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韩国对强奸女童惯犯亮剑:"化学阉割"首次被使用
“化学阉割”是指对性犯罪者投入药物抑制性冲动的内分泌治疗措施 。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5月24日消息，面对4次强奸女童的惯犯，中国可能会将其枪毙，美国起码也会终身监禁，韩国出动了有史以来最恨的招数：对罪犯进行"化学阉割"。
这将是韩国历史上首次对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根据韩国法务部相关材料，“化学阉割”是指对性犯罪者投入药物抑制性冲动的内分泌治疗措施，一般使用“亮丙瑞林”、“戈舍瑞林”等来抑制睾丸素的释放。
这一法案在韩国最早于2008年提出，于2010年6月29日该法案终以137票赞成、13票反对和30票弃权获得通过。虽然成立该法已2年多，但动用该法律则属开山之作。(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相关阅读：
声明：科学网(kexue.com)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揭秘美国黑暗性病试验史:令受试者与患病者性交
美国的性病实验让费德里科•拉莫斯承受了长期病痛。
20世纪40年代，一批美国医生在危地马拉蓄意让上千人感染性病，到今天，当年的受试者仍然饱受性病的困扰。
撰文 马修•沃尔特(Matthew Walter)
翻译 高天羽
那些针，是在没有提醒或给出解释的情况下扎进去的。1948年的一个周五，危地马拉陆军的低阶士兵费德里科•拉莫斯(Federico Ramos)正要离开军营去度周末，上面却下了一道命令，要他去一家由几个美国医生经营的诊所报道。
拉莫斯步行去了这家诊所，医生在他的右臂上打了一针，并叫他周末结束后再来打一针。作为补偿，拉莫斯的指挥官给了他几枚硬币，让他找个妓女快活快活。拉莫斯参军两年，在头几个月里，这样的事一共发生了几次。现在回想，他认为当年的医生是在故意让他感染性病。
拉莫斯现年87岁，他说自己大半辈子都在忍受那几次注射带来的危害。退伍后，他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偏远的村庄，坐落在危地马拉城东北的一处陡峭山坡上。即使到今天，这个名叫拉斯埃斯卡雷拉(Las Escaleras)的村子都没有通电，而且缺医少药。直到拉莫斯年届不惑、也就是接受注射近20年后，他才去拜访了一位医生，确诊患了淋病和梅毒；治疗的费用，他无力承担。
“因为缺少资源，我一直待在老家，试着自己治好自己，”拉莫斯说，“感谢上帝，我在有些年头会感觉好点，但接着就会复发。”过去几十年里，他常常会在排尿时疼痛流血，他的病还传染给了妻小。这些，都是他上个月在家中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透露的。
拉莫斯的儿子本杰明表示，他也是一辈子受到各种症状的困扰，比如生殖器发炎；他的妹妹一出生头部就有溃疡，后来一直脱发。拉莫斯和他的子女都把美国看作他们几十年饱受性病之苦的祸首。“这是美国的一项实验，目的是检验性病对人的危害。”本杰明说。
从1946年7月到1948年12月，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性传播疾病(STD)的实验，活到今天的受试者寥寥无几，拉莫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美国政府派出的研究人员和危地马拉同行一起，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对5 000多名当地士兵、囚犯、精神病人、孤儿和妓女进行了实验。他们让1 308名成人接触梅毒、淋病或软疳，有时还利用妓女来感染囚犯和士兵。这些实验在2010年披露后，拉莫斯和其他受害者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奥巴马总统正式道歉，他还委派了一个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要他们对当年的事件展开调查，并确认现行法规能否保障临床实验受试者的权益。
当危地马拉实验的细节大白于天下，美国的卫生官员纷纷表示谴责，说当年的实验“可恶”、“可憎”。去年9月，生命伦理研究委员会在一份报告的结尾表示：“危地马拉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就算以涉案研究人员对自身做法的认识，以及当年医学伦理的要求来衡量，结果也是如此。”(见“伦理的演变”)
不过，如果将这份报告和参与危地马拉实验的研究人员撰写的文件相对照，我们就会看到一幅更加复杂的图像。当年主持实验的年轻学者约翰•科特勒(John Cutler)曾经得到美国卫生官员的鼎力支持，连卫生局长也是其中之一。
“科特勒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而且他不是单枪匹马在做这件事，”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Susan Reverby)这样评说——就是雷弗比发现了科特勒撰写的几份没有公开的实验报告，从而将这项研究公之于世。
科特勒和他的上司们明白，自己的研究受社会上的某些人士待见。但在他们眼里，这些研究在伦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他们相信研究结果会带来广泛的益处，能帮助危地马拉改善公共卫生系统。这种种借口，都对今天的医学研究中可能发生的腐败提出了警示，因为西方的临床研究正日益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那里的低廉成本和大量等待治疗的病人。生命伦理学家担心，某些国家的松散法规和低下的伦理标准会让部分研究人员乘虚而入，在那里开展本国不允许的实验。“这件事的最大教训就是，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应该遵守同样的规范、准则和伦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临床中心生命伦理部担任代理部长、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成员克里斯汀•格雷迪(Christine Grady)说道。
反梅毒战争
在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美国的卫生官员都忙着和性传播疾病作战。1943年，时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性病分会主席的约瑟夫•摩尔(Joseph Moore)估计，美国军队中每年新增的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35万，“相当于每年让整整两个装甲师或者十艘航空母舰退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在研究、治疗和宣传上花了很大力气。
参与这场反性病战役的很多人后来当上了卫生高官——日后批准危地马拉实验的美国卫生局局长托马斯•帕伦(Thomas Parren)，当年就是公共卫生服务部的性病研究实验室(VDRL)的负责人，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两本书。这个实验室的副主任后来跑去管理NIH的研究经费办公室，而该办公室在1946年初为危地马拉实验提供了经费支持。
约翰•帕拉斯坎朵拉(John Parascandola)曾经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担任历史学家，并撰写了《性、罪与科学：美国梅毒史》(Sex, Sin and Science: A History of Syphilis in America)。他表示，公共卫生服务部“曾经有个非常活跃的性病分部”。这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在1943年就证明了青霉素能有效治疗淋病和梅毒，但他们对这两种疾病和其他性病的预防和治疗仍然有许多疑问。“那些人刚对性病有了初步了解，对这个课题还是很感兴趣。那是在上世纪40年代，性病分部的人当然不会觉得性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美国军方尤其想开发一套防病技术，以取代沿用了几十年的“专业设备”——要求士兵在性事之后，向阴茎中注入一种含银的溶液以预防淋病，还要在生殖器上涂抹甘汞油以预防梅毒。这种方法不单痛苦费事，而且不怎么有效。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在1942年底提出，为了验证治病和防病技术，亟需在受控条件下让人类感染性病。官员们就这个建议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展开了辩论，甚至恳请美国司法部长发表意见。最后，他们决定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座联邦监狱进行实验，使用自愿的囚犯作为受试者。
科特勒就是奉命开展实验的医生之一。这项“监狱研究”始于1943年9月，当时科特勒28岁，两年前刚从医学院毕业。研究者将病菌直接放置在囚犯的阴茎顶端，想以此引起感染。这次实验建立的方法，后来又被科特勒用到了危地马拉。然而，研究者终究没有找到有效感染受试者的手段，缺少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步骤，防病技术的检验也就无从谈起。不到十个月，实验就被终止了。
被囚的人群
在特雷霍特的尝试之后，研究者开始规划一项规模更大的研究，就是通过所谓的“正常接触”感染受试者，具体方法是让他们和已经患病的异性性交。
1945年，一名危地马拉的卫生官员在VDRL工作了一年，期间，他主动要求在他的祖国开展研究。这名官员叫胡安•富内斯(Juan Funes)，是危地马拉性病控制部的负责人，是协助研究的不二人选。当时的危地马拉，卖淫是合法的，政府要求性工作者每周去诊所检查、治疗两次。富内斯负责一家大型诊所的监管工作，可以推荐得了性病的妓女参加美国的实验。科特勒和VDRL的其他科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提议，他们起草的计划得到批准，并获得了110 450美元的资助。
危地马拉方面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研究项目涉嫌蓄意传播性病，明确违反了当时的危地马拉法律。但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危地马拉正在经历一次政治动荡，该国官员对美国的计划并不反对，像危地马拉公共卫生部长路易斯•加里奇(Luis Galich)就参与了美国的研究，甚至1945年当选总统的胡安•何赛•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也难逃干系，他对美国科学家在危地马拉开展梅毒研究一事，至少是有所耳闻的。对危地马拉的官员来说，美国的这次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利用美国的资金来提高自身落后的卫生条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特勒在1946年8月抵达危地马拉，开始筹备实验。他的计划是先通过验血来诊断性病，然后检验青霉素和一种名叫“orvus-mapharsen”的药剂的防病效果。起初，科特勒利用染病的性工作者来向士兵传播淋病，他和同事给这些性工作者接种了几种菌株，然后让她们与大量男性发生性关系。资料显示，有一名妓女在71分钟内与8名士兵发生了性关系。此外，研究人员还利用性工作者在一所监狱内开展了研究。
可是，用这种“自然”的方法来造成感染也并不容易，于是研究人员改用接种法。他们用带病溶液擦拭受试者的尿道，或者用一根牙签将溶液送入受试者的尿道深处。在危地马拉的国家精神病院，科学家在男性病人接触病原体之前先将其阴茎划破，以此增加感染的机会；他们还在七名女性病人的脊髓液中注入了梅毒。
根据美国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科特勒的研究组共使558名士兵、486名精神病人、219名囚犯和39名其他人士接触了淋病、梅毒或软疳。但委员会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受到感染，又有多少人被治愈。有些实验在精神病人、囚犯和军人之外，还用到了孤儿和麻风病人，研究人员对所有实验中诊断测试的精确性都进行了测定。
委员会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科特勒在实验时获得过受试者的同意，虽然有几次他的确获得了军队长官、监狱官员及精神病院医生的许可。在一封写给他的上司、VDRL主任约翰•马奥尼(John Mahoney)的信中，科特勒坦白自己对精神病院的病人有欺骗行为，目的是给他们注射梅毒，然后治疗。
科特勒和同事对待有些受试者的手段相当残忍。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一个案例：美国医生用梅毒感染了一个名叫伯塔(Berta)的女精神病人，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都没有为她治疗。伯塔的身体越来越差，又过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科特勒报告说她已濒临死亡。这时，他又一次用梅毒感染了伯塔，还把一个淋病患者的脓汁注入她的眼睛、尿道和直肠。在接下去的几天里，伯塔的眼睛里渗出脓汁，尿道里流出鲜血，不久之后就死了。
不过，科特勒在危地马拉也做了一些好事。他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在军队医院里发起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还为陆军制定了一个疾病预防计划。他为孤儿治疗疟疾，游说上司为陆军提供青霉素(但遭到拒绝)，还为当地培训了一批医生和技术人员。另外，他还帮助142位病人恢复了健康——他们可能都患有性病，但不是在他的研究中感染上的。
他在报告监狱研究时写道：“对方很欢迎我们的团队，无论是监狱管理人员还是囚犯都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性病治疗项目，而这些东西是他们以前所没有的。我们因此觉得，这个治疗项目是值得的，也是完全正当的。”
到最后，科特勒的实验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功，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在不使用极端手段的前提下感染受试者。他后来获准将实验从1948年6月延期到当年12月。那年年底，他离开了危地马拉。此后，其他研究人员公布了部分验血结果，但科勒没有公布他对防病技术的研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指出，他的那些实验不仅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而且在筹划和执行上都十分糟糕。
一段显赫的职业生涯
虽然经历了种种失败，但科特勒的履历倒是因为这些研究变得光彩起来。回国之后才几个月，世界卫生组织就委托他带队去印度，指导对性病的诊断和治疗。上世纪60年代，他又前往阿拉巴马州，在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Tuskegee experiment)中做研究带头人——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对数百名患有梅毒的黑人研究了几十年，却始终没为他们治疗。科特勒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里干得风生水起，后来又在匹兹堡大学当上了国际卫生教授。2003年，科特勒逝世，而危地马拉实验的揭露还要等到很久之后。
迈克尔•乌吉安(Michael Utidjian)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上世纪60年代末在匹兹堡大学工作，曾和科特勒合作过两篇论文。据他描述，他的这位前同事对性病研究相当尽心，对国际研究也很有热情。“在印度，他用青霉素治疗了几种较为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但伍提健也表示，科特勒是一位有缺点的研究者，“我觉得他不算是一流的科学家，在研究的策划上也不杰出”。两位科学家合作检验了一种局部预防技术的效果，但实验相当糟糕，结果“没有什么价值”。
在危地马拉，那些受试者的下场比科特勒凄惨得多。在拉斯埃斯卡雷拉那所铁皮屋顶的房子里，当年的受试者拉莫斯已经皮包骨头、举步维艰，说起话来含糊不清，加上牙齿掉光，更叫人难以理解。他说，他一直拖到大约十年前、痛得无法小便时才去看病。他的儿子将他紧急送往医院，医生给他插了一根导尿管，后来又做了一次手术。
冈萨罗•拉马雷斯•蒂斯塔(Gonzalo Ramirez Tista)和拉莫斯居住在同一个村子，他说他父亲塞尔索•拉马雷斯•雷耶斯(Celso Ramirez Reyes)也曾在军队服役的三年里参与那些实验。那些科学家要求他和感染了性病的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还给他打几针，没过几天，他就发现自己的阴茎里流出了脓水。“他离开军队时还有那样的症状，后来还传染了我母亲，”蒂斯塔说。退伍后的雷耶斯饱受淋病的困扰，身体溃烂、视力下降，而且容易困倦。
和拉莫斯的家人一样，蒂斯塔也对美国政府提出了赔偿诉讼。他和拉莫斯都无法用档案支持自己的主张，但危地马拉人权调查办公室的帕布罗•维纳(Pablo Werner)医生仍对这两起案件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拉莫斯和雷耶斯的叙述，可以由他们的参军时间和他们提供的病例细节得到证实。另外，科特勒曾在论文中列出一份档案，调查人员据此整理出了一个受试者数据库，雷耶斯的名字也在其中。
永不再犯
不久前，美国司法部要求将赔偿案件驳回，理由是法庭不是处理此事的“恰当平台”。不过在去年9月，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却建议美国政府建立一个一般性的赔偿机制，为那些在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到伤害的受试者提供赔偿。
今年1月，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拨出近180万美元的款项，专门在危地马拉改善性传播疾病的治疗，加强和人类研究有关伦理培训。但控方对此并不满意，仍坚持上诉。
随着案件的进展，研究人员也在为如何评判科特勒及其同事的行为，以及如何防止此类事件重演而大伤脑筋。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认为，当初，科特勒和他的上级对自己违反医学伦理的事是清楚的，因为他们在特雷霍特征求过受试者的意见，在危地马拉也设法隐瞒了自己的研究。科特勒的一名同事还告诉他说，美国卫生局长“对我们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他说过：‘你知道，这种实验在我们国家是没法做的’，说的时候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但话说回来，在当时，人们对于伦理的认识正处于快速变化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命伦理学家苏珊•莱德勒(Susan Lederer)指出，20世纪40年代的道德标准要比今天“模糊得多”。
1946年末，科特勒已经开始危地马拉的工作，而在德国的纽伦堡，23名纳粹医生和军官接受了审判，罪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集中营里开展不人道的实验。这次审判催生了称为《纽伦堡法典》的一系列准则，它们规定，实验人员必须得到受试者的同意、受试者必须具有表达这种同意的能力，以及实验必须避免没有必要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尽管这样严格的标准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并非闻所未闻，但遵守它们的人却屈指可数。比如1935年，美国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就表示，研究人员从受试者的监护人那里征得同意就可以了。这一点，其实科特勒也做到了——他在实验前征求过军队指挥官和当地政府官员的意见。再说，他的许多受试者都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在科学家看来，他们根本就搞不明白这些实验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一些顶尖研究者也的确是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研究。比如在1943年，日后因为脊髓灰质炎疫苗而闻名于世的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流感研究的领头人小托马斯•弗朗西斯(Thomas Francis Jr)，就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精神病院蓄意让病人患上流感，而有证据表明，并不是所有病人都同意参与实验。
科特勒和他的上级显然认为，到了危地马拉，就可以跨越在美国无法跨越的伦理界限了。在西方公司日益将临床实验转移到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这种内外有别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0年，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调查了所有在美国境内营销药品的申请，结果发现2008年一年，就有几乎80%的获批申请是在国外进行的临床实验。
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学准则往往较低，对法规的执行也不那么有力。比如在印度，就有人权积极分子和国会议员表示，外国的制药公司常常在未经同意或没有解释清楚风险的情况下，在贫穷而又不识字的印度人身上开展新药实验。
2009年，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同意支付7 500万美元的巨款，以了结尼日利亚儿童在抗生素实验中死亡所引起的诉讼。在此之前，尼日利亚的政府官员和人权人士曾经宣称，辉瑞在实验中行为失当，比如没有获得适当的批准或同意。但辉瑞否认了这些指控，也不承认在结案过程中有任何过失。
伦理学家对一些今天看来可以接受的做法也提出了警示，比如新药实验中选择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以及那些将新疗法看作唯一希望、完全无视其危险的病人。莱德勒指出，有些抗癌新药的实验中会用到毒性特强的成分。她指出：“未来的人们可能会说：‘病得那么严重的人，怎么可能签署知情同意书呢？’”
在格莱迪看来，危地马拉实验的教训也正是出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准则：不是什么研究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信息透明是关键，科学家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人类。
不过她也表示，在临床实验中，并非总有一条清晰的伦理底线。“当你在特定的案例中细究底线的意义，分歧就出现了。”对危地马拉实验而言，这或许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教训。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有许多研究者(甚至是大多数)同意，某一个做法或某一条规则是正当的、必要的；但对于后代来说，前人的野蛮又是那样显而易见。
本文作者
马修•沃尔特是纽约的自由撰稿人，理查德•莫纳斯特斯基(Richard Monastersky)做了补充报道。
伦理的演变
性传播疾病(STD)是20世纪40年代的卫生官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当时的许多医学研究——包括美国在危地马拉开展的实验——都使用了在今天看来违反伦理的方法。尽管相关的伦理标准已经在过去几十年有所提高，临床研究者们却一直在突破科学研究的底线。
194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12月大的婴儿被蓄意感染了疱疹。研究结果遭到一位科学编辑的拒绝，但最后还是登上了1942年的《儿科学杂志》(Journal of Pediatrics)。
1943年：研究表明，青霉素是治疗梅毒和淋病的有效药物。
为攻克性传播疾病，美国军方和公共卫生服务部在研究、治疗和宣传上拼尽了全力。
1944年：约翰•科特勒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的一所监狱开展实验，囚犯被感染性病，以测试一种防病技术的效果。
1946年：科特勒在危地马拉的实验最终使1 308名囚犯、士兵和精神病人接触了性传播疾病。这支美国研究队伍还从1 384名儿童身上抽取血样，以评估性传播疾病的诊断测试。有证据表明，这些受试者并非是自愿参与研究的。
1946年—47年：对德国纳粹军医的审判催生了《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法典规定，实验人员必须在实验前获得受试者的同意，在实验中也要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1953年：科特勒在纽约的辛辛监狱开展了一项实验，他给囚犯注射梅毒，其中的一些提前接种了尚处于实验阶段的疫苗。
1956年：研究者在纽约的柳溪州立学校(Willowbrook State School)开展了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让那里的智障儿童感染肝炎。
1963年：几名医生在纽约的犹太慢性病医院(Jewish Chronic Disease Hospital)将活的癌细胞注入住院的老人体内，事先没有征得对方的同意。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科研伦理的辩论，促使美国政府对科研采取了更严格的控制。
1972年：美国政府叫停了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举行的一项长达40年的实验。实验中，数百名感染梅毒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观察了数十年，期间未得到治疗。
2010年：历史学家苏珊•雷弗比揭露了科特勒在危地马拉实验中的腐败行为，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致歉危地马拉，并对此事开展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实验是“对人伦的肆意违反”。
相关阅读：
探秘不可思议的"细菌走廊" 大气环流可运输真菌
据国外媒体报道，科学家目前通过最新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十九世纪爱尔兰大饥荒中出现的神秘微生物有着令人惊异的来源。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爱尔兰爆发罕见的食物短缺，大饥荒导致该国人口急剧下降，超过一百万人流离失所，是爱尔兰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灾难事件之一。此外，研究人员发现作为爱尔兰居民主食的马铃薯大面积不明腐烂源于一种被称为“马铃薯晚疫病”的病菌所致，这种特殊类型的致病疫霉席卷了爱尔兰全国，最终导致由1845年开始长达七年的饥荒。
横跨大西洋的环流与云系或是微生物的“特殊走廊”
然而在150多年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地球生物圈的神秘循环。研究结果显示，在高层大气还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微生物循环模式，这比我们此前预期的微生物在大气中的循环高度更高，达到了十万英尺甚至更高的大气上层。根据一项名为“公民在空间”的研究工程，该工程旨在致力于普及公民科学与提高公民在太空探索中发挥的作用，研究人员发现马铃薯晚疫病病菌可能是通过高层大气的运动抵达爱尔兰。
负责该项研究的人员认为高层大气可能作为致病微生物的“全球运输系统”，在来自宇宙空间高水平的辐射背景下，可增加病菌或者微生物的突变几率，作为一种特殊的“疾病温床”。比如，在北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之间形成的风带，每年可卷起大约十亿吨的沙粒和尘埃，其中每克沙中含有约一百万数量级的微生物，这些被“横扫”的大量沙尘最终散布在世界各大洋中。
根据参与本项研究的研究人员蒂娜·凯洛格（Christina Kellogg）与戴尔·格里芬（Dale Griffin）介绍：“撒哈拉大沙漠中的沙粒和尘埃也可能参与了全球性的尘埃与微生物循环，但是目前还没发现有人类感染性疾病与沙漠中的尘埃与沙粒有关。”在非洲大陆上卷起的尘土中，很有可能是导致加勒比海地区出现珊瑚疾病的原因。在克隆技术等细胞工程的高速发展下，许多现代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受到限制，有着相同的敏感性，这就使得某种疾病的爆发可以在短时间内席卷全球。
而在灾难发生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将原有归结为来自汽车尾气等人为污染排放，或者地下散逸出火山气体等，直到通过现代科学的指引，找到最终的致命病菌。传统的观点认为在地球的高层大气上，由于缺少微生物所需的营养物质，而且在长期紫外线的辐射照射下，任何细菌都很难存活。但是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地球的高层大气中却生活着顽强的病原体，甚至是微小的生物都可以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下生存。
被喻为生命力最强的“不死生物”水熊虫可生活在接近绝对零度的超低温环境中，不仅如此，也可以生存在温度高达150摄氏度的条件下，其身长仅仅1.5mm，却可以承受住比其他动物强1000倍的致命辐射。值得一提的是，水熊虫也被称为宇宙生物，因为它们可生活在几乎真空的近地轨道上数天，也可以忍受住数十年没有水的生存环境。如果该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跟踪大气环流的运动以发现病原体的所在地。更重要的是，我们甚至可以阻止将来类似爱尔兰大饥荒的事件发生。（Everett/编译）
相关阅读
巴西蜘蛛毒液堪比伟哥 可令男性兴奋四小时(图)
蜘蛛毒液具有非常神奇的效果
你如果在卧室中发现一只蜘蛛，最可能的做法是消灭它，但最新的研究却表明蜘蛛毒液具有非常神奇的效果，来自巴西的一种蜘蛛在咬人之后，可以使男性四小时的勃起。这对于某些性功能存在障碍的人士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肯纳-努涅斯(Kenia Nunes)博士是一位大学生理学专家，他经过反复的实验之后发现来自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的香蕉塔兰图拉毒蛛的毒液具有神奇的疗效，可以让人莫名的勃起。他说道：“这些毒液是有毒的，但是它却不同于蛇毒毒素，它最多会令我们出现血压升高以及不正常勃起等问题。”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如果被这种蜘蛛深度咬伤则是非常危险的，这将会使你失去对肌肉的控制，同时全身疼痛，呼吸困难，如果不经过抗蛇毒血清的治疗，被咬伤的人可能会因缺氧而死亡。但是努涅斯博士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积极的一面：“毒液对于治疗男性和女性的性功能障碍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疗效。”
目前，努涅斯博士只是将毒液用于混有高血压引发的性功能障碍的老鼠身上，通过实验效果是非常不错的。他说：“这是一件好事，毕竟有些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常规的治疗手段是无效的。”不过，是否会对女性产生相同的作用，努涅斯博士表示还没有研究过。
当然，华盛顿大学的克劳福德依然希望人们慎重，因为被这种蜘蛛咬了之后也是存在一定的死亡概率的。他说道：“根据统计有7000人曾经被咬过，其中有10人因此而死亡。”
相关阅读
摇滚离吸毒乱性有多远? 研究证三者同属一个妈
研究证爱听摇滚的人容易染上吸食大麻、乱性的恶习。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5月23日消息，你或者你的子女是否有钟情于摇滚音乐的呢？如果有，就要引起注意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摇滚和毒品、乱性等息息相关，一不小心可能就越过雷池了。
研究人员们判定，如果少年每天在听摇滚上面花上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并且音量在89分贝以上（和剪草机的音量差不多大），那么他们的日常行为就可能“令人担忧”了。如果这样的少年仍然表现良好的话，他们一般会被同龄人们认为“怂爆了”。
同样，根据这个理论，那些用MP3等听同类音乐的人中有三分之一都和前面所说的行为令人担忧的少年一样，而其中有一半会在夜店里，派对中较为疯狂。那些派对疯狂的人和喜欢看现场演出的人又比最先所说的用音箱放音乐的人更加容易酗酒（高出他们6倍的几率），也更容易乱性（高出2倍的几率）。
那些较为“危险”的用MP3听摇滚的人比用音箱听摇滚的要高出两倍的几率吸食大麻。研究者指出，现在很多家长都没有意识到听摇滚会让他们的孩子沾染大麻和毒品以及酗酒，乱性的几率更高。你要骗自己说自己的儿子会穿着青春洋溢的运动装去夜店喝可乐了，现在的孩子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这项研究并没有说明到底哪种风格的摇滚才最危险，最容易引人犯罪，所以让我们大胆地假设所有比较吵闹的音乐都会让年轻人变坏吧，而且会让他们听力下降，所以年轻人们，如果你喜爱听摇滚，好好斟酌一下吧。(科学网kexue.com 维森)
相关阅读：
声明：科学网(kexue.com)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猩猩演绎现实版卧薪尝胆 足够强壮才找雌性繁殖
苏门答腊猩猩为卧薪尝胆强壮自己再去挑战雄性霸主。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5月23日消息，科学家们近日发现居住在印尼群岛的苏门答腊猩猩成功锻炼出一种奇怪的进化能力——延长青春期的时间以等到他们强壮的足以挑战主导的雄性为止。
科学家们一直尝试着去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进化，有的年轻的猩猩甚至会延迟长达10年之久直到30岁（一般寿命也就45岁）才开始进入性成熟，而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其他灵长类物种的有类似的甚至是连婆罗洲猩猩也不具有这样的特性.
据科学网(kexue.com)了解雄性的猩猩在大约15岁的时候就开始具有繁殖能力了,不过只有发育雄性第二性特征诸如明显的面颊轮廓，肌肉数量与体积变大等等才有机会获得雌性的青睐。
南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员Gauri Pradha以及她的研究团队发现有的苏门答腊猩猩会延迟发育出第二性特征长达十多年，而苏门答腊猩猩也不同于婆罗洲猩猩它们会霸占雌性猩猩长达数周。研究者们还发现其他的一些第二性特征好包括手臂和背部的毛发变长，喉结变大等等。
科学家们通过数年来该领域收集到的数据中构建了一个猩猩的数学模型发现只有少数主要雄控制所有的雌性,而更多红毛猩猩推迟了他们的发育,忍气吞声卧薪尝胆，直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推翻占统治地位的雄性时次才开始发育，发育出雄性第二性特征以吸引雌性，享受霸王的地位。(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相关阅读：
声明：科学网(kexue.com)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意地震古建受损严重 专家称百万建筑存倒塌危险
意大利古建倒塌
据外电21日报道，意大利一个建筑师团体上周曾发表一封公开信，批评意大利的私人和公共建筑安全标准不达标，警告国内有“600万栋建筑物面临地震威胁。”
这封署名“全国建筑师委员会”的信件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关注。然而就在两天后，意大利北部即发生5.9级地震，造成7人死亡，4000人无家可归。
报道指，20日的地震并非意大利历史最严重的地质灾害，但它再次给该国建筑标准敲响警钟。此前的报道称，许多历史性建筑在这起地震中受损，但更应引起人们重视的，是被地震毁坏的现代建筑。遇难者中有多数是因房屋倒塌而死。
意大利“全国建筑师委员会”主席莱奥波尔多表示，意大利的许多建筑都存在结构问题，且年久失修。与古代历史性建筑相比，那些建于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的建筑所面临的威胁更大，更应引起人们重视。
莱奥波尔多称，他的组织过去20年间一直呼吁政府重视建筑质量问题，但都没有收到明显成效。据悉，意大利大部分建筑产生于二战时期，而抗震标准直到1973年才出台。这意味着至少一半现代建筑缺乏这一标准。
相关阅读
全球种子库储藏有75万物种 可运行至世界末日
位于挪威北部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是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好似矗立在雪地上的一个防空洞入口。这个深入地下的“防空洞”储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75万种植物种子，是维持地球物种多样性的“保险箱”。
种子备份
今年2月28日，在最新一批种子入库后，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又一次关上两扇厚重的不锈钢大门，将凄厉的北极风挡在外面。
这批新到的种子重1吨，是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2.5万种农作物种子。
美国建筑师凯里·福勒设计并负责种子库的运营。在他看来，最新到库的种子中，来自叙利亚的鹰嘴豆和蚕豆种子尤为珍贵。除此之外，这里还储藏有11万份来自叙利亚的农作物种子。谁知道哪一天那里的农作物会不会在武装冲突中毁于一旦？如果真有不幸发生，这里储存的种子将派上用场。
这并非杞人忧天。战争、洪水、火灾和瘟疫都曾令某些物种灭绝。尽管全世界如今已经建成1750座种子库，但仍有不少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在天灾人祸中绝种。科学家希望，万一摧毁所有农作物的“世界末日”真的降临，人类至少还有备份种子能够重新开始耕种。
这正是建造全球种子库的初衷。自从2006年奠基以来，这座位于挪威北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群岛的地下建筑就被视作保存农作物多样性的“诺亚方舟”，如今已经储存来自各国的75万种农作物种子。
在全球种子库的两扇不锈钢大门背后，是一段长长的下行隧道，隧道尽头还有两道气闸保护，然后才能进入储存种子的地窖。这里的室温常年保持在零下18摄氏度。由于所在位于北极圈地下160米的冻土层中，即使意外停电，种子库也能常年保持低温，室温要在200年后才能缓慢升至零摄氏度。为抵御导弹袭击，隧道入口处特意设计成内凹的曲面。因为上述精密的安全设计和可靠的储存条件，全球种子库堪称可以运行到世界灭绝的“末日地窖”。
基因流失
早在全球种子库建成之前，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不少“种子银行”，旨在挽救农作物日益流失的基因多样性。
大部分种子库建成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其时正逢全球农业经历绿色革命，杂交品种的推广应用大幅提高农业产量。然而，随着世界各地的农民耕种杂交新品种，不少传统农作物由于无人种植趋于灭绝。
这一趋势延续至今。目前尚无记录显示究竟有多少农作物绝种，但农作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的现实不容忽视。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世界各地农田中农作物的多样性已经锐减75%。就在一个多世纪前，印度还拥有10万多个品种的水稻。如今，那里的水稻品种不过几千种。美国苹果曾经有5000多个品种，如今也只有几百种。
上述数据只代表人类已知的、不复存在的农作物品种。如果考虑每个品种所蕴含的丰富基因选择，全球农作物多样性遭受的损失更为惨重。这样的损失难以量化衡量，但其带来的风险却无比巨大。
更佳选择
商业机构显然不是维持物种多样性的可靠选择。他们的基因库涵盖范围狭窄，大多只收集有商业价值的农作物品种。此外，商业机构关于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多以营利为目的，并非从喂养全人类的大局出发。
除了种子库，人类仍应当回归田间地头维护农作物多样性。再大、再全的种子库恐怕也无法收集世间所有农作物品种。不少水果和农作物。即使能够收集到某些农作物的种子，种子库却无法记录它们生长所在的自然环境信息，更无法适时更新它们的品种。
相关阅读
上网习惯竟也暗藏玄机:从中可诊断是否有抑郁症
研究显示从一个人的上网习惯可以看出一个是否患有抑郁症。
科学网(kexue.com)讯 北京时间5月21日消息，出于对便利性和私密性的要求，加之现代年轻人精神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的会选择在网上进行抑郁症的自我诊断，比如使用健康资讯网站。但是有研究指出，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人上网的习惯和模式看出他是否有潜在或较为明显的抑郁倾向。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有抑郁倾向或者患有抑郁症的人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和心理健康的人有些许的不同。
来自密苏里科技大的研究者们前不久在216名密苏里科技大的学生中做了一项调查，每个学生的结果都是匿名的，以此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结果显示，抑郁的人会花上更多时间浏览随机的网页和信息，并且在使用网络的时间中，有更少的时间是用在专一的，固定的事物上，比如解决学习和工作的问题等。同时，抑郁的人使用共享软件的频率更高，他们收发的电子邮件也更多。
研究人员称这种随机的上网模式（比如前一秒还在刷微博，后一秒又跳到科学网(kexue.com)观看科普新闻，不多久又到视频网站去观看视频。编者注）可能指向注意力的缺失，而难以集中精力也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
除此之外，他们使用互联网或者上网设备的频率也有些不同，比如抑郁的学生可能每天花上8个小时上网，而随后的整整两天里他们都不想碰电脑。这项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得对抑郁症进行诊断，同时也对抑郁情绪有了更全面的理解。(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相关阅读：
声明：科学网(kexue.com)独家稿件，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盘点地球上六种僵尸动物 无头毒蛇依然致命(图)
你或许已经留意到，除了偶然的僵尸启示录之外，当我们人类拥有完整的神经系统时身体功能最佳，并且我们的大脑、四肢和主要器官全部连接在一起而且能够相互联系。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告诉你并非所有的生物都对身体的完整性如此挑剔。
当遭遇一条毒蛇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自然反应都可以分成三种类型：逃掉、呆立在当场或者叫喊着砍掉它有毒的尖头。虽然后面的方法看起来似乎是避免被蛇咬到的好方法，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不相信我们吗？在视频中一只蛇头不仅不会像其它断头一样死去而且会直立起来并且试图咬任何太靠近它的无知的人。砍断死蛇的头是你最好也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没有效果，我们接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恭敬的施礼并且做它让我们做的任何事情。
蛇在面部两侧有热敏感区域，它以此来探测威胁。就此判断如果太接近的话你的身体热量就会被探测到，而你也会因为太靠近而被认为是一种威胁。这些热敏感区域能够在蛇死亡后的几小时内探测威胁的存在，这就意味着蛇或许继续保护自己，就像僵尸一样。但是不要担心绝望，因为蛇死亡后毒液会失去毒性。只可惜这完全是一个谎言，这就意味着被死蛇咬也会和被活蛇咬一样的致命。
我们之前已经指出雄性蜘蛛趋向于拥有动物王国中最糟糕的性生活。雌性蜘蛛不仅控制交配多久结束，而且某些种群中雌性在交配中通常不会中断雄性的权利直到他们成为一份真正的点心。科学家们最近发现雄性蜘蛛不会在角落里生闷气也不会写忧郁的诗歌，它们已经站起来抵抗这种不公平待遇。
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蜘蛛的生殖生物学。首先雄性蜘蛛事实上有两个名为触肢的性器官，而且第二点，它们更接近于面部。那么在交配期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交配过程中，或许是雄性蜘蛛试图逃走的时候折断了自己的触肢也或许是雌性折断了它。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些断掉的器官事实上比连接在蜘蛛身上时更加迅速高效。
雌性果蝇在被砍掉头之后能够继续存活几天。这样被砍头的雌性果蝇呈现出一种足以比得上正常果蝇的直立状态，而且能够进行复杂的行为，比如说梳理羽毛、飞行等。首先，假如某人在他的胸部几乎拥有一个类似的备用大脑来管理行走、飞行和其它如循环和呼吸等日常事务的话，失去头后继续存活并非像人想象的那样不可能。既然它们的眼睛在头上，那么它们怎么能够对光亮做出反应？它们拥有某种备用的眼睛：感光细胞存在于全身各处，甚至是它们极小的肾脏中。
在世界上某些遥远的角落这种事情或许并不让人惊奇，就像在美国密歇根州麝香鳖肉被认为是一种美味。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当厨师长屠宰一只甲鱼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甲鱼的心脏来说继续跳动半小时是小菜一碟。
现在甲鱼把“暂时”这个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而且这是因为从它们的心脏角度讲被切断血液提供的氧气和营养只是普通的一天。因为这些动物能够潜水很长时间，至于麝香龟能达到5000小时，它们能通过皮肤、喉咙从水中吸收氧气来生存很长时间，不仅如此它们身体拥有惊人的潜能不需要氧气就能产生能量。它们的心脏拥有自己的能量储备，直到最后的刺激消耗完能量才会导致它们死亡。
不管怎样，你需要做的就是到韩国旅行并且点上一份sannakji小吃。sannakji的主要原料是非常新鲜的章鱼片（不会比仍然蠕动的章鱼更新鲜），通常伴有芝麻粒和美味的蘸酱。或许小吃的美味足以让你忘记一个事实，你的食物不仅在蠕动而且正在积极的试图逃走。
首先你需要了解的是章鱼的触手事实上是多么的发达。假如你想要吃一些食物，你需要依靠你的手臂来达成目标，但是它却不能独立完成任何事情，你的大脑必须指挥手臂的每一步行动。换句话说，你的大脑就是你身体的迈克尔-乔丹，而你所有的四肢就是服从命令、支持并且必须的苏格兰人皮蓬。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一只章鱼如何吃食物。唯一的命令是由章鱼的大脑下发，无需进一步的任务控制，触手已经了解它需要去做什么来实现这一目标。触手的移动是由自身进行控制的，这就意味着那些运动的发生不需要大脑保持连接。这是因为章鱼的中枢神经系统过半的神经元位于它的触手上。
如果有东西出乎意料的与你的脚擦肩而过，你的脚将下意识的进行躲避。完全相同的躲避反应能够在青蛙中看到，而且青蛙甚至不需要头就能做出反应。有一段视频能够证明一只无头青蛙能够在科学家的要求下能够跳杰格舞。有头但是无脑的青蛙事实上与完好无损的青蛙行为十分相似：如果你把它翻过来，它能自己翻过来；如果你挤压它的脚，它会跳走；如果你把它放在水中，它会游到岸边并且爬出来。而且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如果你轻抚它的后背它甚至会满足的呱呱大叫。
导致青蛙出现僵尸趋势的第一个因素是反射反应的力量，反射反应发送出电脉冲引起肌肉扩张或者收缩，这些反应完全绕开了大脑。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人类没有大脑这种自动躲避的行为就不会继续，没有灰质我们就不能活下来，因为我们的行为严重依赖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大脑控制。还有第二个因素在起作用，大脑的缺乏只会导致缺乏自发性，而且科学家注意到如果能够得到人为的能量供给，青蛙将在一段未知的时间内对外部刺激继续做出反应。（过客/编译）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