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地震文化遗产早破坏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建筑被破坏 

　　当地时间20日4时03分(北京时间10时03分)，意大利北部一个历史建筑密集的地区突然遭遇5.9级地震袭击。地震导致至少6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建筑被破坏。

　　教堂钟声同时响起

　　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学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地震震中位于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米兰多拉市附近，震源深度6.3公里。地震持续大约20秒。由于震源离地面很近，整个意大利北部都有强烈的震感。

　　6名遇难者中，有3人是在工厂上夜班的工人，地震震塌了厂房，将他们压在废墟下。地震导致数十人受伤，但伤势并不严重。

　　一名正在当地的媒体记者汤普
森称，地震将她从睡梦中惊醒，“震感很强烈，好像持续了一分钟，可能更长。”

　　汤普森说，在死一般的寂静后，城里教堂的钟声突然同时响起，撕破沉寂。此后，余震接连不断地袭来，直到5点50分仍有很强的余震。地震后，许多人走上街头躲避余震。由于酒店、商店的电灯在震后全部打开，当地有如白昼。

　　文化遗产破坏严重

　　一名英国游客戴维称，地震刚发生时，他正在做梦，震感甚至变成了梦境，“最开始的几秒钟，我梦见了地震，这时我醒了过来，隔了几秒钟才意识到真的发生了地震。”

　　戴维说，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出口，“房间剧烈摇晃，天花板上不断落下泥灰，现在我还感到很害怕”。

　　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城镇大都分布在震中附近，包括费拉拉、摩德纳、曼图亚等，这些地区有着许多的艺术、历史建筑。

　　当地官员称，20日凌晨发生的地震破坏了部分教堂的屋顶，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塔楼也被震坏。“地震给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破坏。”意大利文化部长说，文化保护部门人员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文化遗产受破坏的程度。

　　上一次是在700年前

　　意大利许多地区都处在地震带上，3年前发生在中部城市拉奎拉的6.3级地震导致约300人遇难。但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较为强烈的地震并不多见。意大利地震专家格雷戈里说，上一次该地区发生同级别地震的时间是14世纪。

　　“对人类而言，700年的时间可谓漫长，但对大自然而言，只是弹指一挥间。”格雷戈里说。(百千)

　　对人类而言，700年(一次强震)的时间可谓漫长，但对大自然而言，只是弹指一挥间。 ——意地震专家格雷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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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六合猪头肉”申请“非遗”一事引发关注。有人表示，“申遗”乱象在国内时有发生，滥用文化情况普遍；也有人认为“六合猪头肉”传承的是手工技艺，可以申遗。同时，有网友质疑“六合猪头肉”有借“申遗”炒作的嫌疑。(4月27日《扬子晚报》)

正方

猪头肉“申遗”有何不妥

□苑广阔

很多网友认为，猪头肉作为一种卤制食品参加“申遗”，颇为滑稽，但笔者却认为没有什么不妥。远的不说，大名鼎鼎的北京烤鸭，早就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申遗”，北京烤鸭可以，六合猪头肉为何不行？其实，申遗，为的不是单纯的一盘猪头肉，而是其所附着的文化与技艺传承，就像北京烤鸭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正确的表述是“北京烤鸭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烤鸭”本身。

韩国泡菜很有名，泡菜不但成为韩剧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片段，而且在当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近年来，韩国开始为泡菜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一系列的努力。既然韩国的泡菜都有望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合猪头肉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何不妥？

或许有人说，如果六合猪头肉可以申遗，那其他食品都可以申遗了，此话大错特错。全国的烤鸭那么多，为什么唯独北京烤鸭申遗成功？因为北京烤鸭的制作技艺有文化内涵、历史传承，如果你把一只鸭子杀了，放进烤箱烤出来就卖，其文化涵义在哪里？所以说，对于南京六合猪头肉申遗，我们不妨以宽容、理性的态度去看待。

反方

“申遗”是个涨价噱头

□雨薇

不管申遗是否成功，“六合猪头肉”的名字确实比原来响多了。有报纸、网络的免费广告，有茶余饭后的口耳相传，弄得我这个从前没听过它的人，现在都流口水了。羡煞之外不仅要问：申遗之后的猪头肉，要涨到多少钱一斤？

现在每斤六合猪头肉约卖到50元左右，礼盒价格更贵，这比普通猪头肉价高出很多。如果再附加上“非遗”的名号，估计肉价还要飙升，否则，岂不有失“身份”？

泱泱大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人什么好东西没有吃过？如果六合猪头肉进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让“哈尔滨红肠”、“德州扒鸡”等“中华名吃”情何以堪？

有网友直指此次事件炒作嫌疑甚重。“借‘申遗’赚取眼球，一则扬名，二则提价，不乏这种可能性啊！”更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一度掀起“申遗”热，这与借“遗产经济”炒作有莫大关系，当商业需求渗入“申遗”行为之中，许多申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头衔的“遗产”，已经在慢慢“变味”，甚至成为涨价的噱头。

众多网友都希望老糖厂能保留下来。老厂房、老食堂、高高耸立的烟囱……这些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历史足迹”，浓缩着清远工业文明转型升级的发展历史。近年来，工业遗产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课题已引起人们关注。近日，网友“qq437046176”在论坛上发了几张清远老糖厂的照片，这些旧址新拍照引发了网友们集体回忆……

有网友叹息，也许这里马上就要被开发成房地产项目，到时想找个缅怀童年记忆的地方都没有。也有网友表示非常反感毫无保留的旧城改造。工业遗产如何物尽所用，令人深思。

曾经的辉煌

年产砂糖11520万吨

1955年1月，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投资人民币290万元兴建清远华建糖厂，日榨蔗能力为250吨，为本县生产机制糖之始，也是清远第一家侨资企业，于当年12月建成投产。1967—1985年，先后4次投资共330万元，其中省投资300万元，由于不断扩大生产能力，日榨蔗能力提高到800吨，年产砂糖能力提高到11520万吨。

改革开放后，糖厂也由国营改为私有企业。设备陆续迁出，只留下了厂址。在网友“qq437046176”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厂房很有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屋梁是木头做的，跨度很大，立体几何的结构有力地支撑起厂房。

清远市博物馆一位黄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个年代，老糖厂的建筑风格在清远也是少见的。厂房墙壁上现在还有一些毛泽东头像的浮雕，时代特征明显，处处透着历史和艺术的气息。这座老建筑见证了清远近代工业发展变迁，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无论是厂房的构造，还是生产机器的类型，都体现着工业史上一个时代的细节。”该工作人员说当时建厂房利用的材料轻便，搭建速度快，并且造价便宜，符合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建设要求。这些建筑凝固着这些历史的细节。

2009年8月10日，文化部颁布了《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将“工业遗产”列入文物范畴。在文保界，工业遗产还可算作是一个新鲜概念。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把工业遗产列入保护范围，清远糖厂被列入清城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登记名录。

眼下的担忧

或将毁于房地产开发

清远老糖厂所在地——环城二路是清远的老工业企业集中的地方。改制后糖厂所有权归个人，谈到糖厂的保护和重新利用，市博物馆也无奈地表示企业主才有决定权。“工厂的建筑很有特点，也特别完整。如果有一天要卖地拆掉工厂，十分可惜。”

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清远基本还处在一种无人负责的状态。不但企业没人负责对老旧厂房进行保护及维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同样如此。

图为2009年7月，冯骥才在首次遭遇拆迁的梁林故居现场。（肖翊 摄）

两年一度的申遗热潮又来

申遗应改为“审遗”

专访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冯骥才 　

今年，全世界将迎来新一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申报机会，或者说申报热潮。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非遗名录，由中国文化部确定的中国非遗名录，都是每两年公布一次。2012年，这两个目录都开始接受新一轮的申报。

近年来，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公众印象中，更是一位常年奔走在乡间田野抢救民间文化的文化保护者。为了抢救民间传统文化，冯骥才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并自筹资金建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看着逐渐消亡甚至被人为破坏的文化遗产，他心痛不已地多次高呼，“文化遗产的生命只有一次。”

冯骥才不止一次重申，中国几百年、上千年来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在30年来急速的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冲击下，变成了“千城一面”，所有的文化记忆、历史遗存和积淀被铲平。“这是一个文化悲剧。”冯骥才说。

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还兼任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亲眼见证了中国的非遗在十几年间整理到了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7000项。但冯骥才指出，由于不良政绩观的驱动，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后续的保护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撒手不管的现象和在利益驱动下让文化变味儿的现象时有出现。

冯骥才建议，把“申遗”改为“审遗”，对已确定的非遗进行审查，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要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儿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后代。“价值观是追求不是需求，不能把现实的需求当作民族的追求。”冯骥才说。

最好别再申遗了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您一直都在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奔波，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否仍然很困难？

冯骥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先做的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际是物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非遗保护。但是直到今年，破坏文物的现象还在发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是国家第三批文物普查中被确定的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它居然在北京的中心腹地被拆，这就证明我们的处境还是非常困难的，证明对文物的破坏力量还是存在的，我们的抢救工作不能有一点松懈。

《中国经济周刊》：在非遗保护方面，我国目前的保护状况如何？

冯骥才：从2006年开始，文化部确定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此后每两年确定一次，今年将迎来第四批名录的确定。我国非遗保护实行“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总的列入这四级政府保护名录的是7000项，其中，列入国家层面的是1300项。但是我认为，这些当年被确认的非遗现在又有相当一部分重新陷入了另一种困难。

《中国经济周刊》：“另一种困难”具体是指哪些方面？

冯骥才：第一个困难，如果当年申遗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推动的，那么申遗一成功，官员就把它放在一边儿不管了。第二个困难，如果当年想把申遗作为一个资源，认为申遗之后可以赚钱的，那么现在就过度开发，实际上也使它变质了，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第三个困难是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农村被拆除了，散落在农村的非遗往往就被连锅端，整个毁掉了。

这三个困难让我觉得，我们的非遗保护仍然面临困境。所以我建议，最好今年国家别再申遗了，也别让地方政府官员们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那么折腾了。应该把申遗变成审遗，干脆我们审一次吧，看看哪些非遗已经没有了，是不是被毁了。我们对文化遗产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因为遗产是要留给后代的。

非遗是一个文化的生命，因为它是个活着的文化，是人承载的文化，比如民间绘画，是老百姓画出来的。他一边画，一边把他对生活的情感表达出来。他画的每一朵花、每一个小鸟都有他对花和鸟的热爱，都洋溢着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喜悦。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文化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文化是人们的心灵生活，文化不仅仅是个消费对象，做文化工作是要以人为本。就像保护古村落，村落最重要的核心是它的大量的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人们，如果人走了，它的文化的魂也就没有了，文化的生命就没有了，它就是一个空壳，审批文化遗产的人也不是傻子，不会把一个死了的村落评为文化遗产。

利益驱动的申遗一定会变味儿

《中国经济周刊》：各地“申遗热”背后的原因何在？

冯骥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各地将申遗和经济利益挂钩。作为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单是一种旅游价值。比如说像梁林故居，它有历史见证的价值、考古的价值、历史记忆的价值、文化承载的价值，还有认识价值、鉴赏价值、欣赏价值，另外也有旅游价值。旅游价值只是这些价值里面的一个，正因为它有另外许多价值，它的旅游价值才更高。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单纯的旅游价值反而会降低。

《中国经济周刊》：利益驱动的“申遗热”会带来哪些弊端？

冯骥才：因为一些不良政绩观的驱动，导致一部分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就没人管了，实际上，申遗成功后，保护才应该开始。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有的地方经常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利益驱动的申遗最后一定会变味。

今年全国两会上，我的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的干部时要有文化考核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取舍的制度，你取的是懂文化的人，他不见得是专家，他懂文化的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一个主管文化的干部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也可以说是文化价值的取舍。

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申遗之后丢下不管的现象，也有很多是过度开发。您多次表示，不同意“文化产业化”这个提法，因为文化是一种创作，无法产业化。但是，有一部分民间文化，如果不产业化、商业化，可能就无法维系或者传承了。比如天津杨柳青年画。

冯骥才：要分两种情况看，比如杨柳青年画，它从历史上就是卖的，不是画完了自己贴的，进入现代社会，它还是商品，而且它的商业范围扩大了。

但是有些遗产不具有商品性，比如民俗，民俗是民间的一种文化方式、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商品。即便有些民俗能变成商品，但它也不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即便它进入市场，也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它是进入了商品市场，但是它不是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有特定的概念，文化产业是现代企业，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用规模化的、集约化的、专业化的现代工业手段大规模复制的产品。比如软件，美国主要的文化产业是软件、电影。我们无法把刻个小葫芦当做文化产业，如果原来是一个手工做的东西，非要给它过多的附载，它一定会贬值。所以我提出的观点是：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它应该是做产业的人从中去吸取灵感，吸取一些元素来再创作。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再创作的、吸取灵感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冯骥才：比如迪士尼乐园，它是文化产业，但是这个文化产业不是原来华特·迪士尼画的米老鼠，是从事产业的人从中吸取了灵感，认为这个形象在经营的时候可以做大、做成产业，才把它做起来的，它不是文化人做的，文化人主要做的还是文化。

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

《中国经济周刊》：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被提高到国家层面，一时间，许多商业资本大规模进入文化产业，对此，您怎么看？

冯骥才：我国的文化产业目前还没有成型，并没有成为像美国这样的真正的现代文化产业。企业家进入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文化产业是一个创意产业。如果没有创意，靠一些非创意的、套路化的、甚至靠商业炒作的方式，这个产业不可能持续发展。第二，希望文化产业能担负文化责任。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它可以追求利益的扩大化，但是不能唯利是图。因为文化还有一个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塞到文化产业里来，否则文化产业会失去魅力，也不会健康地、有序地、循序渐进地发展下去。所以投资文化产业需要产业眼光，不能只想着赚快钱。

官员没文化、官商勾结致保护不力

《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6月1日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称《非遗法》)正式实施，许多人将此视为中国非遗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阶段的里程碑。目前，此法在非遗保护中所起的效力如何？为什么破坏非遗的现象还屡禁不止？

冯骥才：呼吁了多年的《非遗法》终于确定了，这个法主要是给官员看的，但是哪些官员知道《非遗法》，看过《非遗法》？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保护不力：

第一是一部分官员没文化，因为我们前一段时期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选择的都是懂经济的干部。我说的没文化主要是三个方面：1。一部分官员不懂文化，不懂得文化的价值、规律、性质、意义。2。一部分官员对文化没有理解力，我们不需要官员像文化人一样，但起码他要理解文化。3。一部分官员们不热爱文化，当然也就不拿文化当回事儿。

第二个原因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就是有些官员和商人形成了共同利益，就是权贵结合，这后面就有反腐败的问题。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

《中国经济周刊》：非遗保护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冯骥才：我们的文化遗产本身很丰富，传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保护起来很复杂。有的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地区性的，它的传承是靠一个地区，是一个村里大伙儿都那么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的是家族式的，这个技艺只在本家族传，不往外传，比如泥人张。这也是古代的一种版权保护的意识。要给每一个艺人、每一种传承方式都要找一个针对的方法来解决它的传承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冯骥才：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韩国、日本是在世界上做非遗最早的，他们的保护方法是，每一个文化遗产后边有一大批专家在研究、讨论这个遗产该如何保护、发展，他们对遗产的态度是严格、严谨的。遗产是留给后人的，我们不能把这个遗产弄没了。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且不谈国家四级文化遗产保护总的7000项，单是国家级的1300项，我负责任地说，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专家的。没有专家也就意味着没人监督，没人去帮助艺人出主意，也没办法帮那些艺人意识到自己会的东西是个文化遗产。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非遗保护要做好、做得有效率，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冯骥才：非遗的保护，第一，要保护地域性。比如说天津杨柳青年画做得跟苏州桃花坞年画一样了，那就不是杨柳青年画了，地域性就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要保护它的手工性。它不能变成机器的，因为它是农耕时期的遗产，如果变成机器轧的，机器做的，实际上就变成工业文明了。

第三，要保持自己的艺术特征，特征不能改变，要保持它的基本元素。比如在民间音乐里面加了好多电子配器进去是不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身生成、传承过程中，记载和传承了诸多人类的精神和思想。但是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往往都有一个最初的内涵，只有挖掘和认识到这个最初的内涵，这项遗产才更加充实和生动。所以，在认定某一非遗项目的时候，应该重视寻找其原本内涵。

不久前，我们在抢救挖掘科尔沁郭尔罗斯文化遗产时，发现当地一种馅饼的制作技艺。当时在申报文本中，对这项“馅饼制作技艺”是这样介绍的：这种馅饼面非常稀，不好包馅，这为每一个做这种馅饼的人带来难度。因此这里的每一个姑娘在出嫁前都要先学会这种馅饼技术，生怕到了夫家被笑话。而且这种馅饼做好后先不吃，而是“闻”，大家一齐喊“好”，然后供给祖先，之后一家人才可以吃。

在分析这项遗产时，我们觉得，这种做馅饼的技艺背后，应该还有着更深的文化内涵。那么，这项遗产的原本内涵是什么呢？原来，这与当地的民俗有关。

农历立秋之后，牧草籽粒成熟，很多蒙古族群众收割牧草时，注重收割、晾晒、留存一些柔软的红毛公、碱草，用作慢火烙制馅饼的烧柴。进入农历腊月后，半农半牧的郭尔罗斯地区的人们开始宰杀年猪、肥牛、壮羊，蒙古族妇女们精选、留存足够的上好肉品，备用于“祭火”“祈月节”“查干萨日”（正月）期间的日常食用和祭祀。

到了正月初二，各家各户拉开了做馅饼的序幕。清晨，妇女们身着节日的盛装开始忙碌，其中厨艺最高的人亲自动手和面，其他人有的剁肉馅，有的熬制奶茶、分装各种奶食品，有的准备柴火和厨房配料；青年男子则抬肉担水、饲喂畜禽、清扫院落；父辈们看孩子、清理室内卫生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祖父母备碗筷，准备祭祖碟盘和果品，之后便依次坐在火炕上的饭桌前，饮奶茶、吃奶食和果品，等待着儿女们呈上诱人的蒙古族馅饼。

做馅饼的过程也有讲究。妇女们先和面、剁馅、包馅，然后将馅饼半成品放入软柴烧热的铁锅内边拍边烙。为了省面，包肉面和得非常稀，烙制馅饼的关键技能是“和面”和“手拍”，所以馅饼也被称为“手拍馅饼”。手拍馅饼要分批烙熟、分批过油或水烹。在第一批馅饼出锅时，家族主事的老人率先选出一张又薄又圆、又白又亮、熟时凸起、香气袭人的馅饼，这张馅饼被称为“德吉”。老人要格外小心地用盘子装好“德吉”，亲自端到祭祖的供桌上摆好。在他端着“德吉”从厨房锅台到内室供桌前的过程中，孩子以及年轻人都围着这位老人随行。在给先祖供奉好“德吉”馅饼后，老人口中念念有词，祈祷家族团圆、家业兴盛。随后，全家还要依次向祖先行叩拜大礼。叩礼毕，方可上桌吃饼，但是妇女和孩子们不能上主桌品尝第一批烙饼。

蒙古族馅饼的最佳吃法是边吃边烙。过去，团聚一起共同品尝热馅饼，是很多家庭一年中最祈盼、最幸福的时刻。郭尔罗斯地区至今还有许多故事描绘当时的热闹场面，人们将烙吃馅饼的这一天称为“馅饼节”。

正月初二早品尝完香甜的馅饼后，人们还要赶往周边村屯去看望亲朋，祝福新年。这一天傍晚时分，全家人又一次团聚欢宴。太阳落山前，老人们还要催促着家人站在院落的高处，在新月初现的时刻，举家遥望，共同祈福新年。此时，虔诚的人们专注地望着天空，口念祈福词。草原上的喇嘛寺庙，也在这一天举行祭神大会。因而，人们又将正月初二称为“祈月节”，企盼风调雨顺、农牧丰收、人间吉安幸福。

另外，馅饼节还有一些讲究。比如人们吃馅饼时忌讳将饼切割开，此意不仅是要保存馅饼的香气，也是忌讳切割后破坏家族团圆的象征。在接受别人送上的馅饼时，要品尝后才能放下。人们把第一张“德吉” 馅饼视为奉给祖先的圣品，十分珍惜，任何人不能手抓，更不能食用。

所以，在确定这项技艺的类别时，我们决定把它放在民族节日类别中。因为它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艺，其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民俗内涵。馅饼节这一民俗虽然产生在郭尔罗斯蒙古族的原始信仰中，蕴含着的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游牧民族接受农耕文化是这个民族向文明发展的靠近，馅饼节习俗恰恰记载和保留了游牧民族从原始的、单一的生活方式向丰富多样的农耕文化过渡和转化时的思想历程。捕捉这一历程，挖掘这种记忆，从中去发现人类生存过程中的珍贵认识和积累，才是对遗产的自觉保护和对民族文化的尊重。

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其实就是认识人类自己的生存历程。寻找人类生存历程中那些难忘的探索岁月，才能把文化的生动意味挖掘出来，我认为，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文化发现”。文化发现不是随意拔高遗产的思想性、类别性，而是不忽视遗产的本真性和思想性。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去认识遗产所传承的本真性，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意。如果缺乏对遗产认真调查、分析的认识过程和态度，就会对许多遗产“误判”，这是我们今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挖掘、申报、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应该时刻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组长）

公开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年鉴”显示，从2008年至2010年，故宫每年的接待人数都在持续攀升，去年共接待中外游客1283万人次，票款总收入5.9亿元，接待人次和门票收入再创历史新高。（7月20日《新京报》）

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收入多是好事。然而，人们对有些收入增多特反感。比如，故宫的门票收入持续攀升，除了与故宫有直接关系的人高兴外，其他人高兴不起来，因为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单位，门票收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在消失，寿命在缩短。

对于文化遗产，比起敬畏其艺术价值，保护更重要，因为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濒危性。但是，我们对待文化遗产多数时候是申遗重于保护。就像故宫，超载、爆满已不是新闻，不管是大长假还是小长假，总是摩肩接踵，显然管理部门已经把故宫当成了“聚宝盆”“摇钱树”“提款机”了，何来保护！特别是5月份发生的失窃案，让人们看到，故宫管理松懈，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挣钱上了。

文化是可以创造财富，但对文化遗产管理单位来说，衡量其是否尽职尽责，不是看门票收入多少，而是看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尽可能地延长其寿命。假如文化遗产成了赚钱机器，注定加速其死亡。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毁灭是无法避免的最终归宿。作为管理单位，保护其尽可能地延长寿命，是神圣职责。故宫不是用来赚钱的，门票收入越多越耻辱，因为门票收入越多，死亡就越早。

　　记者27日从杭州市举办的西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申遗中饱受争议的西湖边香格里拉饭店东楼建筑，杭州市相关部门将在香格里拉饭店合同期满后予以拆除或者降层，以保护西湖作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整体环境。

　　在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的《世界遗产大会关于西湖的决议草案及OUV声明》中，提出要求地方政府承诺适时降低香格里拉饭店高度或拆除该饭店。

　　西湖边的香格里拉饭店自早年建成时起就备受批评，被认为高度过高，对西湖景观造成了破坏。杭州市委副秘书长、西湖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水法说：“我们已经对国际社会作出承诺，在西湖边香格里拉饭店2035年对外租期结束的时候，对该建筑进行拆除或者降层，但需要在保护管理规划阶段获得进一步的落实。”

　　据王水法介绍，之所以在申遗过程中保留了香格里拉东楼建筑，是因为申遗专家认为尽管东楼建筑非常突兀，与西湖整体环境不协调，但并没有严重到要立即拆除的程度。

　　香港嘉里集团旗下的“嘉里建设”高价拍得西湖边原浙大湖滨校区地块，2007年推出规划，要建设“杭州嘉里中心”建筑群，由于规划高度最初达到了85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后在各方压力下表示降低规划高度，具体建设计划至今尚不明确。王水法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此项目表示：“西湖边这样的建设项目肯定会限高，但究竟多高才合适，要由专家说了算，不是政府说了算。”

　　据悉，西湖申遗成功后，杭州市承诺的“六个不”中提出，杭州将严格按照《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要求，严格保护好土地资源，绝对不搞经营性出让，坚决制止房地产开发项目，禁止设立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绝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西湖的公共资源。(记者方益波、商意盈)

　　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进一步扩大，新增4处自然遗产，其中包括肯尼亚湖泊系统、日本小笠原群岛、澳大利亚宁格鲁海岸和约旦瓦迪拉姆保护区。此外，洪都拉斯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护区重回《世界濒危遗产名录》，印度马纳斯野生生物保护区则甩掉“濒危世界遗产”的帽子。

　　1.肯尼亚湖泊系统

肯尼亚湖泊系统（图片来源：Roy Toft, National Geographic）

　　一幅未标注日期的照片，呈现了肯尼亚大裂谷的湖泊，一群火烈鸟站在浅浅的湖水中。肯尼亚湖泊系统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新增的4处自然遗产之一。这里拥有丰富的鸟类，生活着13种濒危物种和火烈鸟、大白鹈等我们熟悉的鸟类。非洲的很多标志性动物，例如黑犀牛、长颈鹿、狮子和猎豹，也在这里繁衍生息。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遗产项目负责人蒂姆-班德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肯尼亚的湖泊系统是一个令人惊奇而壮观的所在，那里生活着很多鸟类，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遗产之一。”随着2011年6月的扩充，《世界遗产名录》收录的自然、文化以及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共936处。联合国表示，这些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需要我们进行特别保护，它们是属于全人类的，不管它们位于哪一个国家。

　　2.日本小笠原群岛

日本小笠原群岛（图片来源：Takahiro Okano, MOE/UNESCO）

　　一幅航拍照，展现了日本小笠原群岛周围的海域和天空。小笠原群岛此前被称之为“博宁群岛”，现在是《世界遗产名录》新增的自然遗产之一。这个群岛生活着近200种濒危鸟类以及至少一种极度濒危蝙蝠——博宁狐蝠。

　　小笠原群岛处在一个进化十字路口上，生活着400多种本地植物种群。除了这个十字路口外，东南亚和西北亚的一些物种以及其他一些物种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区都无法见到。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遗产亚洲办项目协调官员彼得-沙迪表示：“小笠原群岛地处偏远地区，允许动植物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进化，是一个活进化实验室。”

　　3.澳大利亚宁格鲁海岸

澳大利亚宁格鲁海岸（图片来源：Tourism WA via UNESCO）

　　澳大利亚宁格鲁海岸山脉角国家公园的查尔斯小刀峡谷。澳大利亚偏远的西岸地区拥有一系列海洋和沿岸栖息地，素以地下自然奇观而著称。所谓的自然奇观是指一个地下洞穴和溪流网络，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宁格鲁海岸地区生活着大量鲸鲨和海龟，当地的大珊瑚礁也是世界上距离海岸最近的之一。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班德曼表示：“这个海岸向人们讲述着一个非凡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生物学上的孤立性、气候变化、大陆移动和环境保护。”

　　4.约旦瓦迪拉姆保护区

　　约旦瓦迪拉姆保护区，铁轨在茫茫荒野上穿行延伸。这片沙漠拥有一系列高耸的岩层、悬崖、拱形结构和峡谷。这里是行踪不定的阿拉伯羚羊和贝都因人(阿拉伯游牧民)的家园，贝都因人长久以来一直与当地的自然奇迹和平共处，这也就解释了拉姆保护区为何被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这里的岩画、碑铭和考古遗址拥有大约1.2万历史。

　　5.欧洲山毛榉原始森林

欧洲山毛榉原始森林（图片来源：Thomas Stephan, UNESCO）

　　德国的山毛榉原始森林是一个仍在进化的林地生态系统，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就成为北半球开拓的殖民地的一部分。5个新增的德国森林——包括照片中这个位于凯勒瓦尔德-埃德湖国家公园的森林——最近加入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世界遗产海滩森林之列，喀尔巴阡山脉原始山毛榉林和德国古山毛榉林世界遗产进一步扩大。

　　6.洪都拉斯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护区

洪都拉斯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护区（图片来源：Hemis/Alamy）

　　照片在洪都拉斯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护区拍摄，安静的景象遮掩了实际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是中美洲仅存的热带雨林之一。由于森林砍伐、修建公路、偷猎以及其他人类活动，这个保护区重回《世界濒危遗产名录》。2007年，它曾经甩掉这个帽子。联合国表示，设立濒危名单部分原因在于鼓励人们采取措施，改变现状。

　　雷奥普拉塔诺生物圈保护区囊括了普拉塔诺河流域以及其他河流，草木和流水从山坡上奔流而下，奔向加勒比海的红树林、泻湖、沿海草地和海滩。这个保护区座落于白色之城布兰卡的玛雅遗址附近，目前仍生活着大约2000名土著居民。

　　7.苏门答腊热带雨林的猩猩

苏门答腊热带雨林的猩猩（图片来源：Michael Nichols, National Geographic）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猩猩，正在山地森林中荡秋千。这片森林是保护这种濒危物种的最后同时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苏门答腊热带雨林面积620万英里(约合250万公顷)，拥有3座国家公园，面对着大面积的森林采伐，这里越发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避难所。森林砍伐导致这一地区被列为《世界濒危遗产名录》。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班德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做法旨在动员国际社会伸出帮助之手，保护地球上这个面临严重威胁的非凡之地。国际社会的努力是确保地球上的著名自然遗产拥有美好未来，确保人类和动植物继续享受它们提供的服务的关键。”苏门答腊热带雨林生活着1万多种植物，大约600种鸟类和200种哺乳动物，包括苏门答腊虎、犀牛和大象。

　　8.印度马纳斯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水牛

印度马纳斯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水牛（图片来源：Dhritiman Mukherjee, Age Photostock/Photolibrary）

　　印度马纳斯野生生物保护区的居民——例如照片中的水牛——成为成功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写照。环境的改善帮助这个保护区甩掉“濒危世界遗产”的帽子。1992年，种族冲突降临到这个地处阿萨姆邦喜马拉雅山丘陵地带的濒危世界遗产的头上，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和时间的流逝，森林、湿地和草地逐渐恢复生机和活力。这里生活着老虎、印度犀牛和大象等动物。马纳斯野生生物保护区是印度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孝文)

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的歌舞表演。

6月1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始实施。这部从酝酿到出台花费近10年时间的法律，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的阶段。

作为21世纪我国文化领域出台的第一部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区分开来；首次明确了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规定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并尊重其风俗习惯，侵犯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给予处分等。

早在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全世界共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昆曲艺术。“10余年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保护领域不断拓展，已由以往单项的选择性的项目保护逐步走向全国整体性、系统性的全面保护阶段，从原来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民族民间艺术，拓展到目前包括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门类，内涵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全面。中央和省级财政已累计投入17.89亿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在逐步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体系。”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我国文化法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文化方面的法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整个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全文一共6章45条，确定了保护的原则，也确立了名录制度、传承人制度和相关的法律责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对这部法律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给予高度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法律的影响下，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审核显得格外慎重。5月底，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91项，扩展项目164项，较前两批合计1028项相比，数目有了较大幅度减少。更为人瞩目的是，非遗法明确提出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退出机制，“这些都旨在改变以往部分地方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现象，”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说，“第三批名录全国申报的数量大概接近3000项，最后的结果非常严格地控制到191项，目的在于真正把具有民族文化价值和典范意义的项目提高到国家级层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谨慎扩容目的在于，警惕保护中的破坏性保护决策以及非物质的物质化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项目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大力推进，随着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趋艰难，对象的甄别也日趋复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发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因为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人类文化遗产受到工业、旅游业等诸多威胁，正面临消失的危险。然而，更应该警惕的是，在“非遗”保护中存在打着保护旗号的破坏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非遗的这种扭曲比消失更可怕。

今年年初，浙江省东阳市“童子尿煮鸡蛋”入选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遗保护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当地人将其称为“春天的味道”，对此的质疑声音仍然不断。到底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童子尿煮鸡蛋”到底应不应该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专家认为，对于这样的“非遗”、这样的“味道”应该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值得警惕的是，类似这种“童子尿煮鸡蛋”项目在各级“非遗”名录中并不在少数。专家呼吁，当下最紧迫的工作，是重新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保护平遥、保护周庄、古运河调查、三国古城保护、上海外滩保护、苏州河保护……整整50年，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古文化古建筑保护。他就是阮仪三，同济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授予“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的获得者。5月28日，应广州羊城学堂之邀，这位77岁的老人，以“中国历史城市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为题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他对时下国内文物建筑保护方面的问题提出批评，痛批“全国都在造假古董”，杭州、桂林等多地历史文化保护“乱象百出”。

“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盖一座座高楼，修一条条马路，更应该留下精神文化。”阮仪三出示了一张照片，那是十几年前发生在广东雷州的荒唐事：一座明代古塔被高楼包围其中。这座古塔最后的命运是被改造成与大楼配套的水塔。

阮仪三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几个重要标准，包括原真性、整体性、唯一性和永续性等。而文物建筑位置和环境的改变，目前已成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致命缺陷。比如，“就虎门炮台而言，当年关天培在现场与英军作战，这就是炮台文物的真实和价值，如果搬离这样的环境就违背了文物建筑真实性原则。”而广州的南海神庙和锦纶会馆申遗都面临类似问题。

对时下文物建筑保护出现的“乱象百出”，阮仪三非常痛心。阮仪三透露，“杭州西湖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马上发现了问题，因为美丽的西湖周边被开发商建起幢幢高楼。‘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天成了‘桂林高楼甲山水’。”阮仪三出示了一张桂林独秀峰的图片，如今独秀峰背竟然以一片高楼作为背景了。

“不少地方把一些真古董人为地破坏了，再建一些所谓的‘古董’。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汉代街’、‘元代城’一类的不伦不类的仿古建筑。”阮仪三说，拆了老房子，说是“修旧如旧”，但一看就是假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