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做客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方都市报举办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讲述文学启蒙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王彬彬表示，对官场文学的评价并不高，有时候官场文学成为了腐败教科书。

“怀念‘文革’很可怕”

在当天的论坛上，王彬彬畅谈己见，现场掌声连连。“启蒙是一个老话题，在今天虽然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但是我始终认为它是远没有过时的话题，其实也是很新的话题。”王彬彬说，他随即以文革为例阐述。

90年代以来有一些对“文革”歌颂赞美的文章，王彬彬说，80后的年轻人看这些人对“文革”的歌颂和美化，就会觉得“文革”真好。如果在“文革”当中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呢，如果在“文革”中可能就是香车宝马，住豪宅了，“你看网上的言论，无限怀念‘文革’，这是很可怕的”。

“今天对‘文革’越来越无知的同时，是对‘文革’越来越美化。在电视网络上这种潮流表现得非常明显，说‘文革’是有真正民主、“文革”是有真正人权的，特别荒谬的是说文革时没有腐败、‘文革’时官员都是清廉的、都是一身正气的。”

官场文学成为腐败教科书

有观众询问官场文学对反腐败文学启蒙作用？王彬彬表示，我对官场文学的评价并不高。为了市场，官场文学和商业结合非常紧，官场文学写反腐败，里面各种权谋、各种阴谋诡计极尽渲染，有时候成为腐败的教科书。

他解释道，如果不能站在很高的角度，以评判、审视的角度，让老百姓知道怎样反腐败，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腐败的教科书。也不能说完全一点用也没有，因为很多人看了之后才明白原来是这样腐败、腐败到了这样的程度。

微博时代，开机阅读，出版界也屈从于碎片化生存，把微博上的名家名段集结成书。清明期间，记者在上海书城、大众书局、博库书城等各大书店看到，很多微博书都贴着“文学·随笔”的标签，然则开卷一览，这样的随笔显得太过随意，充斥着微博上的边角料而缺乏完整体系。

微博书风行

去年，微博红人张发财写历史八卦的微博结集成《一个都不正经》，其段子体叙述让千百年前的人物从故纸堆中爬起来；80后资深相声爱好者东东枪的《俗话说》也由诸多MSN签名加微博段子汇集而成；网络红人奶猪随即出版“段子集”《我呸》；《晶报》总编辑胡洪侠则以“微博体”书话短章出版《微书话》，东采西撷，忽中忽外，书情书事，亦正亦邪。这些书大多在140字的方寸之内释放图书领域的微阅读潮流，多番加印，频频问鼎畅销榜。

此外，小说《围脖时期的爱情》讲述主人公与某明星在微博平台发生的情感纠葛；《精神病学院毕业生》《蔡澜微博妙答》等一系列“微博体”图书相继出版。语言简短，只言片语中饱含调侃和幽默，没有完整的故事和逻辑，是典型的碎片化阅读下的产物。

是“无本万利”

除了已经出了书的，圈内的跃跃欲试者还包括导演冯小刚、台湾主持人蔡康永、歌星梁咏琪等，他们都在公共场合表示，准备把自己的微博语录整理成书出版。有业内人士分析，对于名人而言，把自己已有的微博集结出书，可谓是创作上的“无本万利”之举，区区稿费并非这些“作者”的诉求，而“新作”出版之际的媒体曝光度才是他们真正的用意所在。

这些“微博书”中到底有多少营养？到底能否在琳琅满目的各类书籍中站住脚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网络上的低评价和书店里的低销量基本相符。记者在上海书城发现，名家头衔固然可以抬高一些销量，但比起这些作者的严肃作品，读者在大致翻阅后，还是把这些“微博拼凑书”留在了柜台上。

读者评价低

网友whiteship指认《微书话》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网上30多块买的。244页，每页是两条‘微博体’。当初看它定价畸高，以为作者能把140个字拧成花来，谁料不过几句流水账，或引几句书的内容评论云云，非圈内人读来实味同嚼蜡。”读者“蓝手套”则评价《蔡澜微博妙答》：“虽然我很喜欢蔡澜，但也不能这样出书来骗钱啊。都是微博上蔡澜回答网友的提问，闲暇翻翻尚可。”

知名学者余世存《非常道2》也遭遇了大量批评，被指为“名人轶事摘抄本，没啥思想性可言”，所以不可再读。网友“生鱼片熟了”大呼搞不懂，“有《非常道》珠玉在前，认为作者应该更珍惜自己的羽毛，没必要赶出一本畅销书。”

媒体人士认为，若要将传统阅读和以“微阅读”为代表的现代阅读加以比较，传统阅读传递的主要不是信息，而是智慧。只要人类在发展，只要人类在思考，传统阅读将继续存在，只不过它将主要集中于专家、学者或对某些问题极感兴趣者。“微阅读”则主要传递信息，契合了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需要，或许这种新的阅读模式可成为激发新文体的动力。

炮轰垃圾书

在谈到微博时，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表示，自己的微博账号有超过10万的粉丝，发布讯息很迅速便捷，不过却不是一个严肃写作的平台。他批评道，微博给了大众一个发表自己意见的平台，微博信息都是碎片信息，对于一个人需要从外部接受的全部的文化知识资讯来说，信息只是一个层次，而且是最低的层次。现在很多人有了微博就放弃了博客，有了博客就放弃了书籍，这些都是本末倒置的。

李昕认为，中国现在每年大约新出版书籍30多万(种)，但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彼此重复、没有个性、没有新意的，更甚者是质量低劣、粗制滥造，基本是文化垃圾。“垃圾书读者根本就不用去读，读了也是浪费时间。”

孙栋光是导演孙瑜的儿子，他在《武训传》中演7岁的小武训。

孙栋光表示，参与该片的人很多都去世了，据他所知，还有白桦的爱人、扮演“小桃”的王蓓，剧组的老化妆师王铁彬，以及演乡绅的高正还在世。

主持人崔永元去年向两会提交的“给‘争议电影’松绑”的提案，其中也提及了要给《武训传》一个说法。他个人收藏了两个该片的拷贝。

如果说把这些老电影拿出来放，被人说成是烂电影、没人买票，都没关系，但不能因为没人看，就把它打成“毒草”吧？艺术、市场评价和人身安全，这是两回事。

——崔永元

收藏两个《武训传》拷贝

《武训传》我大概10年前就看过，非常震撼，我前后看了得有十几遍。我自己有俩《武训传》的拷贝，一个是我从甘肃一个影迷收藏那儿买回来的，五六年前他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我还问“你这是《武训传》还是《鲁迅传》啊？”生怕听错了，这个拷贝挺好，有划痕但是不厉害；另一个是我从河北买回来的，质量更好。《武训传》在这几年有一些放映活动，比如在赵丹纪念会或者孙瑜研讨会上放一遍，每一次在电影界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我每次都会被告知。在我心里，《武训传》从来不是一个有问题的电影。

批评者后来也都被批评

我做《电影传奇》采访过一大批人，比如赵青、谢晋、原《大众电影》副主编唐家仁、演“小桃”的王蓓，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当时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任宗德，他也是《武训传》的制片人。我采访的时候他都九十多岁了，他给我们详细地讲解了《武训传》的事，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任宗德说当时是希望《武训传》的投资加大，所以拍摄跨越了两个时代，从解放前开拍，到解放后才拍完。影片上映初是一片好评，但后来，看看批判这部影片的名单，全都大名鼎鼎，可这些人后来也都特别惨，他们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也会有人这么批判他们自己的作品——全都倒了霉，从郭沫若开始。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文艺界的春天又来了，孙瑜写了一篇翻案的文章，说自己是怎么出于好意来拍《武训传》的，结果他得到的是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批判。赵丹劳改完之后放出来，话都不会说了。黄宗英回忆，他有时候会半夜醒来说话，黄问他怎么了，他说想快点恢复说话，好去演电影，黄宗英就说：“你还演啊？”

这不只是一部影片的事

去年我和陈道明他们去向政协提案，希望给《武训传》这些“争议电影”松绑，因为我觉得这不仅是一部电影的事，那可是关乎背后成百上千人的事啊，他们的后代都背着这个阴影。如果说把这些老电影拿出来放，被人说成是烂电影、没人买票，都没关系，但不能因为没人看，就把它打成“毒草”吧？艺术、市场评价和人身安全，这是两回事。

我认为，如果要为这些影片平反，就应该发一个通知，或者应该在电影频道或者院线公开播映，这才意味着没事了——就是为了还艺术家一个清白嘛。

9月25日，鲁迅诞辰130周年版画作者赵延年

□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实习生柴银赣

主流评价

从意识形态化到片面化

羊城晚报：今年正值鲁迅诞辰130周年，到现在为止，鲁迅的形象在主流评价中，大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

林贤治：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重视鲁迅的宣传的。鲁迅逝世一周年（1937年），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鲁迅纪念活动，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鲁迅》的演讲；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他的“三个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评价也很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一再论及鲁迅；建国后，1956年举行过很隆重的鲁迅纪念集会，1958年出版了《鲁迅全集》；“文革”期间鲁迅的很多单行本在文艺百花凋零的时候还可以出版。1981年又重版了《鲁迅全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新出了一版《鲁迅全集》。今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大全集》。近三十年来，还有过好几次大型纪念活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场了。

羊城晚报：对一个人的评价，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

林贤治：1936到1937年左右，在盖“民族魂”那面旗帜的时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就使用了“民族英雄”这个词来评价鲁迅，强调他的“一致对外”的影响力。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就有将鲁迅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把鲁迅当成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此时强调的是鲁迅的“集体主义”精神，于是抹杀了鲁迅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出于“为政治服务”的需要，甚至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

齐邦媛

南都讯记者陈晓勤 实习生常先凤 前日，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台湾作家齐邦媛凭借作品《巨流河》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此外，作家张承志、李娟、筱敏也分别凭《匈奴的谶隔》、《阿勒泰的角落》和《成年礼》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的10部作品则包含刁斗的《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格致的《婚姻流水》、马小淘的《我去2005年》、赵瑜的《切片》等。

“在场主义散文”奖是由作家、散文家周闻道发起的民间大奖，旨在振兴散文创作，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第一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由作家林贤治获得，两年来，该奖对20多位散文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肯定。

齐邦媛：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齐邦媛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颁奖典礼，奖项由她儿子代领，并宣读获奖感言。齐邦媛说，她起初对这个奖并不很了解，但“在场主义”的提法让她觉得亲切。“以我的理解，在场就是亲历。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我所亲历的真实的故事，其实也写下了大家的故事。书出版后，我收到了近五百封各地的来信。有不少人都在信中感慨：你怎么那么了解我，你写的是我的故事。我想，他们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把自己放了进去。因为在场，所以没有阻隔。”

筱敏：民间文学奖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

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的筱敏，是广州当代诗人和散文家，她表示获奖于她是一种鼓励，并认为“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设置是件好事情。“民间的文学奖创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事还是不错的。多元的文学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批评标准，自己也只有在这种多元的标准中才有立足之地。”

坊间传言，湖南卫视的“快女”比赛、《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以及新版电视剧《还珠格格》被广电总局限期整改。很快，其电视台总监在微博上紧急辟谣，声称是有人“胡乱发布消息”。澄清传闻不难；但要想抚平人心，恐怕并非易事。“整改”传闻虽被澄清，但是纵观网上意见，观众们并没有怪罪造谣者的意思，反而是支持“整改”的呼声很高，甚至有人认为“整改来得太晚”。湖南卫视如此失了人心，只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先说“快女”。早年间，靠模仿国外此类节目起家的“超女”，确实也大红大紫过，当年的李宇春、张靓颖时至今日依然是话题人物。可是随着“超女”变成“快女”，这个节目的诚意越来越稀薄，最近更是闹出“不雅照”的风波。网友笑侃“快女”说：“以前是歌把人带红，现在则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把人弄红再说。”至于人红之后能否顺带着也把歌带红，那就随便了。可能正是应了“快女”的“快”字，主办方追求快速形成爆炸效应，最终却是炸了自己。

再说新版《还珠格格》，观众给它的评价是“天雷滚滚”，其中的雷人镜头和台词，早已传为笑柄。这些年，湖南卫视的自制电视剧一直觍着脸炒冷饭，或炒别人的冷饭，或炒自己的冷饭，这种豁出去面对“唾沫狂潮”的勇气，一般人还真学不来。众所周知，在雷人的“格格”之前，另外一部“冷饭剧”《一起来看流星雨》，早已把观众雷得外焦里嫩，甚至还被赠予“一起来看雷阵雨”的称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格格”的横空出世，其实只是为了印证一句名言：“没有最雷，只有更雷。”

但是，面对观众的一次次质疑，电视台方面似乎从来都是一笑置之。是啊，当大笔的广告收入飞入囊中，再多的唾沫还不是抹一把脸的事儿？这种摆明了只要赚钱、不怕挨骂的范儿，实在是急功近利到了极致。然而，请这些电视人不要忘了，你们的电视台占据着公共资源，你们是理应要对观众负责的。等到观众都带着“避雷针”对你们敬而远之的时候，你们能雷翻的恐怕也就只有自己了。

也许，你们确实需要来一次“整改”，让自己清醒一下了。

成都理工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姚圣国向校领导举荐邵周成的邮件。
本报记者 王鑫昕摄

因为大一、大二4个学期的英语考试一次都没及格，也没有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按照学校的规定，成都理工大学大四学生邵周成将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但他没有想到，在大学毕业前的半个月，自己的求学道路会出现重大转机。

英语挂科的学生，写出95分的物理学论文

6月12日，成都理工大学教学督导组组长姚圣国在例行毕业论文答辩的抽查中，发现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毕业论文。

“第一感觉就是‘厚’。”姚圣国说，“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达到1.5万字就可以了，而这本用5号字打印的毕业论文，足足有78页。”姚圣国粗略估计，论文至少有6万字。

事实上，这篇题为《时空观与物理学》的本科毕业论文的字数是7.8万字。

姚圣国花了40多分钟浏览了这篇论文，并重点考查了其引用的文献是否真实。姚圣国注意到，这位应用物理系的大四学生，不仅引用了物理学上的经典理论，还作了自己的注解。

更触动姚圣国的是，论文的致谢词不是套话。“学生用整整一页纸来写致谢词，回顾其大学的经历感受，对指导、帮助、关心他的老师及同学、亲人表达感激之情。字里行间透露出尊重他人和懂得感恩的情怀。”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这篇落款为“2011年4月18日夜于理工珙桐园”的致谢词长达一页，文中他先后感谢了论文指导老师、大学期间关心过他的两位教授、帮助他批阅和修改论文的博士，此外还有隔壁班经常和他“一起探讨人生、社会、文学、历史和科学哲学”的唐小兵同学，把他“从退学的边缘挽救回来”的父母等。最后，他还不忘感谢参考文献的作者。

姚圣国由此推测：第一，这名学生具有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和宽泛的知识面；第二，这名学生逻辑思维缜密，学习态度很不错；第三，这篇论文是学生的心血之作。

论文的指导教师李雄飞副教授和评审教师张正阶教授均对这篇论文给出了95分的高分。

看完论文后，姚圣国“静思了好几分钟”，他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学生。在答辩教室外的走廊上，姚圣国和3名同学聊起了《时空观与物理学》论文的作者邵周成。

3位同学的评价是：“这哥们儿很‘教授’。”

“很‘教授’是什么意思？”姚圣国对这个评价感到迷惑。经过3位同学的解释，姚圣国这才明白，同学们认为邵周成在某些方面有教授的能力，有时候邵可以像教授一样指导同学。

不过，紧随着高评价的，是3位同学对邵周成前途的担忧：“他的英语有点困难。”

对此，姚圣国也早有预料，在翻阅论文时，他发现引用的82篇参考文献中，只有1篇是英文文献。

事实上，邵周成的英语成绩比姚圣国预想的还要糟糕。教务处后来调取学籍档案发现，邵周成大一、大二4个学期的英语成绩分别为43分、41分、47分、38分，大学英语四级也没有通过。根据《成都理工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实施细则》和《成都理工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邵周成不能获得毕业证，也不能被授予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