。

同时，“本土化”在全岛发酵，京剧经常遭到“立法委员”质疑：京剧为什么叫“国剧”？是哪个国家的“国剧”？三军剧团每年花掉一大笔财政拨款，究竟演戏给谁看？在质疑声中，1995年，三军剧团解散。幸亏有几位元老喜欢看京剧，裁撤后的三军剧团重组变成国光剧团，隶属的部委从“国防部”调整到“教育部”。

命虽然保住了，但质疑声还是很大，国光剧团成立后迫切推的理念是“京剧本土化”，在短时间内推出“台湾三部曲”——《妈祖》、《廖添丁》、《郑成功》。“三部曲”做得非常样板，像我这样的老戏迷看了很生气：剧团好不容易脱离军中，变成文教单位，应该发展它的文学性和剧场的艺术性，怎么又变成了政治八股？

“看戏又不是进故宫博物院”

2002年12月，我到国光剧团任艺术总监。2003年碰上SARS，2004年才开始正常工作。我很好命：那时候社会上对京剧合法性身份的质疑已经过去了。我给自己定了两个原则：第一不碰政治；第二不以国粹自居，退居边缘，京剧只是多元文化娱乐中的一种。

到国光任职前，我在台大戏剧系工作，有人劝我放弃教学，我不愿意。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一只眼睛在看外面，在大学里教戏曲，每天跟年轻人接触，等于做民调。

25年前我放《红灯记》，学生非常错愕，还有人哭——他自动把共产党置换成国民党，把毛泽东置换成蒋中正。过了几年再放，所有人都在笑。我十分清楚同一出戏在不同时代的学生中有什么反应。

2004年，我在课上介绍梅兰芳唱演的传统戏《御碑亭》：明代书生王有道进京赶考，妻子回娘家，途中遇雨，在御碑亭下躲避。一位年轻秀才刚好路过，看到亭里有一年轻妇人，就在亭子外站了一夜，两人一句话也没说。王有道考试归来，知道此事，生疑休妻……我还没讲完，学生已经开始爆笑，笑到拍桌子。他们问：老师，这种剧情现在还要演吗？

我非常尴尬，只能说：这个戏的唱腔很美，身段很漂亮。学生把脚翘到课桌上，反问：老师，你要我们看戏的时候只打开眼睛、耳朵，关上大脑吗？我只好说，这是古代女性的想法。学生说：我们买票看戏不是进故宫博物院……

现在的孩子离京剧，离中国的文化、历史越来越远。我不能板起面孔跟他们说：京剧里有那么美好的唱、念、做、打，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你们为什么不看？

“可是，什么是京剧的正统”

到了“国光”，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是京剧实验小剧场。小剧场是“以小博大”，以边缘对抗主流。27年来，我教了一届届学生，我知道他们他们一旦有钱去看表演艺术，往往是这个月看云门舞集，下个月看歌仔戏、苏州评弹、表演工作坊……

我们的竞争对象变大了：不是同一剧种内部的梅尚程荀，而是赖声川、李国修、林怀民、吴兴国、周杰伦、哈利·波特。我们怎么能告诉他，京剧一定是西皮二黄、四平调、高拨子、南梆子？

“京剧实验小剧场”做的第一个戏是根据《御碑亭》改编的《王有道休妻》。

学生在课堂上的哄堂大笑让我耿耿于怀。我问自己：《御碑亭》以后还要不要演？传统戏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如果以后都不演了，岂不太可惜？

小剧场可以解构、可以颠覆。可是我又不想很浅薄地把老戏里的男性沙文主义嘲弄一番。于是我转而写女性的内心：这个女人结婚十年，丈夫不解情趣，她的生命快僵死了。好不容易意外在大雨之夜，和一个年轻书生在荒郊野地的小亭子里相遇，很危险也很刺激。两人全身都淋湿了，双方一直没什么动静，但女人知道他在偷看。她有一种被偷窥的喜悦，这种喜悦让她重新发现自己的美……结局我没改，这个女人还是被丈夫休掉了。后来，丈夫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知道一切都是误会，又回来请妻子原谅。

有人说：不能原谅丈夫，现代女性应该像娜拉一样拂袖而去。可我觉得，中国古代女性不会这样选。我让两个演员来演妻子，一个青衣、一个花旦，青衣是温婉的外表，花旦是不甘的心。最后一幕，青衣要接受道歉，花旦轻拉她的袖子：你就这么云淡风轻？最后青衣跟丈夫回家，花旦不知道她该往哪里去。

我并没有把古典完全打散，它只是出了一下现代的神。戏做完，我们把它带回校园，学生们很兴奋。

2005年，我们做了《三个人儿两盏灯》，戏是我的学生赵雪君写的，她以前完全不懂戏曲。戏讲的是唐代宫廷里女同性恋的故事，我读到想掉泪，她写出了非常深刻的寂寞，从唐代的后宫贯穿到现代都会。我帮她修唱词，又请国光把这戏排出来。国光剧团带着赵雪君跑了台湾的好多学校，她变成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有故事要说的时候，你就说出来。没人规定京剧必须要写三三四十字句，二二三七字句——这个门槛一竖起来，京剧只能永远演王宝钏、薛平贵、四郎探母。《四郎探母》跟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

《三个人儿两盏灯》之后，我们做了《金锁记》。这个戏走遍了台湾的大学。

我儿子跟林书豪同年。我先生喜欢听老生的戏，儿子出生之后每天听的都是余叔岩、杨宝森的《一轮明月》，可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常说：“一轮明月干我什么事？”2006年《金锁记》巡演，我突然听到他在剧场里叫我，他的同学都在买票看这出戏，他就一起来了。后来我偷看他的博客，他在博客上写到：我好佩服我妈，今天《金锁记》看得我浑身一凛，回家把张爱玲的小说又看了一遍……

《金锁记》里有一场戏是曹七巧跟她丈夫讨钱。丈夫摸了她，她觉得很恶心，可是拿到了钱，把眼泪擦掉，把扇子一摇，喊一声“我来了”——好像满不在乎，可又可悲可怜，又决绝又无奈。

《金锁记》感动人的未必是某一段唱，如果哪位观众对其中某个画面有印象，三五年后能够再想起来，那一刻，他想不想得起来那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想不想得起来那叫《金锁记》都没关系。

2009年，我们带《金锁记》去北大。演后谈，很多学生留下来了，当然未必全是赞赏和喜欢。有一个同学问得很直接：如果央视春晚邀你们演三分钟《金锁记》，你们会选哪个唱段？我知道，他是在质疑我们没有完整的主唱段。

我很想回答：七宝楼台拆碎下来不成片段。但我没说，因为那样会冲撞到京剧的传统。可是，什么是京剧的正统，它三十岁的时候叫正统，还是四十岁时叫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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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大师裴艳玲

受著名导演林兆华之邀，64岁的戏曲大师裴艳玲曾以 《寻源问道·裴艳玲戏》为名，首次在国内以“陪练+讲解”的形式，尽显京、昆、梆表演艺术之精华。昨晚，她以一场精彩讲座压轴“第五届名家名剧月”系列艺术欣赏讲座。本周日，《寻源问道》将作为名家名剧月闭幕演出登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此前，她还将以自己的武戏专场作为预热。

以专场演出强调武戏也是“半边天”

无论是在看戏曲频道的节目时，还是在与专业人士的聊天中，裴艳玲都颇为失落地发现：文戏有派别，而武戏却没有派。但是在裴艳玲看来，这明显是对武戏的忽视，没有了武戏，戏曲就少了“半边天”，武戏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武术，它应该注重的还是 “戏”，“武戏也有故事，有情节，而且还该有文学性。看武戏不是看热闹，也该看品位。”

此次演出中裴艳玲精挑细选出几台武戏汇集成一台“京剧武戏”专场，其中包括由她徒弟主演的《挑滑车》、《文昭关》、《白水滩》、《武家坡》以及由她主演的《武松打虎》。提到自己一直挚爱的《武松打虎》，裴老一下子激动起来，并为记者现场演唱并分析起每句唱词中的文学内涵，“从唱词上看，这出《武松打虎》中的武松充满了书卷气。”虽说裴老已经年过六旬，心中却还有着演武戏的热情，且每天坚持练功不少于一个小时，“武戏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说放下就放下了，但是我不服老，还有童心。”

以《寻源问道》回应新编戏质疑

裴艳玲前段时间在深圳戏剧周上激愤发言，对当下新编戏提出质问：“别跟我说新编戏，这几十年，包括我自己的新戏在内，没一个是戏！”很多人说：裴老骂得好。提及此事，裴艳玲大方承认。因为对当下新编戏的否定，很多人说她守旧，但是裴老说：“我胆子最大了，从小唱戏就追求自由。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愿意墨守陈规的，但戏曲是靠传统吃饭的，无论你怎么玩，根源是要玩出艺术水平，而不在于形式的新与旧。”

《寻源问道》可以说是裴艳玲对于此事最好的回应，这出戏堪称著名导演林兆华与裴艳玲合作的“圆梦之作”。何谓“寻源问道”，裴老说寻的就是“行当”，问的就是“底线”。整台戏不扮戏，不化妆，不需要布景，不设主持串场，全场通过裴老的唱腔、动作、眼神去告诉观众自己所饰演的角色。整台戏包括了昆曲 《夜奔》、《探庄》、《乾元山》、《蜈蚣岭》中的一折，河北梆子清唱，以及京剧《洪洋洞》。“戏曲本身绝对具有这个能力，这出戏就是希望今天的人们静下心来，体会一下戏曲的源和道。”

1994年，唱戏前的舒适在勾脸。高桥亚弥子摄。

唱京戏是著名电影艺术家舒适一生的至爱，这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包括熟悉他的影迷当中，都是出了名的，但大部分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笔者也是因要为舒适写传记才探明其中的奥秘。

舒家最有出息的孩子

从严格意义上说，舒适是因为父亲和梅兰芳交厚才与京剧扯上关系的。

舒适的父亲舒厚德（1885-1949），字石父，排行第四，曾在上海广方言馆就读，品学兼优。十三四岁的时候，舒厚德因个子特别高大，虚报年龄16岁投考赴日本官费留学，竟被录取。1898年11月，他和吴锡永、陈其采、许葆英等一起进日本成城学校，接受军事预备教育，成为我国第一批留日军校生。舒适的父亲成绩非常好，射击等等都名列前茅，所以不久就成为日本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的见习士官。1902年3月毕业回国，历任沪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总统府军事咨议、军事顾问，国民政府参军处总务局局长等要职。1911年，26岁的舒厚德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成为中华民国最早的年轻将领之一。但因不愿意打内战，后来他去了当时的北平陆军大学（现为中国国防大学），担任中将教官，接着又索性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一起脱离军界，到银行工作。

1916年4月19日，就在老北京东城一个典型的四合院里，一个大名叫舒昌格、小名叫“京生”的小孩诞生了，他就是舒适。排行老三的舒适是最受父亲宠爱的孩子，还在十月怀胎的时候，父亲就“先知先觉”地对太太说，“你现在怀的一定是我们孩子中最有出息的。”而且，为了这个将要出世的“最有出息的孩子”，舒厚德出乎意料地决定告假，用当时还叫“洋车”的缝纫机，亲自把舒适的小衣服一件件做好。

后来，舒厚德的预言果然实现了，舒适像父亲一样，长成了相貌堂堂、魁梧刚毅的汉子，成为大名鼎鼎的电影艺术家，在兄弟姐妹当中也是最有威信的一个。尽管他没有从军，却能在银幕上成功塑造军人形象（譬如《红日》中的张灵甫），因为他不仅把父亲的名号“舒适”作为自己的艺名，而且遗传了父亲身上的军人气质。

舒适的父亲在北平陆军大学当中将教官时，每逢假期或稍有闲暇，喜欢和当年一起留学的军官们去听梅兰芳唱戏，一来二去，自己也能哼几句了，以至戏瘾越来越大，干脆成立了一个“捧梅团”，专为梅兰芳捧场。将军们俸禄丰厚，很想为梅兰芳慷慨解囊，但是，如果直接给钱，名角会有受辱之感，有损尊严，所以，军官们想出妙招，每场戏结束后，就买下全副行头，这就等于赞助了梅兰芳。日积月累，舒适的父亲买下的梅兰芳各式戏服越来越多，装满了四只描金的木箱，这成为他留给后代的一笔文化遗产。这种对京剧名角的追捧程度，与现在迷恋明星的粉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料，“文革”中抄家时被造反派作为“四旧”拿走了三只箱子，所幸有一只硕果仅存，被舒适最小的弟弟珍藏了起来。

“我们自己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全世界没有人会尊重我们。”昨日，国学泰斗季羡林的弟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来汉，与湖北大学学子畅谈“文化自尊”。

“中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比重只有2.5%，甚至不如公款吃喝占的比重高。”王岳川在题为《大国形象与文化创新》的讲座中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文化上缺乏实力和自信，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漠视和‘全盘西化’的思想让中国文化迷失了方向。北京798的艺术全部是从美国批发来的。《百家讲坛》讲了10年，还没把古人的四书讲完。”

中国应更重视在思想文化输出上对世界的贡献。王岳川提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西学著作1.6万多部，西方翻译中国著作才180部。他认为，这与学者缺乏文化自觉有很大关系。“现在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精力放在私利上，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文化使命”。

他表示，自己计划每年在国内作100场传统文化学术报告，并安排1个多月时间在国外讲学，做一名合格的“中国文化传播使者”。

王岳川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同时兼任日本金泽大学、澳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南大学等10所名牌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化研究，著有《发现东方》、《艺术本体论》等50余部著作。

清德化白瓷仙人乘槎摆件

清乾隆碧玉云龙纹洗

马未都

中国古董在国外的博物馆中总是披着神秘的东方面纱。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董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欧洲及美国。西方各国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大约都是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完成的，那时的中国可能是两千年以来的最低谷，所以艺术品价格极低，都是外国买主说了算，正因为如此，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品少有失窃。

这些年情况有些改观。由于中国的崛起，艺术品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迅猛涨价，美国金融危机后，最热闹的艺术品拍卖往往都是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关注，窃贼也会关注，这叫与时俱进。中国人过完清明节一上班，英国窃贼也上班了，4月5日夜，窃贼潜入英国达勒姆大学东方博物馆(Durham University Oriental Museum)，盗走了两件中国古董，一件是清乾隆碧玉云龙纹洗，一件是清德化白瓷仙人乘槎摆件，两件古董据该馆长说，价值两百万英镑，损失惨重。因为这个意外，达勒姆大学东方博物馆临时闭了馆。

国外博物馆的安保设备往往不如中国，中国现在什么都使一流的，而国外的设备常常是个摆设。我去国外参观博物馆时发现这类不大不小的博物馆参观者少，展品也经常平摆浮搁，顺手牵羊很容易。国外小偷少，所以多年以来他们防范意识松懈，他们不知这些年中国古董成了肥肉，成了大窃贼的觊觎目标。

但在欧美艺术品销赃很难，买销赃的艺术品不管买家知情与否都可能坐牢。东西一旦被窃，警方马上会发出失窃通报，详情告知社会，如果仍有人买了失窃物，就会惹上官司，许多人因此入狱。这种事在西方屡见不鲜，喊冤也没用。这一点中国人听了可能不甚理解，其实外国讲究东西来源清晰。

中新网苏州4月5日电(唐晓雯)国际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2012首届苏州·金鸡湖双年展将于5月在苏州工业园区揭开神秘面纱。4月5日，本届双年展总策展人、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在苏州表示，城市雕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城市的标志，是一个慢活，不要“大跃进”。

据悉，“双年展”以两年为一周期，进行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展示。吴为山认为，在这一模式下，艺术既可以经过时间的包孕得以积淀，又可以通过切实的展览得以推陈出新。仿佛大海潮涨的周期，在孕育、发展与交流推进的过程中，阐释时代与艺术的关系。每一个年轻的艺术家都是一朵浪花，在这浪潮中激荡升腾、融入升华。

吴为山说，唯美型的雕塑需要亲和力；激励型的雕塑需要震撼力；而区域标志性的雕塑是最难表达的，不能也不用刻意，更不是越大越壮观越好。“一目了然，回味无穷，雅俗共赏，喜闻乐见。”这十六个字精辟地概括出他对城市雕塑的理解。

开发建设十八年，苏州工业园区已有近五百座城市雕塑散落在园区的各个角落。吴为山对此表示赞赏。他说，目前中国共有十万多件城市雕塑，不同的城市雕塑有着不同的功能，需要各自独有的特色。

吴为山回忆说，十几岁时，他眼中的苏州充斥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文化。如今走进苏州工业园区，处处可见的圆融精神浸润人心，更是苏州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范。这大大颠覆了世人对开发区的偏见，在他看来，园区不仅激荡着深沉的历史文脉，更跳动激越的青春脉搏。改革开放，不仅使这里的经济发生巨变，更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这些都是打造苏州城市双年展的基础。吴为山介绍，双年展期间，将有近60件青年雕塑家的作品在金鸡湖中的李公堤展出，作品在材料运用及表达形式上都追求圆融，创新。还将辅以老艺术家的雕塑作品，表达出艺术薪火相传的概念。双年展还强调文化的民生，既要表达艺术家对生活的理解，也要表达苏州人民的情感。他说，文化要与时代、地域、民族结合才能深入人心。(完)

Jane Rapley

著名时装设计教育家、时尚思想家，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她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之后进入时装领域，成为设计师、产品总监以及管理顾问。同时，她投身设计教育事业长达36年，在此期间在多家艺术设计机构进行讲座，参与Texprint及英国时装理事会教育论坛，是多个国家团体的成员/管理员，并获得全国性学术委员会大奖、服装和纺织业主题协会学位、还曾获得英帝国勋章、皇家艺术学会会员、ACSD，于2010年获得了由伦敦艺术大学授予的学术领袖教授职位。

河南省某县城小学老师李国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有一次学校让班级组织学生去电影院看《绽放》，成人票价65元，学生票价40元。因为票价较贵，班里有一半学生没去。“在高票价下，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基本上接触不到课外优秀的文化艺术，更别提养成兴趣了。”

前不久，首都剧院联盟在北京30家剧院设置低票价区，以保证普通观众能以较低票价走进剧院观看演出。这一举措获得公众普遍赞誉。然而，电影、话剧、音乐会等文化休闲活动的高票价仍困扰着很多普通人。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全国31个省（区、市）1223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5.8%的公众批电影、话剧、音乐会等票价过高。受访者中，80后占52.6%，70后占26.7%；84.8%的人为在职人员。

93.4%的人期待电影等文化休闲项目降低票价

因为电影票价太贵，山东省东营市某建筑公司职员李盟，平时都在网上看电影。除非有评价特别好的电影，他才会和女友去电影院看，“男生都爱面子，肯定还要买点儿零食、饮料，东西都得在电影院指定的摊位买，花销自然就大了。”

他算了一笔账，在东营市，普通电影票价50元，两张100元，两瓶饮料10元，大份爆米花18元，看一场电影最少要花128元。“我一个月才挣2000元，看电影算奢侈消费了。”

四川省某国有造酒企业职工谢丹发现，每次去电影院都看到里面空荡荡的，有时一两百个座席的放映厅也就十来个人，实在浪费资源。“我们这儿是县城，人们收入不高，但电影票价几乎跟成都、上海等大城市持平，一般的电影票价都要80元。很多想看电影的人都舍不得花这笔钱，电影院又空置，票价为什么不能降降呢？”

调查显示，74.8%的人平时较少有文化休闲活动。86.1%的人认为电影等文化休闲项目不应成奢侈品。

据美国国家剧院业主协会统计，2011年第三季度美国平均电影票价降至7.94美元，美国月收入3000美元的中低收入者，看一场电影的花费只占其收入的0.2%。而在我国，即使以3000元的月收入计算，每张60元的普通电影票仍占人们月收入的2.0%。

调查中，93.4%的人期待电影等文化休闲项目降低票价。

哪种文化休闲项目最该降价？82.1%的人首选“电影”，60.3%的人选择“演唱会”，56.5%的人选择“音乐会”，42.8%的人选择“话剧”。80.5%的人认为电影票价降到30元以下比较合理。

71.2%的人忧虑高票价让普通人对文化艺术望而却步

河南省某县城小学老师李国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有一次学校让班级组织学生去电影院看《绽放》，成人票价65元，学生票价40元。因为票价较贵，班里有一半学生没去。“在高票价下，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基本上接触不到课外优秀的文化艺术，更别提养成兴趣了。”

虚高的文化休闲活动票价会带来哪些影响？调查中，71.2%的人担心会让普通人对文化艺术望而却步，63.5%的人认为不利于文化艺术创新和健康发展，62.4%的人指出会妨碍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和修养的提高，54.5%的人认为不利于培养青少年文化艺术兴趣。

对于电影票价高的原因，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李道新指出，这首先是因为电影市场的垄断结构造成的。制片、发行、放映等各环节都存在壁垒，没有真正进入自由竞争的层面。其次，从制片方到放映方都拼命追求利益最大化，没把老百姓的观影愿望和文化需求放在重要位置。此外，我国目前电影产品有非常态和单一化倾向。现在进入市场的往往是制作成本高的大片，中小影片更多的是通过网络或者其他方式传播，大片的单一存在也导致了票价虚高。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认为，一些话剧等文化休闲活动票价高也有道理，比如有的演出质量很高，投入很大，定价高才能收回成本。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很多演出活动盲目逐奢，明明可以做中低端市场非要奔着高端去做。另外，国家在财政补贴、免税和演出市场环境等相关方面政策也不健全。

调查显示，64.8%的人认为票价定价机制不合理导致文化休闲活动票价虚高；50.9%的人认为原因是赠票所占比例过高，成本转嫁给了购票的消费者；49.7%的人觉得原因在于制作、演出成本高；另有47.7%的人认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和扶持不够。

当人们把看话剧电影作为生活方式，文化才能存延下去

江苏省无锡市市民张腾告诉记者，最近当地的华谊兄弟影院在做“两元公益电影”活动，两元可以看8部电影。之前电影院里基本上是年轻人，而且人很少，现在电影院里男女老少、学生、外来务工人员等坐得满满的。

据了解，目前全国各地陆续推出“两元公益电影”活动。以北京市为例，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市政府拿出500多万元财政补贴，在全市78家影院安排放映了百部影片，票价统一为两元，10天里约有10万人次观影。

五年前，宋庄画家王宏峥请人体模特小眉(化名)拍摄裸照，并根据照片创作油画作品。模特听说油画被拍卖后，起诉索赔50万。近日，湖南湘潭雨湖区法院一审判画家赔偿30万，目前此案已进入二审。

此案曝光后，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和网友热议。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消息，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著名画家于桂元等许多业内人士，均支持画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模特诉称 名誉遭侵犯索赔50万

引发这场诉讼的是名为《尘》的系列作品，系画家王宏峥创作，并曾应邀参加了在中华世纪坛举办的“第九画派”首届油画作品展。

原告小眉现在是一名教师。她诉称，2011年初听到朋友、同事和学生家长对她议论纷纷，才得知以自己为原型的裸体油画在一些展览和杂志上发表，并公开拍卖。小眉认为，这一行为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要求画家王宏峥立即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50万元。诉讼过程中，小眉还请了两名证人证实，油画发表后，小眉很多同事、学生家长对她的评价极坏，认为其“行为”与人民教师的身份极不相称。

画家回应 当初已付模特2000元

前日，王宏峥仍就此事在微博上呼吁大家关注。他称，2007年创作这组作品时还在读研究生。当时通过朋友、模特公司等挑选人体模特，最终选了3人作为参照原型。鉴于“大家都认识”、“作为画家是很感性的”，当时他与小眉之间并没有订立协议，只是简单地拍了一组裸体照片。他支付约2000元后，小眉就离开了。他称，收到法院传票时感到“出离愤怒”。

一审判决 属“临摹绘画” 画家赔30万

对于此案，湘潭雨湖区法院一审认为，尽管画家认为油画相比于照片已与小眉有较大差别，同时作品中还融入了主观创造，但小眉提供的证据已能证明油画肖像与其本人的一致性，属于“临摹绘画”，因此侵犯了肖像权。此外，法院认为小眉的裸体属于其隐私，画家未经准许就擅自发表也构成了侵权，而且还破坏其“人民教师”的良好形象，因此又侵犯了隐私权、名誉权。

法院根据该油画公开拍卖价是24万余元、被告发表了多幅油画等情节，酌情认定了赔偿数额30万。宣判后，王宏峥提出了上诉，本案将于3月30日进行二审。据《扬子晚报》

律师观点：此类纠纷大多模特方胜诉，保护画家最好办法就是画前签订协议

针对此案，成都泰和泰律师事务所的黄春海律师说，写实风格的作品更容易出现隐私权和肖像权的问题，又因为是画家的艺术创作，也涉及版权的问题。在版权领域内，这样的纠纷还是比较常见，而且不仅仅是绘画，还包括摄影。从法律上讲，对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必要性要大于艺术著作权，所以在这类案件中，绝大部分胜诉的都是肖像权一方。

黄律师表示，虽然画家作画时运用了一定的艺术手段进行再创作，但人像艺术作品是否侵权主要是看画作本身，也就是一个肖像画或者照片能否真实反映一个人肖像等各种状态，这个画家本人说了不算，是要一般的人来认定。一幅肖像作品要进行展览、转让等，必须要经过肖像权人或者隐私权人本人同意。

黄律师说，虽然著作权也对创作方产生了保护，但保护也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涉及人的肖像和隐私时。所以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保护自己权益最好的方式就是———绘画前和模特签订协议。业内声音 画家一般不会跟模特签订协议

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油画系客座教授何多苓听说此事后表示，在艺术圈内，这样的情况非常少，在他看来，王宏峥事件可能只是涉及个人恩怨。何多苓说，如果没有签订协议，那么画家可以说画中人并非这个模特本人，即使是照着一张照片画，其实两者都是有区别的，不可能一模一样。不过他也表示，如果是私自下载或者偷拍的照片来进行创作，这种情况比较恶劣，但事先如果跟模特说好，一般不会发生纠纷。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刘勇认为，“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不能够简单说对或错。”他表示自己并不知晓王宏峥与模特之间的恩怨，所以不便对该事件发表意见。他透露，在艺术圈内，画家和模特一般不会签订协议，一般都是口头协定。

刘勇同时透露，现在一般学校请的模特在25元/课时左右，但是画家私底下请的价格不确定。这些模特一般都不是学生，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离学校都不会太近。

有此一说 当事人双方曾谈恋爱？

3月27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小眉”的代理律师,对方告诉记者,“小眉”根本就不是裸模，而是王宏峥当时的女朋友。 “我就是当事人‘小眉’，鉴于王宏峥的疯狂炒作和诬蔑……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有必要出面澄清事实。”3月27日13点29分，网友“小小窝”在红网论坛《裸模改行后起诉原合作画家获赔30万》一帖后如此回复。回帖中，“小小窝”表示自己不是裸模，而是一名画家，也是一名教师。

“我1998年参加工作，200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进修，通过在艺术研究院进修的老乡认识了同是在那进修的王宏峥，他谎称自己离婚，与我建立了恋爱关系，并要求给我拍摄照片作为纪念，后来我知道了真相，与之分手。”“小小窝”表示，前年，有同学告诉她，王宏峥画了她的裸像展览并出售。“他没有经过我任何同意就对照片进行创作，并出版展览出售，侵犯了我的权益。”3月27日晚，记者与小眉的代理律师取得联系，对方证实“小小窝”正是当事人“小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