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范曾状告郭庆祥等侵害名誉权的官司，着实吸引了书画界和与书画界有外延关系的许许多多人士的关注——以不同形式进行“流水线作画”的画家、手握范曾作品待价而沽的藏家、正寻找门路欲购范曾作品的买家、笔藏乾坤正待指向时弊的艺术评论家，还有徘徊在“艺术批评”与“名誉侵权”之间难以权衡的媒体……

作为媒体，本报非常关注此案，一是因为从案子发生之后，关于“流水线批量作画”算不算艺术创作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再是因为被告中包括同行《文汇报》。从理性的角度说，坚持正确的文艺批评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情感的角度说，媒体因为文艺批评而被告上法庭，总有物伤其类之感。对于媒体，怎样把握艺术批评与名誉侵权的“度”才算合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此案的审判结果，或可作为一个参照。

范曾的沉默留下许多疑问

之前也读过一些范曾先生关于艺术批评的文章，比如他在《黄宾虹论》中说：“有以为中国画笔墨等于零者，其用笔之浮而躁，如春蚓之行于草，秋蛇之绾于树，鄙陋浅薄，厚诬国画，无视权威，诅咒徐齐，实可鸣鼓而攻。”“鸣鼓而攻”的当然是吴冠中先生。在《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一文中，更从十五个角度向黄永玉先生发起进攻，贬斥其人品、艺术。但吴、黄两位先生均没有以侵犯名誉权为名将范曾先生告上法庭。

当然，这可能仅仅说明吴、黄两位先生心胸博大，可以容得下并不是很善意的批评，并不能说明范曾的起诉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媒体，记者还是持有很多疑问，希望求解于范曾先生。比如，流水线作画确有其事吗？如果有，这种作画方式会不会使画者麻木，失去创作激情？一旦失去创作激情，产生的作品还具有艺术价值吗？再比如，在范先生的认识中，文艺批评与名誉侵权的尺度是怎样把握的？难道春蚓行草、秋蛇绾树、鄙陋浅薄、厚诬国画，这样的字眼都不算侮辱、诋毁、刻薄吗？等等。

遗憾，自从成诉之后，尤其是那些流水线作画照片在一些平面、网络媒体披露之后，范曾先生就异常沉默低调，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这些问题也便无从问起了。

4月22日本案开庭，记者还是带着这些疑问的。三个小时的庭审，记者仔细聆听。当法庭向原告代理人提问“流水线作画确有此事吗？如果有，会对原告声誉产生影响吗”时，原告代理人回答：“这是个人风格、创作习惯，不会对原告声誉产生影响。”原告代理人的回答让在场的听者以为，流水线作画是范曾先生的创作习惯和个人风格。但是，当庭审结束后，许多记者针对这种创作习惯或风格采访原告代理人时，两位代理人又表示“范曾先生不承认流水线作画”、“那流水线作画照片上面的人是不是范曾本人也不好确定”。这组由范曾的学生崔自默发布到网上、又被此案证人赵刚确认无疑了的流水线作画照片，上面的人物难道不是范曾？“我没说不是，但也没说是。”代理人这样回答。

许多媒体的记者对于范曾流水线批量作画产生的人物雷同提出质疑，代理人回应说，画老子当然就是画老子，不可能画成钟馗，需求量大，同一个题材，雷同是难免的。这个回答，给记者的感觉是，范曾先生不承认流水线批量作画的事实，却认可流水线批量作画的结果不会有负面影响。看来，要弄明白这些问题，还需假以时日，等待范曾先生亲自回答。

流水线作画算不算艺术创作

这是引发此案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所谓艺术创作，其核心价值在“创”，离开了“创”的作品，其艺术的成分也会大打折扣，这是我们通常的认识。但是范曾先生的“流水线作画”(姑且这样称呼)过程，打破了原创艺术的唯一性，一经完成，便是一批作品，虽幅与幅之间略有分别，但是究竟大同小异。可以想象，以这种方法产生的作品速度快、效率高，但完成的作品还能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可言吗？还能保证其高的质量和深的内涵吗？范曾先生没有出面解释，于是遭人诟病也是难免的。

范曾的代理人表示，“流水线作画”是范曾先生的一种创作习惯、创作方式。当然，画家的创作习惯各有不同，或许范先生只有在面对十张宣纸同时张挂的宏大场面时才有创作激情，只有一路“流水”挥洒下去，才能神清笔畅，痛快淋漓……

本案发生后，本报给予相当的关注，并提供平台让很多读者就此发表看法。深恶痛绝者有之，赞同倾慕者亦有之。看来，“流水线作画”算不算艺术创作有待商榷，但是它是一种作画方式却是一定的，不管你承不承认，它正在被为数不少的画家使用着。

郭庆祥的答辩充满激昂情绪

与范曾的低调相反，作为被告之一的郭庆祥却一直没有摁下过激昂的情绪。他在《答辩状》中称：

在艺术品收藏工作中坚持艺术评论，这是我近几年主要工作之一，体现的是当下一名艺术品收藏者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

在《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中，我想表达的观点是：真正合格的艺术家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自己的作品创作中，不能热衷沉湎于各种媒体的高谈阔论，更不能把谈论国学经典等热门话题作为抬高自己作品商业价格的促销手段。文章中，我呼吁：回归艺术家的本质属性，按照艺术发展规律规范艺术行业，保证我国艺术事业的正确方向。

我在文章中描述的在美术创作中的浮躁现象是客观存在、完全有事实依据的。范曾以此把我告上法庭，那么我就可以明确指出范曾就是“流水线作画”现象的典型代表。这种流水线下来的成批产品，正如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零件装配”，画眼即十张画眼、画手即十张画手、画脚即十张画脚，层层“装配”制作、成批生产。范曾把自己当成了复印机，批量复制、生产的这些美术产品，也根本不是艺术创造，而是彻底的“伪艺术”。这些伪艺术品侵害了包括艺术品收藏者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利益。

我认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赋予时代精神的智慧，以及独立的学术思考，缺乏时代意义的“国学”都是“伪国学”。而范曾对画家黄永玉的辱骂，更是充满了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其行为已经违背了国学精神。他在自述中对其“岳父母”被供奉靖国神社的描述，不管这件事的真假，彻底暴露了其真实思想的倾向性，已经超出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如任由他在公共媒体误导社会公众，就是我们当今文化事业和文化体制的悲哀！

画家画画、文人做学问，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别人不会干预。但是范曾几十年来，为高价卖出自己的作品，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投机钻营上。范曾有一位20多年前的朋友、北京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刘传铭先生，在上海的一次艺术评论研讨会上爆料说：“内靠官僚，外靠奸商”就是范曾一贯的“座右铭”。其主导思想就是靠“拉关系”、“攀地位”、“做明星”来炒作自己，没有更多时间搞艺术创作，也没有更多精力搞艺术探索，利用公共媒体炒作、包装、粉饰自己，并夸大艺术成就，误导大众审美取向，极具文化欺骗性。

201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长春同志《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一文，文中针对当前的文艺批评现象指出：“现在文艺评论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一味评功摆好，有的甚至被金钱和利益‘绑架’，这都是不正常、不健康的。要进一步加强文艺批评队伍建设，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文艺批评导向。文化类专业报刊和专业网站应该更多地开展切中要害、积极有益的文艺批评……旗帜鲜明地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发挥文艺评论的积极引领作用。”

我非常拥护中央领导对文艺评论的指示。我认为今天的文艺批评就是缺少敢于说真话的人，才导致一些美术创作因功利目的而毫无艺术价值”。文艺批评就是要触动被批评对象的“神经”，要有感而发，谈自身的感受和切身体会。我经常说的一般画家只能迎合大众的趣味，而真正的艺术是引导大众审美。我揭露不健康的和愚弄大众的文化怪现象，其出发点，是要大家明白怎样才是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同时唤醒民众对艺术审美、艺术鉴赏的正确认识和提高，不能让范曾这类善于搞手段和重私利的人误导我们的大众文化及艺术审美。

本案中，我在文章中所针对的是范曾作品的评论，或是对其艺术才能等专业的评论，所举事例或是自己亲身经历，或是其他专家的客观评述，没有任何故意捏造事实，因此不构成诽谤；文章中我没有点名，表明我丝毫没有故意降低对于他个人社会评价的动机，文章没有使用任何侮辱性词语，没有涉及任何个人隐私。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损害他个人的名誉。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和提倡有时代精神和情感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创造是引导、率领和推动艺术审美发展的，这不仅仅是我，包括整个社会对这种艺术家们的精神都会大力弘扬和宣传，也只有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才能真正提升国家的文化实力。而对一些误导艺术发展的现象，我有一个公民的发言权，即有文艺评论的权利，我会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观点和方式继续揭露和批判。这是我的责任。

在这场官司中，郭庆祥表现出了近乎固执的坚持。在原告方表示接受法庭调解的情况下，他选择拒绝。庭审结束后，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接受调解，他说，就是想延长时间，给书画界甚至全社会提供尽可能大的讨论余地。“我是只对事不对人。这个问题太值得探讨，也应该得到解决。”他反复强调。

媒体所把握的艺术批评尺度

《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民法通则》又规定公民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本案的焦点在于正常的舆论监督、文艺批评与人身攻击、侮辱诽谤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

中国传媒大学特聘博导、法学家魏永征说：“按照我国有关规定，侵害名誉权行为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传播了虚假事实，贬低了他人的名誉，这叫做诽谤；一种虽然没有涉及事实，但是损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这叫做侮辱。” 他曾提醒评论者：“写作文艺评论，一定要注意把意见和事实区分开来，使人们明白文章是在表达某种意见，而不是在叙述事实。”

本案中，第二被告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代理人称：“涉案文章所发表的《文汇报》鉴赏专刊‘争鸣’栏目，本身就是一个文艺批评和文艺争鸣的阵地。范曾不同意任何文章观点，均可以向《文汇报》投稿，只要达到发表水平的，《文汇报》必然予以刊登。所谓艺术评论，自然要对作品的题材、表现形式、艺术价值、市场价格，乃至原告作为艺术家的艺术才能、艺术风格、创作手法、创作态度等发表观点。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发表观点本身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甚至受到鼓励，而不是动辄受到法律的追究。”

法律有义务保护文艺批评、追究人身攻击，可是怎样区分他们的性质呢？对此，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法学博士陈堂发，根据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评性报道的法律问题研究”问卷调查结果告诉记者：“我国司法解释虽没有对言语侮辱行为给出相对清晰和统一标准，但法官普遍采取了从严掌握的做法。对于刻薄、犀利的言辞，尽管有相应的事实作支撑，但只要这种言辞表达足以引起他人对被批评者的鄙视与厌弃，法官一般认定媒体已经存在过错。在这一点上，法官与媒体从业者认识不一致较为明显。”

由此可知，法官从严，而媒体更注重事实。那么，新闻界和司法界总该有个相应的共识吧。被告代理律师提供的新闻界和司法界的共识是——评论是否公正。他们认为衡量评论公正与否有三个标准：一、评论的对象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二、评论依据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三、评论是否出于诚意。据此，他们认为与本案有关的三篇文章都属于公正评论并提出了理由：

一、艺术家整体艺术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大众审美需求的满足，因此如何提高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如何避免艺术衰败的问题，关系到公共利益。

二、系争文章所评论的内容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客观存在。比如：原告确实知名度极高，画作的售价也极高；原告确实经常在媒体上畅谈哲学国学、古典文学、书画艺术等；原告确实采取流水作画的创作模式，等等。

三、系争文章评论出于善意。文章探讨的是如何避免艺术衰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问题，而非贬低某一个画家的人格。文章规劝那些将过多精力放在炒作、包装和推销上的艺术家能悬崖勒马、甘于寂寞、安心作画、勇于创新，画出大作品。

陈堂发博士针对此案也表示，被告那些否定原告画作艺术价值的尖刻评价意见可能使原告极不愉快，但被告作者基于“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一幅”的获利事实与“流水式作画”事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而产生的一些不免偏激的看法，为当前特有社会情绪弥漫下一般人都能理解与接受。意见虽苛刻，但并未超出社会主流价值所认可的合理限度，任何一种市场利益行为都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评点。

当然，这是作为媒体的《文汇报》与法学专家的看法，并不能代表法庭。因此，对这场官司判决的期待也显得颇有意义。

公众人物应该有容忍的义务

艺术家、作家为了批评文章去打官司，并非始于范曾。但范曾先生的冲冠一怒，仍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它再次提出了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问题。据法律界人士称，根据国际和国内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惯例，作为公众人物，在享受公众资源的同时，应该有容忍的义务。但是这个容忍“度”靠怎样衡量？完全靠被评论者的气度和修养吗？

魏永征在回答记者关于这个问题的提问时说：“作为一个从事创作活动的作家、艺术家，他的使命和价值就在于向社会传播自己的作品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这样他就要有足够的准备来接受和容忍人们的各种评价。有些知名的大家，对人们的各种非议甚至挖苦、嘲笑，也泰然处之。不能只听好话，不听坏话，一听见坏话就说是侵害了自己什么权，这样的气度未免小了一点。作家、艺术家，本身就是以表达为职业，本来就与媒体有较多的联系，如果不同意某些批评，可以写文章反驳和澄清。真理总是越辩越明。一言不合对簿公堂，这对自己未必有利。有的名人打赢了官司反而输了名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赞同作家、艺术家为一些批评文章去打官司。”

的确，基于公平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公众人物既然从其知名度当中获得了利益，享受了众多社会资源，就应当对其知名度所导致的不利和社会监督予以容忍。此外，公众人物获得了知名度的同时必然引发社会公众的评论和关注，其本人及其作品应当允许更多的品评，其中包括负面品评。《文汇报》的代理人在答辩状中说的“画家及其作品无权拒绝收藏家、批评家挑剔的眼光”应该也是这个道理。

郭庆祥的呼吁

在这场官司中，身为第一被告的郭庆祥始终高调。作为书画收藏家，他对“流水线作画”表现出了充分的嗤之以鼻；作为艺术评论家，他又坚决不肯捂住自己的嘴巴。这次庭审后，记者曾问他，既然1995年就发现了范曾在“流水线作画”，为什么那时候不写评论揭发。他说，那时自己的收藏阅历尚浅，对书画艺术的研究也不够深入。也就是说，时机不够成熟。

郭庆祥表示：“到了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范曾容不得批评的霸主行为，就是美术界缺乏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人。范曾的流水线批量作画行为，相当于演艺界的‘假唱’，同样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而对其欺骗行为提出批评的消费者，却被生产者告上法庭！天理何在？！”

郭庆祥坚持认为，流水线批量作画，就是失去了画家基本的道德水准，就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而且范曾的流水线作画现象在美术界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呈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对作为国粹的中国画传统艺术的伤害，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伤害。为此，他呼吁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国家各级画院、美术学院等专业美术创作、美术研究部门的有关专家、学者对此发表看法。他说：“专家们的批评无论是针对我郭庆祥还是范曾，都对艺术的发展有益。”

画家范曾与收藏家郭庆祥的名誉权官司引起公众和业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提起打官司，旧时国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你说它是恐惧也好，厌恶也罢，反正是很少有人诉诸法律，争个是非曲直的。今日中国打官司者则越来越多，这标志着人们的法律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但是，这种法律公正意识的提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个经过反复才能渐次提高的过程。像当下一些文化官司，就有个对界限的认识不清问题，如诽谤与批评的界限，再者亦牵涉到艺术的理论、政策与为人的道德修养、境界，不是某条笼统的法律条文便能圆满和妥善解决的。就范与郭的这场官司而言，其胜诉抑或败诉，它对中国美术评论乃至整个中国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不少有识之士所为之关切的。因为，兹事体大，关乎到文艺发展的走向，断断不可等闲视之。

“流水线作业”现象的产生与我们当下的文艺批评绵软乏力不无关系。文学艺术的发展能否保持健康良性的态势，文艺创作能否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文艺批评攸关系之。而现在文艺批评的不景气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称美术批评处于“死水微澜没有学术争鸣的温吞水状态”，我以为是切中肯綮的。君不见，不痛不痒、溢美隐恶的评论，比比皆是，“有的艺术批评更是被金钱和利益‘绑架’，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像是个“跟班儿”的。批评家成了表扬家，极尽能事地唱赞歌，甘做“吹鼓手”，而生怕得罪了谁，以至于对咄咄之怪事居然鲜有人以为怪。由此看来，批评的环境若继续恶化下去，追求高品位艺术境界的艺术精英必将日渐稀少。惟其如此，像郭庆祥这种有文化担当之责、敢于“亮剑”、针砭时弊的批评家方愈显难能可贵。真正有力量的批评，就应当表现为对文坛正义的维护，对偏离文艺发展正确方向的错误取向的匡正。“眼里不揉沙子”，哪怕是面对“大师”也照样“口无遮拦”地直言，这是对文艺批评基本功能和效用的坚守。文艺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很大程度上也恰恰就在于这样的坚守。

文化的规训力量来自有根有据有见解的深度批评。其实，批评即创造，批评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动力，而且批评本身就是创造性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唯有观点鲜明、是非明确的批评，唯有“逆耳忠言”，才能使人警醒，才能助推文艺创作向前发展。真正有艺术信仰、不负丹青的画家，面对批评当虚己以听、反躬自省，这不只是个人胸襟、气量、境界的事儿，也关系到营造一个开展正常文艺批评的良好环境的问题。

范曾与郭庆祥对簿公堂，若能在法庭的公平秤上使是非曲直得以明确，那么，这场官司对文坛正义的伸张，对丑恶现象的抵制，当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反之，追求真善美境界者便可能成了灯火阑珊处的踽踽独行者，那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是当代文学艺术深入骨髓的悲哀。“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及时的振聋发聩的文艺批评必将重获尊严，展示出应有的力量，而那些具有中国气派、时代精神的艺术精品，也必将于滚滚红尘中彰显其生命力，经得起恒久时间的检验。

一个网友在发微博。

信息爆炸与媒介膨胀，注定了这是一个人人享有话语权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媒介，每个人都是演说家。一个社会前进的步伐，正是在各种声音的争鸣与引导中摸索前行。

但是，众声喧哗之中，总有一些杂芜之音，通过公共或者个人的媒介，给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困扰。而真正理性与智慧的思考，则因缺位而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从本期开始，《文教周刊》推出连续报道，分析当下文化批评存在的问题与得失，展望文化批评未来的发展，以期通过培育文化批评的健康生态，促进整个社会与文化的和谐发展。

——编者

撬开批评的大门

个个都有麦克风　人人都是通讯社

互联网的普及，对专业的文化批评来说，其权威地位并没有动摇，反而还扩大了影响力。因为传统媒体刊登的文化批评文章通过转载、互动等形式传播到网络里，不但提高了文章的阅读量，也让这些文字有机会转化为网络批评，直接介入新兴媒体；另外，大量电子刊物、网站的文化评论同样由文化评论家和理论家撰写，让那些原本只在报刊露面的作者因此增加了发言的渠道，增强了他们的文化干预能量。

博客出现后，一方面为专业文化批评增添了一条便捷的发言渠道，许多评论家和专业学者纷纷开辟博客，直接发文，省略了媒体的取舍和编辑；一方面，一些有文化根基的网民也在博客里发表文化见解，有的水准还胜过职业评论家，产生了不少著名的网络评论写手；而且，大量跟帖的形成，既反映了社会的文化倾向，表现出网民对某一部作品、某一起事件、某一个人的关心程度，也明确显示了人们对文化评论的各种看法，促进了大众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进入博客后，其明显的演变就是向社会敞开了大门，打破了专业的壁垒，增强了批评的尖锐性、时效性和社会反应度，还可以让我们在网络上清晰地看出批评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提高了文化批评的影响力，扩充了评论的队伍，增加了评论的容量。但是，由于博客的自主性，也让许多以博客为载体的文化批评火药味十足，似乎越激烈越有人关注，追求抢眼成为博客的目的，减弱了批评的理性分量，而成熟公允的批评常常沦入网络的犄角旮旯，门庭冷落车马稀，很难产生影响力。

一年多来，微博这个几乎没有门槛，无须任何底蕴的发言平台为所有人打开了大门，微博成了每个人自己的麦克风，也是每个人的通讯社。尽管人人都能写，但用区区140个字去吸引成千上万人的目光，确实可以考验出一个用户运用最短小的文字创造最大效果的能力，只是这文字不再拥有传统写作的习惯和审美标准，按照一位微博写手的话说，已经发展到“拼短语，拼新词，拼效应，拼杀伤，拼不说‘人话’”了，总之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当微博介入文化批评时，尽管提升了社会对文化的反馈速度，直截了当地反映了各类人的评判倾向，但也给文化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　

　　前(22)日是耶稣受难日，全球多国以不同形式纪念，哥伦比亚大搞传统复活节晚餐，菲律宾有民众重演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经过。

　　哥伦比亚地势多变，生物种类丰富，拥有不少独特的动物，成为了当地人的佳肴。每逢长假期尤其是复活节，来自国内的民众纷纷来到首都与家人共度假期，享用有蜥蜴、海龟及水豚的“特别晚餐”。

　　在菲律宾，过百名狂热天主教徒昨日模仿耶稣拜苦路及钉十字架，纪念耶稣在2000年前受难。钉十架活动已在首都马尼拉以北一个农村小镇上演多年，吸引大批游客。

　　当地天主教会批评活动主办单位将受难节商业化，沦为赚钱工具。最年长的“受难者”、50岁的鲁宾表示他已是第25年参加，行动纯粹向神表达感恩之情，对天主教会的批评感到失望。

　　在圣城耶路撒冷，昨日有数千名来自全球各地的信徒涌入，信徒们重走当年耶稣背着十字架，前往刑场走过的最后一段“苦路”。

1962年春节周恩来出席北京人艺茶话会

周恩来总理曾经是北京人艺的良师益友。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的生日，每到这天，周恩来总理与北京人艺许多往事都会涌现在眼前……

周恩来总理是北京人艺的老朋友、老观众、老同行，当年他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与曹禺先后同学，又在“南开新剧团”一起男扮女装演过戏。当时，是不允许女人上舞台演戏的。所以，周恩来总理一直叫曹禺为“老同学”。他常来看北京人艺的戏，也常谈戏，非常内行，一说就说到点子上。

帮董行佶找鞋

一天晚上，周恩来临时来观看《武则天》，由于已经没有票了，又不便打搅其他观众，就勉强坐在舞台副台上观看。看戏当中，遇到了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扮演唐高宗的是演员董行佶，他在舞台上穿的是厚底鞋，既不方便，又不舒服，所以只要一下场休息就赶快换上自己的皮鞋放松放松脚。那天，当董行佶下场以后，却找不到放在景片后边的皮鞋了。董行佶十分着急，四个宫女也赶快帮忙找皮鞋。突然，董行佶发现又多了一个人跟着找皮鞋，这就是周恩来。正在此时，一个宫女笑着把皮鞋找到了，交给董行佶，皆大欢喜。董行佶换上皮鞋以后，走到周恩来身边不好意思地道谢，并且为找不着皮鞋而百思不解耿耿于怀。周恩来这时却悄悄地对他说：“小董，你大概是得罪了人！”说着，董行佶笑了，四个宫女笑了，周恩来也笑了。

替吕恩撑腰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演员吕恩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上午，家里人买了两瓶汽酒回来，吕恩误认为是汽水，用于解渴。然而，她是不能喝酒的，为此头发晕，脸发热，并且躺倒不能动了。忽然，吕恩想到下午还要演出《同志，你走错了路》，自己要扮演群众角色和搬换道具，怎么办？只好让大儿子去代替搬换道具，也找了同事扮演群众角色上场。吕恩休息了一天，晚上正常进行了晚场的演出。结果，很快在后台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批评吕恩故意旷工，摆大演员臭架子，不愿意扮演群众角色和搬换道具……而且，在散戏以后就开全体会进行批判，吕恩写了检查作了检讨。自然，心里是不大服气的。

不久，一个夏夜里，周恩来邀人艺的演员去北京饭店楼顶乘凉休息，请大家吃冰激凌和喝酒。周恩来见吕恩不肯喝酒，忙问何故，有人说出了她误喝酒和被批判的事情。周恩来想了想说：“无意喝酒是不应该批判的。”停一下又继续说，“吕恩喝醉了酒还惦记着演出，说明对戏负责任，而且派儿子代替搬换道具，没有影响演出，我看不该批评，要表扬才对。”在场的人听了以后，虽然没有吭声，但是心里都非常敬佩周恩来那种坚持实事求是不动摇的精神。

教于是之说台词

1961年的夏天，剧院正在演出《雷雨》。一直支持曹禺这个代表作的周恩来总理，再一次来看戏。6月6日，第一次来看戏，由于有要事中途退场；6月8日，第二次又来看戏。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里边有一个小故事。新中国建立以后，优秀经典剧目《雷雨》是由北京人艺首演的，演员也全部换上了全新的阵容——郑榕扮演周朴园；朱琳扮演鲁侍萍；吕恩扮演蘩漪；于是之扮演周萍；胡宗温扮演四凤；董行佶扮演周冲；李翔扮演鲁大海；沈默扮演鲁贵。周恩来第二次看戏的时候，休息当中，导演夏淳跑到后台来，告诉于是之：“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演出结束以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来到后台，也对于是之说：“你要准备总理批评你。”接下来，周恩来就来到了小休息室。大家落座以后，于是之心里很是紧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没有一开口就批评于是之，而是首先谈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劳逸结合注意不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才把话题转到了于是之身上。周恩来说：“你的台词读得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不好。”同时，又很快扩展开来说：“一个演员在台上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着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是只顾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事后，于是之又从剧场杨全久经理那里了解到如下的一些情况——周恩来第一次看戏的时候，已经感到于是之的台词不清，杨经理说：“总理，可能是你坐的7排座位声音效果不大好。”周恩来第二次来看戏，他问杨经理什么位置声音好一些？得到的回答是：第10排左右。于是，周恩来执意要坐在第11排的座位上，谁也劝不动他。他在那里听到了第二幕，自己仍然听不大清楚，于是又问身旁的观众：“你听得清于是之的台词吗？”结果还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有一次，周恩来问叶子：“叶子，你是老演员，每天练习读台词吗？”叶子不好意思地回答：“也练，不是每天练。”周恩来笑着说：“我在学生时代是个业余演员，为了把戏演好每天都要练习读台词。可你们是专业演员，怎么能不天天练呢？话剧，话剧，首先是要把台词读好，让观众听清楚。人艺在这个方面要带个头嘛！”

请王志鸿吃花生米

一次在首都剧场三楼的春节联欢会上，周恩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之夜。

王志鸿是刚考来的年轻学员，也参加了联欢会。由于她不会跳交际舞，只好在一旁坐着。突然，周恩来走到她的面前说：“小同志，为什么不跳舞啊？”王志鸿很激动，赶快站起来回答：“周总理，我不会跳。”周恩来笑了，说：“来，我教你跳嘛！”于是，周恩来从应该怎么站，手要放在哪里，首先该出哪只脚，如何跟上乐曲节奏，一招一式地教起来，那样热情、认真和耐心，真是不多见的。

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粮食也不够吃。在联欢会上，剧院自制了冰糖葫芦，周恩来带来了花生米供大家食用。当人们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说：“这是家里人团聚，没有什么上下级、领导人，特别是年轻人要热闹些才有过年的味道嘛！”记得陈毅一边吃着冰糖葫芦，一边说：“你们哪里搞到这样好吃的东西啊？”剧场杨全久经理回答：“这是特批的白糖、红果，我们自己做的，演出休息时卖给观众，每张票可以买两串。”陈毅听了大笑说：“是不是为了吃冰糖葫芦人家才来看戏啊？”大家都笑了起来。周恩来一直环抱着双臂，不吃也不笑，轻声地说：“这是粮食不够吃，群众饿啊！”于是，人们都沉默着，没有声音。周恩来突然发现没有人吃盘子里的花生米，便说：“来，来，大家吃一点花生米嘛。”这时，王志鸿顺手抓起了一把花生米。身旁的一位老演员用胳膊捅捅她，示意不妥当。王志鸿马上意识到领导同志还没有吃，便把花生米又送了回去。就在此刻，王志鸿的手被周恩来的手给挡住了，并笑着说：“你年轻正在长身体，要多吃一些嘛！”事后，王志鸿才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周恩来夜里办公时，工作人员送去夜宵，小盘子里的花生米被退回来了，他说：“现在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能吃到一个馒头就很不错了，以后不要加其他东西，花生米留下来有机会大家一起吃嘛！”（作者系北京人艺编剧）

陈界仁的作品《帝国边界》，获得金棕榈奖第三名。

每到岁末年初，一系列的盘点、评选甚嚣尘上，艺术家的高下评判与“权力”、“市场”紧密捆绑，而关于作品本身的探讨，尤其是对作品问题、漏洞的探讨，却隐没无闻。

青年批评家自发性集结的金棕榈、金酸莓奖评选，正是反其道而行，试图去除一切功利目的，单就作品而做纯粹的学术探讨，为公众“祛魅”。

2月15日夜，北京798艺术区一驿酒店。“2010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奖+金酸莓奖颁奖典礼”时间拖得有点长。尽管获选“金酸莓奖”的艺术家一个也没有到场，流程中原本设定的“获奖艺术家上台领奖，由嘉宾颁发奖杯”环节也可以省略。

没能等到结束，王春辰先走了。他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也是参与2010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金酸莓奖评选的青年批评家中最年长的一位，属于“60后”—其他22位“评委”几乎都生于1970、1980年代。他们并不愿意使用“评委”这个称呼，更贴切的描述是：艺术观察者。

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界一次非典型性的盘点，甚至有媒体抛出了“革命性”这样的描述。参与者都是近年来艺术批评界涌现的新锐力量，年轻只是他们的表面特征，但年龄又不是这批人聚合在一起的惟一标准。他们试图改变艺术批评界“一团和气”、只赞扬不批评的现状，捍卫批评的独立性，于是创造出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强烈的奖项，在选出年度十佳作品的同时，也讨论、投票列举出年度问题作品的前十名。所有参与提名、讨论与投票的批评家、观察者，都要求实名，每个人的发言都被记录、公开，接受审视。

“金棕榈”与“金酸莓”的奖项名称，都借用于电影界。“金棕榈”是以艺术品位闻名的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酸莓”则以评选美国年度最烂电影为目的，在每年2月奥斯卡奖揭晓前一天公布。

当代艺术金棕榈、金酸莓奖的评选，却并非意在标定出“最好”与“最差”。发起人之一盛葳强调，获选金棕榈的作品未必是最完美最成熟的，但评审委员会倾向于发现与讨论这一年的创作中所显现的最有创造性的思路、苗头；而金酸莓奖的十件作品也未必是2010年出现的最差作品，而是它们集中显现了今天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典型性问题，“真正特别差的作品，其实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数不胜数，所以我们提名的这十件金酸莓的作品，并不是说真正最差的，而是差得有代表性”。

所有参与者都强调，这是一个看重过程而非结果的评选。青年批评家鲍栋这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评选中的发言与讨论，就像我认为民主最重要的是公议，而不是投票。”

（岳敏君《弯曲的维度》 / 受访者 供图）

被放大的结果

然而一个颁奖礼的举行，放大的必然是结果。

媒体到场，观看歌舞表演，听获奖感言。金酸莓奖得主无一到场，但并不妨碍媒体对于“金酸莓”的聚焦。毕竟，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界鲜有的针对具体作品的公开批评声，而且，被授予“金酸莓”的问题作品大多出自艺术圈声名显赫的“明星”、“大腕”级艺术家之手：因拥有世界最大艺术家工作室、雇佣百余人艺术制作团队而成为话题人物的艺术家张洹，有两件作品高票当选，分别是《希望隧道》、《和和谐谐》；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的“雕塑系列”、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的《错构—转念—穿越杜尚》之“宇宙飞行器”，都位列榜中；中国当代艺术“四大海归”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焰火总导演蔡国强，于世博会期间举办的展览“农民达芬奇”，7票当选金酸莓；被称作中国当代艺术F4之一的岳敏君，作品《弯曲的维度》位列十大金酸莓奖的第六位。

相反，金棕榈奖得主的名字与作品，对于公众而言都相对陌生。

醒目的是，其中一件金棕榈作品《一亿颗葵花籽》，在金酸莓的评选中也获得了6票，同时获颁两座评价相悖的奖杯。

争议声四起。仅仅由结果出发，有评论者公开质疑此次评选程序的公正性、评论者态度的严肃性，一篇题为《为了话语权，还是为了艺术的发展？》的文章称，有作品同获金棕榈与金酸莓对于评议奖项来说是一个“很低级的玩笑闹剧”，“暴露出评委们患得患失的世故心态”。

而在参与本次评选的青年批评家杭春晓看来，如实呈现投票的结果，呈现聚焦于同一件作品上复杂而矛盾的审视眼光，才恰好反映出了金棕榈、金酸莓评选活动的初衷。“我们这个活动恰恰不是在构建一个权力的制高点，而是构建一个理性的传播渠道。如果我们不希望再走进一个权力主义的话语体系，需要的就不是对一个事情惟一的判断结果，而是需要达到结果的不同看法和审视。”不要盲从于结果，关于一件作品矛盾的两极评价，正是引导围观者关注评选过程中各种不同声音的契机。

（张洹 《希望隧道》装置，2010年。 / 受访者 供图）

复杂场域，拒绝简单判断

杭春晓，美术史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他并不是当代艺术金棕榈、金酸莓奖的发起人，但在他的观察里，和他一样聚集在一起参与这个评选的批评家有这样的共性：“大多是在2005、2006年，完成自己的学院教育以后，开始进入和介入当代艺术现场。我们介入时的语境，与1980年代开始介入当代艺术的批评家们面临的已经大不一样，而不一样的语境会产生不一样的思考。”

前一个丰收的“收割期”，这是杭春晓对这一代艺术批评者所处场境的形容，“产生的既有对收割的质疑，也有对收割的跟风。不再是一个可以简单划一的结构。”他认为在19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萌发的初期，艺术界迫切需要的是提出另一种看法，一切单纯的反思都显得振聋发聩，“那个时候，振臂一呼是有价值的”，可是现在，随着资本与权力的进场，社会结构、艺术创作的现状都变得极度复杂化，各种利益关系、利害关系时常重叠，“这一代人呼吁的是理性，在极其复杂的状态中不应该再作出极其简单的判断。审视，才能为下一个阶段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于对“艺术服务于政治”观念的挑战，也是对教条式创作、赞歌式作品的颠覆。但在杭春晓看来，当下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实际上依然是“艺术工具化”的延续，只不过与赞歌式作品呈现的面貌相反。当人们评论一件艺术作品的价值时仍然有一种倾向：看它是否有明确的社会批判性，似乎批判性越强就越有价值。“除了谄媚是工具，简单的政治口号性作品也是一种工具化。”

民众的当代艺术“启蒙”，实际上是由拍卖场上的天价成交额、艺术品市场的持续火热代为完成的。新世纪开头的五六年里，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等当代艺术家的单幅作品价格，从两三万美元急速飙升了上百倍，这些受到市场热捧、原本只在圈子内闻名的前卫艺术家，迅速成为时尚明星，“当代艺术F4”的封号便诞生于此时。鲜少有人关心方力钧们的作品在其诞生时代的艺术价值和意义，卖得好成了惟一的标签与标准，而这在杭春晓看来，就是简单化的判断。

批评家、媒体与资本，共同参与了一场“造神”、“造星”运动。中国的当代艺术界，迅速变成了一条星光熠熠“看上去很美”的银河。每到岁末年初，一系列的盘点、评选甚嚣尘上，艺术家的高下评判与“权力”、“市场”紧密捆绑，而关于作品本身的探讨，尤其是对作品问题、漏洞的探讨，却隐没无闻。

青年批评家自发性集结的金棕榈、金酸莓奖评选，正是反其道而行，试图去除一切功利目的，单就作品而做纯粹的学术探讨，为公众“祛魅”。

“高成本、低常识、搞场面的宏大巨作”

2010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金酸莓奖结果的产生，经历了一天半的论辩。2月12日下午、2月13日一整天，高名潞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会议室里始终在进行唇枪舌剑的交锋。

活动发起人盛葳是第一个发言者，在介绍了评选流程与规则后，他再次强调：最后的提名和公布的评议文字都将实名发表。“为什么要实名呢？就是要让大家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不能用‘某些艺术家某些作品’这样的提法，要点名道姓。”

接下来是每一位艺术观察员提出自己的金棕榈、金酸莓奖提名名单，结合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图片公开讲解自己的提名原因。每个人介绍完自己的提名后，都会有大约十分钟的讨论，其他参评者有不同的意见都当面直陈。针对20多位参评者的提名作品一一讨论完之后，再公开投票、唱票，得出金棕榈奖和金酸莓奖的最终结果。

各人视野、学术背景、关注领域的不同，导致提名名单非常庞大，在参评者李笑男的印象里，被提名金棕榈的作品多达六七十件，而被提名金酸莓的作品也有三四十件。最后当选的作品，以得票高低为序排列，排在末位的“金棕榈”、“金酸莓”得主，都只获得了五票，位列榜中多少具有偶然性；但对另一些作品，大家的看法却相当一致，比如张洹的《希望隧道》、《和和谐谐》分别获得12票、11票，问鼎“金酸莓奖”。

《希望隧道》是2010年7月至10月，艺术家张洹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推出的一个“公益展览”，一列在汶川地震中被摧毁的火车残骸、几节变形的轨道，以及火车从事故地点辗转西安、上海再到北京的纪录片，被置于艺术中心的展厅，供人观看。参观者可以进入火车前置引擎和残骸内部。该展览也表示，会将门票的部分收入捐给灾后重建。展览的宣传语这样写道：“《希望隧道》是一件规模宏大的观念艺术作品，一块希望的纪念碑，一项积极有力的社会公益项目。它冻结了破坏和摧毁发生的瞬间，它让我们反思灾难，纪念逝者，思考如何重建以及将会面对的挑战。”

但在将其选为“金酸莓”作品的青年批评家们看来，《希望隧道》却是当代艺术创作“假大空”的典型代表。购入震区的火车残骸，将这一庞然大物辗转上千公里运回自己的工作室，这一行为的目地凸显出的是一位艺术家在当今时代所具有的资本运作能力而非艺术创造力。就像提名者孙东东的话：“与艺术家本人着力营造的人文关怀相比，如何从地震现场拉回火车残骸更能引发观众的兴趣，不禁令人想问艺术家本人的社会能力到底有多大？假如这也是作品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件作品无法令人感动的原因，因为我只看到了张洹本人，而没有看到所谓的希望。” 另一位提名者崔灿灿则认为：张洹这件作品属于典型的“高成本、低常识、搞场面的宏大巨作”，艺术的智慧成了可有可无的“庸俗点子”，而“点子”本身又毫无创意，张洹这件作品有丧失艺术修辞的必要性的嫌疑，作品中既没有对环境恶化的思考、又缺乏对受难者心理感受和瞬间生命消失的缅怀，只是无关痛痒地说了句“自然很可怕”，倒不如将这些钱捐座小学，更为有效和真诚。

追问创作症结，同时反躬自省

这是个任何领域都在鼓呼“资本为王”的时代。观察当代艺术创作领域很多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作品，也往往是耗资巨大的作品。

金棕榈、金酸莓奖发起人、青年批评家盛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所谓的艺术“影响力”，越来越与作品创作的投资额相关联：“尤其是针对非架上作品，更是这样。比如一个video作品可能需要很大的团队来完成，上千万的资金，装置作品也耗资不菲。而在国内，只有成名艺术家才能得到更大的资金支持。”一些年轻艺术家用低成本做了很多从学术角度看很有益的尝试，但由于是小制作，未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深度切入艺术现场的青年批评家们有意识地在金酸莓评选过程中更多提名成名艺术家作品的原因：“这些人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做一件差的作品具有更大的导向性，引导年轻艺术家模仿，造成的后果就很严重。”

青年批评家刘礼宾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他们这一代人不会去排斥市场、排斥资本，“但当市场、资本成为艺术好、坏的评判标准时，我们就要警惕。”

高歌猛进的时代，更需要冷静、理性的思考。批评家们强调这是一场“个人化”的评选，最后的结果呈现的只是统计数据，而每个人的价值观、思想体系在各自的发言、阐述中显影。

阅读一天半中20余人的全部发言记录，不难发现他们思考判断的冲突、交锋之处。比如针对蔡国强搜集、展出“农民发明家”制作的飞船、潜艇、机器人的展览《农民达芬奇》，前后发言的崔灿灿和朱小钧观点截然相反，在崔灿灿看来，蔡国强用“农民让城市更美好”这样的标语，有力地与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形成对照，揭示出可能被盛世的光芒所掩盖的农民工问题、农民生存问题。他将之提名为“金棕榈”候选。而在朱小钧的观展感受里《农民达芬奇》正显现出蔡国强的“嗅觉灵敏”：“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集结而成的展览，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将本来粗糙的农民发明以一种更精致的方式重新呈现，隐含着的是居高临下的资本强权。”农民们在这个展览中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他们是作者，还是成了被明星艺术家绑架的傀儡？这是朱小钧的疑问。

最后投票时，《农民达芬奇》以7票当选了“金酸莓”，但崔灿灿并没有改变对这件作品的赞誉。

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的刘礼宾，在这一次“非典型性”年度盘点活动的启动仪式上曾提及批评家的自我反思。金棕榈、金酸莓奖的评选，其实是一群青年人在奋力搭建着一个当下难得的“心平气和讨论问题”的平台，不简单盲从他人也不简单否定他人，促使批评界自己更严肃认真地面对自己的理论体系。

2月21日，在2010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金酸莓奖公布仅仅一周后，另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再次在北京798艺术区开张，名字很有气势：“2010年中国当代艺术权力榜。”在这场热闹的盛会上，参与金棕榈、金酸莓奖流程统筹，做幕后服务的肖歌，遇见了几位今年金酸莓奖的“被提名者”（这些“大腕”都作为当今艺术界“power”的代言人列席），感到些许尴尬。但，对于刘礼宾们来说，这种“尴尬”并不存在。

坚决抵制美驻委大使人选

　如果（美国）政府想驱逐我们的大使，由他们去吧！如果美国要切断与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由他们去吧！现在美国政府威胁说他们要进行反击，那么，让他们随便做什么。但那个人（帕默）不会来这儿的。———查韦斯

　　由于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新提名的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人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28日表示，即便美国威胁断绝两国外交关系或驱逐委驻美大使，他都会将反对立场坚持到底。

　　帕默曾批委军队

　　美国驻委内瑞拉前任大使帕特里克·杜迪于今年7月结束任期回国后，奥巴马总统不久前提名退休外交官拉里·帕默接任。

　　最初，委内瑞拉政府同意了这个决定，但随后查韦斯总统提出强烈反对，理由是帕默对查韦斯政府提出过批评。帕默曾公开表示委内瑞拉军队士气低迷，他还认为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在委内瑞拉境内寻求庇护。

　　28日晚，查韦斯在电视讲话中再次措辞强硬地表示，如果美国要派大使，大使人选“就要尊重这个国家。”

　　对于查韦斯的不满，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帕默的提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委内瑞拉反对提名帕默的做法将影响两国关系，美国政府会考虑如何应对。目前，这一任命还需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

　　查韦斯为扩权辩护

　　令两国关系再度紧张的还不止是新任大使人选。本月17日，委全国代表大会投票批准给予查韦斯18个月的“委任立法权”。这意味着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查韦斯可以不经全国代表大会的批准，即可颁布法令。

　　反对派称，该法案是由查韦斯的盟友发起的，这是授予查韦斯的“超级权力”，这将使他有更大的权力排除异己。

　　美国国务院也表达了类似担忧，称此类权力使查韦斯有更多的方式来“为独断专行正名”。查韦斯则反驳称扩大“委任立法权”是必要的，这将有助于加快委内瑞拉洪灾过后的灾后重建。（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20岁时的人，会顾虑旁人对自己的看法；40岁时的人，已经不理会别人对自己的想法；60岁时的人，发现别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自己。”

　　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在意你。真正在意你的人，往往是爱你的人。而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爱你的人并不会太多。因此，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只要在意真正爱你的人对你的看法就可以了。

　　事实上，不是真正爱你的人对你说过什么，对方很快就忘记了，而你却常常记着，特别是赞美自己和批评自己的话。赞美自己的话可以带来开心，这种在意倒还有些必要。但在意批评的话，难免会给自己带来糟糕的心情，这就很不值得了。

　　有一位学生，是学校里大家公认的“歌星”，无论多么高难度的歌曲，经他的嘴一唱，总是变得轻松动听。

　　有一次，学校举办歌咏大赛，他连预选赛都没有参加，就被班主任直接保送进了决赛现场。但是，由于精神紧张，他在比赛中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得了最后一名。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他还在因此而郁郁寡欢。他一遍遍地到班主任那里去解释：“我那天有点感冒了，嗓子哑了，否则，我一定能取得名次的。”

　　老师安慰他：“没有关系，我相信你！”

　　可是他仍然见了老师就提这件事情，把老师搞得恨不能远远地躲开他。

　　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太在意自己的感觉了，把自己搞得敏感兮兮的。有些人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惹得路人哈哈大笑，摔跤者在尴尬之下，还会认为全天下的人都在看着自己出丑。但是，若我们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其实这种事只是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甚至于他们在哈哈一笑之后，就早已经抛诸脑后了，只有当事人还执著于心，没能放下！

　　真正爱你的人，才会把你的一举一动都放在心上，他们会为你的快乐而快乐，为你的悲伤而悲伤。但真正爱你的人，肯定不会嘲笑你的丑态，不会看不起你的缺点，他们只会鼓励和支持你！

　　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在意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并没有多少时间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我们身上，无论我们是出彩还是出丑了。认清了这一点，也许你就能“放下”心中的包袱，轻松地享受生活了。

　　真正爱你的人，大难来临时会在你身边

　　真正爱你的人，除了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你的爱人。但并非只要是你的亲人，就一定是真正爱你的人；也不是跟你非亲非故的人，就不会是真正爱你的人。那些在你遭遇悲伤时，能和你一起痛苦、陪在你身边安慰的人，必定是真正在意你的人。

　　有一个丰神俊朗的才子，少年得志，凭借出色的文章和畅销的著作名满天下，有车有房有事业有地位，并且英俊不凡。很多女子爱着他，而他，却分不清楚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于是他打算想恋一辈子的爱，而绝不作茧自缚，走进围城。他认为自己这么优秀，是断不肯与一个女子厮守到老的。

　　快到而立之年时，他遭遇了人生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了其貌不扬的她。她不懂诗歌，不懂文学，却默默爱着他。她很平凡，和他分居两个城市，关心他的方式，只是长途电话，或者手机短信。一句普通的叮咛，一句普通的问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关怀。他知道她爱着自己，但是却以一种轻佻对待她，从来不许任何承诺。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雪夜，他最爱的人，他的母亲，在故乡悄然病逝。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不顾外面的风雪，甚至来不及为自己加衣，便衣着单薄地连夜赶往了故乡。一路上，他泪水横流，想着自己来不及反哺，却忽然失去了母亲。他为母亲守灵的夜晚，接到她的长途电话。他只说了一句“我母亲，走了”，然后，长声痛哭。她久久沉默之后，才挂了电话。

　　第二天的傍晚，雪越下越大，村里积满了厚厚的雪，行人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这时，有人告诉他，有个陌生女孩在村口打听他。他迎接了出去，远远的

　　 就看到了一个女子，正是他曾经最轻慢的她。此刻她满身的雪花，脸冻得红红的，手不停地撮着取暖。他大步走上去，猛然抱住了她，那一刻，他流着泪望天，知道这是天堂里的母亲送给他最后的礼物。

　　那几天，他其实接到了无数女子的电话，听到了各种各样华丽语言的安慰，却没有人如她那样，肯夜行千里来到一个从来不曾来过的贫瘠的山村，在大难来临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用自己最纯洁的举动，给他最温柔细致的关怀。她是真正爱他的人。

　　真正爱你的人，也许不会说任何华丽的语言；真正爱你的人，也许说不出什么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真正爱你的人，也许给不了你金钱和美色，但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在你大难来临时，在你最悲伤的时候，陪着你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