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政府仍然掌握着各种“工程”、“项目”、“课题”、奖项及其所附带的大量经费，只要这些指标仍然决定着教师晋升和大学排位，多数学者难免不能自持，必然把大量时间精力浪费在各类无意义的“填表”和权谋上。

虽然大学行政化早已饱受国人诟病，但回望2011年，大学行政化加剧的趋势依然有增无减，即便“国内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大学行政化将中国大学变成另一个官场，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扼杀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创造力，炮制出大量学术垃圾，毒化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灵魂，如果大学没落，也象征着国运的没落。

学术大腕别当官

考察国内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总结大学行政化的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大学“管理”的神秘化。

行政化必使大学不成其为大学。不是说不需要任何规章制度，但对大学的管理必须限于最低程度，而且管理者应该主要是教员本身，管理规则也应该由教员自己集体决定。做不到这一点，学者不能自由，最后大学出不了像样的思想。

大学不需要行政化，由大学自身的职能性质决定。大学的职能无非三类：教学、研究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对国内大学来说包括林林总总的项目、课题、合作、公关等。教学和研究显然应该是大学的主业，最后一类是“旁门左道”，有时确要学校或院系出面，但也不涉及对教员的“管理”。教学需要教务人员处理技术工作，但具体开什么课主要由各专业教师自行协调决定，基本上用不着管。请问，能让领导告诉老师怎么教书吗？如果教师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只能说明当初进人进错了。学问更得靠学者自己去做，哪个领导能“管”出哪怕一篇像样的学术成果？

大学或院系领导不太可能是一流学者。国外大学虽然偶尔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但由于大学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质上是个服务、协调和联络机构——大牌教授很少动这个念头，除了“院士”等荣誉称号，很少有这样那样的头衔，如果有名片，也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国内“学术明星”，一张名片正反面还写不完。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主要领导长期由副教授担任，甚至担任学院领导成为这些副教授的晋升策略，因为毕竟可以和大学领导“混个脸熟”，将来职称评审对自己有利些。学院领导的“弱势”也反过来巩固了行政的“弱势”和管理最小化——学问、资历、人脉都不如人，凭什么还管那么多？因此，国外大学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务不是“管理”教师，而是联络校友等各种关系拉钱；经费拉不来，就是领导失职，别谈其他。国内同行往往以为国外大学领导必是顶尖学者，是对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犯了常识性错误。

但在中国的“高大全”语境下，官和学似乎永远成正比；官越大，学问也必然越深，不然为什么让你做领导？于是乎，中国的学术“大腕”几乎人人为官，不是校长也至少是院长，不是院长也至少是某研究所所长，或挂个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仿佛不这样就亏待甚至羞辱了这位“学术明星”。一旦做了管实务的领导，就必然意味着学术事业的荒废。学问成“副业”，“管理”、开会、应酬成了主业。不少领导明知这点，却为自己学业不精找理由，坚持自己是为大学管理“牺牲”了学术乃至“奉献”了青春。这种“牺牲”或“奉献”完全不必要，大学根本不需耗费那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去“管”。

大学不是幼儿园

大学行政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学管理者相当强烈的“管理主义”意识，对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很有点“快感”，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行为则绝不宽容，而且动辄以“制度”、“规章”、“组织”的名目出现——依法治校或依法治院，总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吧？但行政法上有个基本概念叫“滥用权力”，正是指这类表面形式合法、实质目的违法的情形；程序上什么都对，放到台面上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但是内在用心是“阴暗”的。一旦“管理”不分目的、不讲效果，为管而“管”，那就构成了管理权的滥用。何况不少规定根本没经过教员讨论和投票，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成问题。

大学强化“管理”的一个例子是开会。我很诧异，即便“国内一流”，不仅要求教师开会签到，还宣布教师有义务每场必到，没请假甚至可能扣工资。这简直是以管理幼儿园的方式在管理大学。当然，如果开会是集体讨论规程制度，也未尝不可；国外大学教授也经常开会，但他们的会议多是小规模会议，会前认真准备讨论议程和问题，会上每个成员都有机会发表意见，会后整理发言综述发给全院教授。一年也有次把全院大会，纯粹是自愿参加的庆祝或娱乐活动。反观国内大学的集体大会，表面是领导“向群众汇报工作”，实际是领导在上面讲话，群众在下面学习领会。这能建成“国际一流”大学吗？即便要传达某些和学科相关的重要信息，也完全可以通过群发电子邮件，何必如此不珍惜别人和自己的时间？

回国后十余年，我参与的大会次数很有限，但几乎每次都看到领导在台上慷慨激昂，教师在台下被动接受。这类大会体现并强化了学者的低人格状态，让学者形成了唯唯诺诺、低三下四的品性，不敢也不知如何独立、自由、心无旁骛地探索学术真谛。

勿让行政领导主导资源分配

与学者人格相关的是大学行政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行政管理者手中掌控着大量的机会和资源，迫使学者对行政“恩赐”产生严重依附。这也是中国大学行政“牛”的根源。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争创“世界一流”，对极少数高校大量投入，而支配这些资源的自由裁量权掌握在教育部门和大学行政等机构手中。学者要想“分一杯羹”，就必须和领导搞好关系。不少大学行政领导不仅自己掌握巨大的学术资源，而且俨然是学界领袖和榜样，桃李满天下、前呼后拥，污染了整个学术界的空气。

且不说行政和学术是性质不同、不能兼容的两回事，即便行政领导当时因为“学而优则仕”任职，他的学术标杆地位也只是按当时水准评判的结果，必然会为后来者所超越。但是在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环境下，这些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们已然成为学术的评判者甚至评价标准本身。进入官场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终止。

刘醒龙

记者：中篇小说《凤凰琴》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在时隔多年之后，您又重新聚焦乡村民办教师这个群体，写出了长篇小说《天行者》，这是出于怎样的动机？

刘醒龙：真的、美的人和故事，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对乡村知识分子的重新聚焦，原因不少，包括对目前社会上风气的反思。香港人有句口头禅：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任何卑微的生命都有它的意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必须有人去做，但因为它是卑微的，不起眼的，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意义的，结果就没有人去做。一个社会就像一部机器，缺少了某个零件，这部机器就要坏掉了。内地从教育阶段开始，到人生各个阶段，所出现的好高骛远，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上所流行的价值判断。

文学要体现时代精神。当拜金、拜官和拜色之风盛行时，这种价值偏移会使社会向不良的方向发展。也正因为有这种价值偏移，才凸显作家的存在意义。《天行者》描述了界岭小学这一群处在社会最底端的乡村知识分子，写他们的人生状态，写他们的生活操守，本身就表达了文学对时下价值偏移的一种批判。

小说必须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这是小说的生命力所在。将《凤凰琴》续写为长篇小说《天行者》有其必然性。对比从前的一些文学作品，就能看到中国当代小说成熟的过程。从《凤凰琴》到《天行者》，也体现了小说从广度到深度的进步、从内容到文体的成熟。

记者：张英才这个人物很有代表性，作为界岭小学的一个外来者，他对这个小世界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认同的变化；他的生命也经历了来而复去、去而复返，最终决心扎根于此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人物的心理发展逻辑是怎样的？

刘醒龙：我不习惯写那种异峰突起的东西。我在写作中比较喜欢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徐徐进入。看似随意为之，其实精心布局。经过多年的写作，我体会到，看似平淡的写作其实很难。当我写一个细节的时候，背后有众多细节做支撑，它们是小说细节的色彩、基石或者营养成分。

张英才不是孤零零一个人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的经历都会被放到张英才这个形象上。我有一种隐秘的心态不曾说过：我现在不敢回到我曾经工作过10年的工厂，因为我缺少面对从前同事们的勇气，感觉好像自己占了太多的便宜，尽管我将最值得追忆的10年青春年华交给了这座工厂，并且从没有从他们那里“偷走”过任何东西。那个工厂有200多人，后来破产了，被几个青年工人买断，成了私人财产。从前叫师傅的一些工人，在街头修自行车、开烧饼店、摆水果摊。虽然他们未必不幸福，但是对我来说，起码我的收入比他们高出很多，社会地位也要高很多。然而，当初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我更有活力，更为强势。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他们依然如此。在小说中，年轻的张英才离开界岭小学多年，一直不敢回去看看，他所表达的情感中，就有我自己的元素。

我们不能说张英才是皈依和感化了。在某种程度上，他陷入到绝望之中。他在教育局亲眼目睹民办教师转公中的一些丑行，因为不满而受到排挤，待不下去了。犹太人有句话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去找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他们依然会继续帮你。这是人生中非常通俗的哲理。所以，张英才重回界岭小学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更靠得住。

记者：转为公办教师可以说是乡村民办教师的核心利益，然而在《天行者》中，您塑造了这样一群民办教师，他们出于人性的“善”，在现实的核心利益与道德操守之间选择了后者，并默默承受由此带来的苦难。这种对于“善”的张扬是否代表了您的价值观？

刘醒龙：从早期的《凤凰琴》《分享艰难》开始，我便偏执地固守自己的文学立场。《分享艰难》在《上海文学》发表时，周介人主编在卷首语中写道：刘醒龙的小说里有一种大善。小善是爱憎分明，而大善却是对恶的包容和改造。《分享艰难》里有一种非常善的东西，像主人公孔太平的舅舅，就是一种大善。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精神的审判，远远比肉体上消灭他更重要。再比如《圣天门口》中，梅外婆有句很精彩的话：以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下全是人；以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下全是畜生。古语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当善与恶相互惩罚时，恶是不会停手的，只有善的一方忍痛自我牺牲，才会终止这类恶性循环。

日常社会不能没有伦理，伦理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础、一种起码的要求，它是法律所不可替代的。我相信善，相信爱，相信善和爱是不可战胜的，是最有力量的。在《天行者》中，孙四海以三票战胜了不得人心的村长余实，余校长最终也得以转为公办教师，便是爱与善的胜利。

记者：从成名作《凤凰琴》开始，到被文坛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分享艰难》等作品，到本次获奖的《天行者》，您在创作中一直表达着对现实的关切。现实主义是否一直是您的文学信念？

刘醒龙：在我看来，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精神，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长期以来，因为“工具论”的不良影响，现实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

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者说具有浪漫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在骨子里，我的小说更多的是表达对现实的质疑。《天行者》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张英才将界岭小学的情况写成了一篇新闻稿投给报社，报社派记者暗访核实之后，许诺要把这些感人事迹在省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结果是，这篇报道虽然发在报纸的头版，却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个细节其实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批判，用一句通俗话说：乡村知识分子竟然连猪都不如。作家要做的事就是把人物写好，把细节写好。直接喊出来就不是文学了。小说不是大字报，现实主义更不是大字报。(饶翔)

编辑同志：

正在荧屏热播的新版《水浒传》中，帅哥美女演员富有朝气的表演、绚丽的特技、“时尚”的造型、精彩的武戏、雷人的台词，尤其是不少故事情节的新潮改编，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和青少年学生争相收看。

但笔者认为，对于中小学生来说，86集“新版”不一定每集都得看。家长要积极做足“功课”，指导子女有选择地收看。

例如：武松“大闹飞云浦”和接下来“血溅鸳鸯楼”，就不适宜青少年学生收看。这集中，近10名杀手被武松打得落花流水，脸上、身上伤痕累累，鲜血满地，场面血腥。特别是搏杀蒋门神的过程，用特写镜头突出了蒋肢体残缺的惨不忍睹场面，实在是少儿不宜。

不过，“鲁智深为救二女子牺牲一生”的故事，却值得家长向子女推荐。救助的第一个女子是素昧平生的卖唱女金翠莲。闻知郑屠欺压凌辱金氏父女后，于是便“拳打镇关西”，体现了鲁智深嫉恶如仇的性格；救助的第二个女子是林冲的妻子张氏，故事描绘了鲁智深“粗中有细”的另一面。鲁智深为救二女子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成为“新版”中品格高尚的“独行侠”,值得青少年学习、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水浒传》的“武松打虎”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故事，已入选语文课本。“新版”中上述二则故事现已播完。为配合中小学语文教学，建议教师能否在上述课文开讲前再播放一遍，帮助学生更形象地学习古典文学名著。退休教师肖庆复

记者附言

对于新版《水浒传》将原著故事情节和人物进行的改编，网络上争议不少，赞成的和反对的理由各有一大把。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对于其中局部打斗场面过于血腥，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大可不必。我国现在还没有明确出台影视节目的分级制度，一部电视剧在暑假这个当口，而且是黄金时段播放，对中小学生的影响可想而知。因此，读者肖老师的提醒不无道理，希望能够引起“爹妈们”重视。

本报记者 叶米羊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

“要想富，出教辅”“教辅教辅，乱得离谱”，书商东拼西凑、老师低买高卖、教育局违规推荐，湖南郴州的乱象，再次触发对教学辅导书这一老问题的关注。

教辅书并没有原罪，让教辅书变成吸金石的，是从出版商到学校的一个庞大利益链条。如果说这个利益链条，是以教辅书为媒介进行着利益输送，那处于末端的学生，无疑是所有利益的输出者，是一种“基础资源”。

学生这种资源，有着一本万利的“变现”潜力。学校利用对学生的控制力、影响力，能够毫无成本地进行利益的第一道“榨取”，而低买高卖的差价乘以学生的总数，也让这种利益总量何其可观。

学生“被资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眼里，这是名正言顺的。我指导你学习，指导你购买辅导书，自然是我本职所在。而赚取差价，不过是利用了自己的关系，而且书上本来就有相关部门审定的标价。

这种行为的界定，是一个问题。可以如专家所言，是变相的回扣，是商业贿赂；也可以如部分教师所想，是正常的“教学行为”。界限的模糊，给“教辅吸金术”以滋生温床，甚至演变成行业潜规则，披上了合理外衣。

教辅书市场巨大的利润空间，也使得一些人千方百计把学生变成资源。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教材和教辅的出版产值达500多亿元。庞大的市场，巨大的赢利，催生了利益的进入；同时，这种利益链条各个环节的合谋，也使得定价越来越高、销量越来越多，让教辅书乱象愈演愈烈。

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一条条对照会发现，利益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禁止性条款。然而，部门规章效力有限，罚则缺失更让执行陷入尴尬，更何况还是教育部门、出版发行部门的“自产自销”。

学生“被资源”，远不止教辅这一种形式。比如，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推行校园一卡通，必须购买电信手机卡。再比如，一些学校“课上不喂饱，课后加餐饭”，收取学生补课费。这背后，都是学校或教师“利益最大化”的考量，都把教育变成了赤裸裸的赢利手段。

在学校系统中，学生是利益链的末端，也是权力链的末端。目前，学生和学校，不仅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也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使得学生在校园中难有话语权。就教辅而言，学校、教师不仅拥有指定教辅的权力，还拥有给你穿小鞋、让你不方便的权力。即使明知道一些教辅书不好用、不需要，在这样的处境下，学生也不敢不买。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赋权于学生和家长，以“自由选购权”遏止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出版方、发行方还是教育管理者、教育施行者，都要时时检视自己，别让利益污染了道德的血液。

相关报道见今天A22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张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