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本报讯 (记者涂重航)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副书记李宏透露,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分别针对省部级和省部级以下单位做出规定,省部级官员提升职务后,也不能换车,“车随人走”。

  中办发文规范公车

  据了解,这份文件已下发到各级党委政府,但尚未向社会公布。3月初,财政部根据此办法出台《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从预决算关口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

  另外,各省份就此办法正在修订地方法规,在新办法出台前,一律停止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的编制和配置审批,并重新核定公务用车编制。

  公车购买数量将下降

  李宏说,这次公车改革启动后,公车购买数量应会有一定下降。另外公车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逐步进行。

  之前公车改革提了多次,但中央和地方,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情况不一,牵扯面大,数量也多,一些地方有畏难情绪,另外也可能触动很多干部切身利益。

  据李宏介绍,公车改革肯定要推,这次中办和国办的文件下发后,地方再据此进行调整。今后还将通过市场机制、货币化的方式改革。

  亮点

  1 省部级官员配车延至8年一换

  据李宏透露,公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省部级官员配车,使用年限从5年一换变为8年一换,8年后车若还能用,将继续使用。省部级官员配车排量要求未降低,但费用要求降低。

  省部级官员提升职务后,也不能换车,不管升职还是平级调动,车都要跟人走。以前,一般干部提升,或从甲单位调到乙单位,都要报备、请批购买新车。

  2 省部级以下单位车辆不固定到人

  对于省部级以下单位,新办法除规定排量和价格外,还要求按人员编制定车辆的多少,但车辆不能固定到人。

  厅局级以下干部,就按以前的规定也是不配专车,但现在很多县乡一级干部配备专车,“那是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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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 岳德亮 黄深钢)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向正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建议,官员被问责后复出机制须有公开制度设计。

  行政问责制,自2003年出现之后,已成为政府在突发性事件爆发后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回应民众诉求、解答社会质疑、强化自身行政功能的重要手段。傅企平代表认为,这一制度对党政官员起到了警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党的执政建设,起到了减少有损公众利益的行政行为,降低社会失范可能性的作用。然而“近年来数起引发民众热烈争论的问责事件,也折射出了问责体系于制度层面上的不尽完善。”

  傅企平代表说,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不足集中体现在该制度对官员政治责任的追查能力弱,当下的问责制度常常淡化为利用三三制原则,避重就轻地将行政失误的直接行为者(通常是基层公务员或外雇工作人员)锁定为问责客体,引发了民众的强烈质疑与不满。

  而且,问责制度通过勒令对突发性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官员辞职、或官员主动引咎辞职的方式来安抚民意,但由于问责制与官员复出机制的勾连缺乏监督力,导致风声过后,官员即可复出、再度担任重要职位,这种做法极大地削弱了问责制的公信力。

  “问责对象不明,对相关官员惩戒不力,此二者是行政问责制度的缺漏关键所在,如若处理不当,则必然造成民意不平,法治不彰的困境。”傅企平代表说。

  傅企平代表建议,整合规范官员被问责后的复出机制,因人而异地制定复出安排,并将安排向社会公布,以此将问责制度的惩戒性功能落到实处。在每一起问责事件结案之时,向社会大众公布对官员未来仕途的大致安排。在对事件中承担主要责任的官员的问责决定之时,应同时根据该官员所承担政治责任的轻重,从具体职位上、所享受待遇上、具体职称上,对其未来的复出作出严格控制。

  “公布这一复出安排的原因,一是为了使政治责任的惩戒功能成为一种公之于众的明文规定,可在未来的实践中接受公众的检验,以此增加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二是为了投石问路,即一旦这一安排在公开后遭到社会上大范围大力度的不满,则可考虑更为从重发落,响应民意。”傅企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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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律师韩德云 重庆律师韩德云

本报2009年3月8日截图。 本报2009年3月8日截图。

  2006年起,每年一个议案,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建议“对公务员财产申报问题立法”。

  6年间,相关机构对这个议案的答复年年有变化——从前两年的“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尚不成熟”、“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尚存一定困难”,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再到“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

  昨天,他带来最新消息:中纪委在去年8月给他的回复中明确表示,中纪委“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论证,并已经着手起草建议稿”。

  官员财产公示的脚步声,在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里,一步步清晰起来。

  六年六提 “财产公示”议案

  京华时报:从2006年起,你就一直建议“就公务员财产申报问题立法”。今年又提了一遍,为什么?

  韩德云:我本身从事的是法律工作,现实中接触了很多贪腐的案例。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些官员本质是好的,后来走向了犯罪?我们固然应该通过思想深处的灵魂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实中最起作用的还是法律手段。

  京华时报:最新的进展是什么?

  韩德云:最近一次回复是去年8月。中纪委回复我的议案称,他们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论证,并已经开始着手起草建议稿。

  京华时报:官员财产申报,困难在什么地方?

  韩德云:中纪委给我的回复中说,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涉及方方面面,需要普及知识、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为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从我国实际出发,需要对制度的设计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包括申报主体范围、申报财产范围的界定,以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后是否公开、是否要分步实施等等。立法不是小事,一旦颁布实施,就必须要立得住、行得通,并取得实效。

  财产公示 可从高危岗位突破

  京华时报:老百姓很关注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示,但同时也形成不同的意见。你觉得应该怎么推行?

  韩德云:应该自上而下地推行。我的建议是中央统筹安排,地方、行业突破。中央要通过法律的手段开展这项工作,选择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从这些高危岗位试点突破,然后再推广。

  京华时报:哪些是高危岗位?

  韩德云:对行业来说,主要应该是行使审批权的行业,腐败比较高发的建筑、房地产行业,以及群众关注度比较高的司法领域。对人来说,应主要选择各个单位的一把手。行政性官员和事务性官员的对待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腐败高发的是行政性官员,通俗地说就是一把手,只有他们才能左右权力。一般事务性官员,他们贪不着,不应该一刀切,什么都没贪着的,整天揪着不放,这样也不公平。

  京华时报:你觉得公示的范围应该怎么确定?

  韩德云:不应该只对内、只对上级公开,要通过各种途径让老百姓能够监督,不然还是没有意义。应该认清,这是一个他律制度,而不是自律的。有人说,通过内部申报和公开,增加了官员贪腐的风险,以此达到自律。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就像法律中规定了严重的惩罚,还是有人犯罪一样,这需要外部监督,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

  京华时报:有人建议,财产申报可从刚提拔和入职的公务员开始,你觉得可行吗?

  韩德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路径。但要考虑到有没有效果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个路径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最有效的,还是从监督一把手开始。

  制度设计 难在“现实冲突”

  京华时报:你觉得制度设计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韩德云:难在法律条文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说白了,部分官员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灰色收入,一旦如实进行申报,严格按照工资等收入计算,多出来的财产,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如果不接受会不会激化社会矛盾?现在老百姓对这种灰色收入是零容忍,这跟部分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最难的。

  京华时报:你的意思是老百姓要容忍官员的灰色收入?

  韩德云:应该明白,这个制度本身是预防的制度,不是个查处贪污腐败的制度。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这种制度设置,是通过一个时间段内的连续申报,比较每一次的数据,达到监督的作用。从长远角度看,是会起到效果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些好的时机,越晚去做会越难。现在的关键,是必须尽快开始。

  京华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韩德云:我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搜集全国范围内的重大热点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中,我感觉到,社会的对立情绪在加重,一件事如果是普通人错了,大家能够容忍,但如果是官员错了,这种对立就会突显出来。一些典型事件,都折射出了这种心态。越早实行财产申报和公示,越能够有效阻挡贪腐,越能够化解矛盾。这对于社会平稳进步很重要。

  京华时报:对现有的潜藏的贪腐情况不追究了吗?

  韩德云:不是不追究。个案反腐始终都存在。制度设计,是要针对一个普遍的现象去处理的。不是针对具体哪一个人来做的。对具体的人的处理,我们有刑法。财产公开立法,主要是一个预防机制,是要防止新的贪腐。

  越是高官 越赞成财产公开

  京华时报:如果公务员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怎么办?

  韩德云:不申报的问题立法就能解决。不如实申报的问题,要知道贪腐多数是为了满足享受的欲望。贪污了很多钱,一直放在床底下的很少。要享受,主要是购置房子、车子以及高消费,而这些东西是藏不住的。

  京华时报:你怎么看待一些“官员隐私也应保护”的反对理由?

  韩德云:现在不仅仅是老百姓,官员本身对这个制度也很拥护。今年的《法治蓝皮书》调查,有70%的公职人员拥护这个制度。同时,这个数据从官位的大小来看也比较有意思,越是高官越赞成,科级以下认同的相对就少一些。但这个世界上有一条公理,那就是官位的大小应该同享有隐私权的大小成反比,这就像不能让“拿着枪的警察喊自己需要保护”一样。

  京华时报:你觉得,财产申报、公示的反腐效果大概多久能显现?

  韩德云:通过案例分析,更多官员的贪腐发生在从科长走向厅长的环节。这个过程,最短也要5年,多则10年或者更久。这样看来,5到10年这个效果能够显现出来。如果从15年前就公开刘志军的财产的话,他就不会走到今天了。

  ■“财产申报立法建议”历程·五年五大步

  2006年 条件尚不成熟

  2006年全国两会,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领衔和其他9名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建议尽快通过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弥补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这一缺陷。

  当年8月,韩德云收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答复(内司委办函【2006】63号)称: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有关制度和规范化文件的陆续出台,标志着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开始建立。目前,制定财产申报法条件尚不成熟,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论证和研究。

  2007年 全面推行存在困难

  2007年,韩德云再次建议将《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

  答复部门从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变成监察部,且由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亲自签发:“监察部并未停止对有关财产收入申报法的研究、起草工作。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在我国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存在一定困难。”

  2008年 正在积极开展工作

  2008年,韩德云又建议将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列入人大五年立法计划的建议。

  监察部有关负责人亲自给他打电话答复:正在积极开展工作。

  2009年 适时提出立法建议

  2009年,韩德云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这一次,他附上了6000字的建议草案。

  2009年,中央纪委办公厅回复他称,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中央纪委正在抓紧落实财产申报工作,对相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会适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

  2010年 已着手起草建议稿

  2010年,韩德云建议全国人大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并授权省一级人大自行选择申报对象。

  去年8月,中纪委回复,他们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了研究论证并已经着手起草建议稿。

  京华5问

  京华时报:去年两会你关注了哪些问题?

  韩德云:主要是呼吁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

  京华时报:一年来这个问题进展如何?

  韩德云:这几年对议案的答复在变化,最开始说条件不成熟。后来说正积极开展工作。最近一次是去年下半年,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前期一些资料的准备等工作,研究论证并着手起草建议稿。我觉得这意味着,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立法前的准备工作,已进入到实质性研究阶段。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京华时报:就这个问题,你还打算做什么?

  韩德云:我会具体设想一下申报与公开制度的具体法律细节,比如公开的途径等。

  京华时报:今年你会关注哪些问题?

  韩德云:还是这个问题。我今年的建议将主要围绕“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展开论述。

  京华时报:本届任期已过大半,你还有哪些愿望希望在换届前完成?

  韩德云:我希望在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方面继续推进。反腐败,老百姓着急,一分钟也不能等。但作为一个法律人,我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我能感觉到,事件在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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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为了权力能代代传承这一长远利益会惩治腐败,决心不是假的。但是,有决心惩治腐败和能不能治理腐败是两回事。

明清两代,皇帝的生日是全国性的节日,称万寿节。万寿节时,王公大臣要向皇帝祝贺并呈献礼物。除皇上的万寿节外,上元(即元宵)、端午、中秋、冬至、元旦(旧历正月初一),以及皇太后生日也是万寿节;皇后的生日是千秋节,这些节日也要送礼。

送给皇帝的礼物不说无价之宝,至少也该是稀有值钱之物。那么,置办这些礼物的钱从哪里来?总督、巡抚们想到的一个常见办法是摊派下属官员,不仅收上来的钱足够备办礼物,常常还有多余,趁此机会可以大捞一把。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商量购买黄金,以制造金手炉送给皇帝作为礼物。他们把收购黄金的任务派给云南各府州县官员。当黄金收上来时,他们给的钱却大大低于市价,比如市面上黄金一两换14两银子,他们只给10两,这4两银子的差价就得各府州县官员自己出,这实际上是摊派。各府州县官员对总督、巡抚自然不敢说什么,但他们也不愿吃亏,就把负担转嫁给商民,结果民怨沸腾。郭一裕看情势不好,便先揭发了恒文,中央派专案组去云南调查,最后郭一裕被免职,恒文被赐自尽。

乾隆时代,像恒文、郭一裕之类的做法很普遍。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给皇帝送礼为名,每年收受甘肃兰州府皋兰县知县提供的帮助置办礼物银二三千两,但他每年所送的礼,在乾隆看来“不过值银数百两”,乾隆严厉斥问勒尔谨:“你借此名色,皋兰一县就收他二三千两,其余州县自然多有帮办。”这显然符合实情,勒尔谨不可能只向皋兰县知县要钱。

乾隆对此颇为恼火,是因勒尔谨这样做等于败坏了他的名声,都说是凑钱给皇上买礼物,结果皇上没得到多少像样礼物,倒是肥了勒尔谨自己。但像勒尔谨“借此各色向属员勒索”的确已是官场通行做法,闽浙总督伍拉纳被抓起来后,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治理贪污腐败,被公认是清代历朝中决心最大、执法最严、被惩处高官最多的。决心最大、执法最严体现在法律适用上,乾隆以前规定贪污白银千两要被处斩,但如果在限期内将赃银全部赔缴,可以减等处罚,免于一死。乾隆废除了这条规定,要求不能减等免死。乾隆年间被惩处高官之多也为历史少见,仅总督、巡抚因腐败而被立案查处者就有30多起,因此而丢命的高官约有20名。

但是,贪腐能否被扼制,显然不由乾隆的决心所定。乾隆也许没想到,也许不愿承认,他自己就是腐败的重要源头。晚清学者薛福成分析说:“高宗(乾隆)英明,执法未尝不严”,“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究其原因,“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既然皇帝决定高官的命运,高官就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向皇帝邀宠、固宠,而送礼无疑是邀宠、固宠的重要手段。礼物不珍贵稀有难入皇帝法眼,珍贵稀有的礼物需花大价钱置办,这样就迫使高官向属下收取“帮办钱”。

对属下来说,高官决定他们的命运,“州县之畏督抚,过于畏皇法”,他们势必以高官对皇帝的心态来对待上司,一方面得积极响应上司“帮办”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把上司生日当做当地官场的节日,逢年过节都要积极向上司送礼以获取好感。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拿有限的法定收入,支付“帮办”和送礼的费用,势必要巧立名目向百姓敛钱。这样,腐败就是体制性的,尽管禁贪措施不断出台,贪风却愈演愈烈,扼制腐败只能是喊喊口号。

一般认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为了权力能代代传承这一长远利益会惩治腐败,决心不是假的。但是,有决心惩治腐败和能不能治理腐败是两回事。治理腐败靠权力监督,而最难监督的是最高权力,所以,近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以约束国王的分权制度设计为主线,最高权力被约束即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建立,这属于常识。

但是,乾隆缺乏这种常识,乾隆式的最高权力者也不会认同这一常识,当然他们更不认为官员腐败与自己有关。这就是大清帝国式反腐总是动作大、收效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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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在线专稿:据以色列《国土报》2月24日援引美联社的报道称,国际原子能机构某成员国的报告称,伊朗正秘密与津巴布韦官员接触,商谈开采该国的铀矿事宜。

  报告说,伊朗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铀,以满足其核活动的需要,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津巴布韦。伊朗外长萨利希上个月与津巴布韦矿业官员秘密会谈,恢复两国关于伊朗在津巴布韦开采铀矿的谈判。报告还称,后续的工作还包括伊朗工程师找到非洲各国的铀矿位置并评估其蕴藏量。

  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另一个成员国官员的证实。这名官员称,萨利希出访津巴布韦只是伊朗寻求国际合作的一部分,伊朗的目标遍及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涉及的国家可能有10多个。

  两名透露情报的官员所属国家都在密切关注着伊朗的核计划。因此,他们要求媒体不公开其真实身份。这份报告的出炉恰逢国际组织估计,伊朗国内的铀产量无法支持其核活动的需求。(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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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排名学”

“衙门”这个词,我总是联想到它的谐音“爷们”。事实上,衙门就是由一大帮“爷们”构成的。以清代县衙门为例:

正印官知县,秩七品,一县最高行政首长,老百姓尊称为“太爷”;知县手下有一班供其差遣、具体执行公务的书吏、衙役,也被小民尊称为“差爷”。另外,朝廷通常还给州县配备了若干佐贰官,作为县太爷的副手;县丞,秩八品,县衙的第二把手,相当于常务副县长,人称“二太爷”;主簿,秩九品,分管粮马或治安的县衙第三把手,人称“三老爷”;典史,未入流,分管一县治安,县衙第四把手,人称“四老爷”。

以上四位“爷们”(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是进入行政序列的朝廷命官,具有正式的国家干部身份。除此之外,衙门还有一帮人物,并非国家干部,胜似国家干部,也绝对称得上“爷”。

首先是幕友,俗称“师爷”,即知县私人出资聘请的行政顾问、行政秘书、行政助理,但地位比现在的县长助理之类高,与知县大人以宾主相称。一个小县少说也要有两位师爷,分理钱谷(税务)与刑名(司法);大的县份,师爷则多达七八位乃至十多位,除了钱谷师爷、刑名师爷,还有什么书启师爷(起草公文)、账房师爷(财务会计)、知客师爷(招待宾客)、挂号师爷(掌管函件),等等,以致清代有“无幕不成衙”之谚,幕友又以绍兴师爷为著,所以又有“无绍不成幕”之说。

知县雇用的长随、家丁,即官之仆役,地位虽卑,但仆以主贵,也被称为“二爷”。他们的工作是为县太爷办差、跑腿、伺候左右,根据分工不同,长随有门丁(传达室大爷)、跟班(生活秘书)、司仓(仓管员)、管厨(后勤)、司签(办公秘书)等。有的衙门,“二爷”还有自己的跟班随从,供自己使唤,俗称“三爷”,又称“三小子”,说白了,三小子就是仆役的仆役。平日知县有事要吩咐胥吏衙役,按例由门丁传谕,不过门丁并不亲自传唤,而是转头叫“三爷”去跑腿,受传唤的胥吏衙役进入内衙,也由三小子陪领。

衙门里还有另一批人也被称为“三爷”,即舅爷、姑爷、少爷的合称,我在这里用来泛指官亲,官员的远亲近戚乃至干亲熟人,都可以归入官亲之列。古人外出当官,常常拖家带口赴任,亲朋好友也会跟随着到任谋个差事。现在所谓的“裸官”,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以上三类“爷们”(师爷、二爷、官亲),大致属于前人所说的“无官之责,有官之权”的隐权力者。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作为隐权力者的三类“爷们”,与具有正式官员身份的“佐贰老爷”相比,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受到吏役、百姓的敬畏?

这里我卖个小小的关子,先来转述一段《官场现形记》的故事:

话说湖北武昌省城有一座龙华寺,很是繁华,合城文武官员,空闲时候都走来“随喜随喜”(指捐献香油钱)。寺里方丈只管清修,不问别事,执事的另有知客僧,专管应酬客人以及同各衙门来往。这龙华寺里的知客僧,法号善哉,能言会道,非常有人缘,当知客僧不上一年,凡是湖北省里的贵官显宦,豪贾富商,他没有一个不认得,而且还没有一个不同他说得来。他更有一件本事,是这些大人老爷们的太太,尤其没有一个不喜欢到他寺里走动。

有一次,善哉和尚搞了一个超大型的水陆道场兼募捐仪式,广发请帖,邀请达官贵人参加这次水陆功德。善哉和尚竭力张罗,把寺里寺外陈设一新。男客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是提、镇、司、道以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二等是实缺、候补府班以下人员至首县止,同着些阔佬商家,什么洋行买办,钱庄汇票等字号;三等乃是候补州、县,以及佐贰各官,同寻常买卖人等。女客席座也分三等,同男客不相上下。

中国人在排座次上的学问一直是博大精深的,以前我在某市电视台当记者,入门功课就是记熟市领导的排名,哪个名字在前哪个名字在后,哪个领导上镜五秒哪个领导上镜四秒,都有讲究,绝不能弄错。这个善哉和尚乃佛门中人,按理应该讲“众生平等”,不过他果然是“知客”的天才,深谙俗世凡尘的“排名学”,将来宾的席位分上、中、下三等。享用上等席位的VIP贵宾包括提督、镇总兵(他们是驻武昌的高级武官,相当于省军区的司令、军长)、布政使与按察使(副省级领导)、道员(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以及督抚衙门的幕友、官亲,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大概没有屈尊参加这种宗教活动,否则,那一定是VIP中的VIP了。二等贵宾席所坐的是实缺、候补的知府级官员和首县(省衙门驻地知县),还有一些阔佬商家,主要是金融界与外贸界的成功人士。至于州县领导以及佐贰官,则安排在三等席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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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新华社电 埃及多家媒体18日传出消息,埃及政府已于当天同意伊朗军舰经由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

  申请说军舰未带武器

  “埃及同意两艘伊朗军舰驶经苏伊士运河,”埃及中东通讯社当天报道。

  按伊朗官员说法,这两艘军舰按计划前往叙利亚参加训练。此前有伊朗通讯社说,这些军舰将保护“伊朗货船以及油轮”免受索马里海盗袭击。

  苏伊士运河管理部门官员说,这将成为1979年以来伊朗军用船只首次驶经这一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交通要道。

  一名运河管理部门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埃及政府为伊朗军舰“放行”并不意外,因为只有在战争状态下,埃及才有理由拒绝伊朗军舰驶经运河。

  中东通讯社报道,伊朗在递交埃及的申请中提及,军舰没有携带武器、核材料和化学物质。

  先前有消息传出,伊朗取消“借道”申请,但埃及外交部一名官员18日早些时候证实,伊朗方面已将申请递交埃及国防部。

  驶经运河多为商船

  眼下尚不清楚两艘伊朗军舰何时抵达位于运河北部的塞得港。

  伊朗半官方通讯社法尔斯新闻社以海军高级指挥官为消息源报道,两艘赴叙利亚舰艇均为英国制造,分别为排水量3.3万吨的“哈尔克”号补给支援舰和排水量1500吨的“阿勒万德”号巡逻护卫舰。“哈尔克”号额定载员250人,最多可搭载3架直升机,“阿勒万德”号可装备鱼雷和反舰导弹。

  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境内,为海上战略运输要道,连接红海和地中海,沟通亚洲和欧洲水路交通。

  驶经苏伊士运河的多为商业船只,而军舰多来自美国、法国和英国。去年,以色列海军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潜艇从苏伊士运河通过。

  以色列外交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先前指责伊朗军舰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是“挑衅”行为。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事件最新进展,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伊加尔·帕勒莫尔告诉法新社记者:“我们对外长(利伯曼)的话没有补充。”

  ■ 相关新闻

  运河管理局尚未收到命令

  以色列媒体对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一事十分关注。主流报纸《耶路撒冷邮报》19日引述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官员的话说,他们还没有收到军方批准伊朗军舰通过的命令。

  根据这名埃及官员的说法,目前两艘伊朗军舰既没有抵达苏伊士运河的南部入口,也没有在这一区域等待停留。

  不过他同时表示,虽然不知道何时能收到军方的命令,但原则上,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收到。一旦收到命令,运河管理局就会给伊朗军舰放行。

  英国《每日电讯报》分析称,伊朗在穆巴拉克刚刚辞职就提交通过运河的申请显然另有目的。因为在穆巴拉克当政时期,埃及国防部没有给予伊朗军舰通过运河的许可令。如今伊朗的“试探”预示着另一场角逐的游戏开始了。(张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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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开罗2月19日电 (记者李来房 冯康)据埃及中东通讯社19日报道,一名政府官员说,埃及将在6个月内取消已经实施了近30年的紧急状态法。 中东通讯社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紧急状态法目前仍在适用,仅仅局限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但这一法律在6个月内将被取消。

  这名官员还说,自1月28日以来实施的宵禁也将很快被解除,由沙菲克总理领导的看守政府即将局部改组,涉及三四名部长。 埃及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比什里19日说,宪法修改工作已接近完成,不久将公布修改情况。

  1月25日开始,埃及持续发生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造成至少365人死亡。2月11日,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委托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国家事务。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2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暂时中止现行宪法并成立修改宪法委员会,宪法修正案随后将付诸全民公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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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长沙2月19日电(记者 谢樱)长期活跃于红网论坛的张家界网民朱子键喜欢在论坛上评点政事。2月16日下午,朱子键成为“网友观察团”的一员,在众多专家学者的陪同下,当面对湘西州委书记何泽中建言。

  “以前总担心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论不会被政府注意。令人高兴的是,从虚拟的网络世界走到现实的政治舞台,现在网民也有了真切的反映渠道。”朱子键说。

  “网友观察团”的“湖南之行”至此已是第四站。在湖南省政府的支持下,湖南热门新闻网站红网,主张网民“走下网络与官员对话”,为湖南“十二五”发展建言献策。“网友观察团”将在各类社会、经济专家陪同下,去往湖南14个州市100多个乡县,实地观察,向各部门官员传达“网民”的声音。

  不仅是湖南,在中国各省市,网民的话语权越来越受到执政者的重视,网民“网络问政”的方式、渠道也在不断创新和突破。针砭时弊的热心网民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地方政府会议的旁听席上;地方政府各类政策出台会在网站上征求网民意见,邀请网民参加座谈会;网民还通过微博对话“两会”……

  红网董事长、总编辑舒斌告诉记者,网络上每一次问政于民,几乎都会在论坛上刮起一股议政“风暴”。比如长沙橘子洲公园100元门票的减免,当时就是网民主动发帖建议,在网络上“呼声”极高,引来长沙市政府各方调研,最后让公园免费开放。此后,长沙网民建言兴致高涨,意见也频频被政府采纳。

  “网络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和职能部门听民意、汇民智、解民情的新平台,也是一个使政府工作赢得民心的平台。可以说,现在各地政府越来越习惯于利用网络来了解民情、征求民意。”舒斌说。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开始“触网”,有的在网上开博客,有的以实名上网征求网民意见,有的与网友在线交流。“在网络社会,不善于利用网络来跟老百姓沟通、协调自己的工作,就不算合格的领导。”岳阳市委副书记彭国甫感慨地说。

  不少中国网民也越来越相信“最接近中南海的是网络”这句话。红网论坛的“百姓呼声”栏目,网站组成了律师、媒体联动团,并负责联系各政府职能部门,为百姓反映的问题“排忧解难”。2010年,“百姓呼声”栏目取得政府部门对网民发帖回复2000余条,部门领导批示过千条,律师解答过千条。

  “网络日益成为执政者与民众真诚互动的言论场,成为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进步的助推器。作为网络媒体应该继续创新‘网络问政’的方式,多开辟‘网络问政’的渠道,杜绝形式主义,以拉近百姓和政府的距离,帮助执政者做出正确决策。”舒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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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于幼军 资料图:于幼军

  南都讯 记者陈宝成 发自北京 曾被处以撤销中央委员、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的文化部原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日前被任命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南水北调网”昨日刊发消息称,近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召开会议,该办党组书记、主任鄂竟平宣布:根据国务院决定,任命于幼军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免去李津成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根据中央组织部决定,于幼军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党组成员,免去李津成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党组成员职务。

  目前,该网站领导专区栏已更新,于幼军位居该办三位副主任的最后一位。

  任职山西时因“黑砖窑”道歉

  现年58岁的于幼军是江苏人,拥有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深圳市长;后调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2005年7月调任山西,成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第二年当选省长。

  举世震惊的“黑砖窑事件”迫使于幼军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道歉,并向山西人民作出检讨。

  在2007年6月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于幼军说:“作为一省之长,我难辞其咎,深感内疚和痛心,在此,我代表省政府向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及家属,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

  受处分后淡出公众视线

  2007年8月30日,于幼军“另有任用”,离任山西,并很快被任命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但出乎意料的是,在2008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于幼军并没有被“扶正”为文化部长。

  2008年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自受处分后,于幼军淡出公众视线。唯一见诸报道的是去年7月5日,于幼军以“文化部副部级领导”身份赴甘肃庄浪调研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建设情况。

  专家观点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引入公众评价程序

  南都:如于幼军这样的高官复出,折射出中央怎样的用人观?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央对于有能力但因犯错误而被问责的高级官员,既正视他的问题,又“治病救人”,宽容惜才,而不是在他犯错误后“一棍子打死”、求全责备。由于几次节外生枝,让于幼军的仕途几经波折;但在留党察看两年后,应该说于幼军表现不错,为人低调,应该继续发挥他的作用。

  南都:近些年来,被问责官员复出越来越引起舆论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与评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不透明。对此你怎么看?

  汪玉凯:被问责官员复出要走什么程序,关键看他所犯错误和所受处分的性质。于幼军被撤销中央委员、留党察看两年,这是党内纪律处分;去职文化部副部长,这是政纪处分;但并不是说他构成犯罪——— 如果他构成犯罪,就不可能再复出了。

  留党察看两年中,他的个人表现至关重要。如果他的表现很好,没有任何问题,经过两年后他又不到退休年龄,这就需要组织为他安排工作。一般来说,党组织会给他做出鉴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份鉴定往往决定他能否复出,以及复出后担任什么职务。因此按照党内程序,于幼军能否复出,文化部党组应该做出结论后报中央,最后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他能不能复出以及复出后担任何职。

  南都:被问责官员复出,除了遵循基本的党内程序之外,还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汪玉凯:在遵循党内基本程序的前提下,被问责者的个人能力、所犯错误的性质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与其能否复出有直接关系。比如,于幼军曾先后在广东、湖南、山西担任要职,个人能力比较强;在各地都有所作为,老百姓的口碑较好:不管是在广东、湖南还是山西,很多老百姓认为他是干实事的官员。这是决定他能够东山再起的重要前提。

  但目前被问责官员复出仍缺乏严格而公正的程序,换言之,对社会公众公开的程序远远不够。除了党内程序之外,我认为还应该引入对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公众评价机制,这样被问责官员复出才会更流畅,而消解社会种种非议。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完全有权利、有能力、有可能参与其中。这样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才能更科学、更民主,更公平公正。南都记者 陈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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