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真童趣童心童言

（续）

□丁慈矿 卢赞汪 供文

编者按：5月7日，本版刊登了《重读民国小学生作文》一文，之后不少读者给我们来电和来信，表达他们对这些充满孩童质朴而真诚情感的老作文的喜爱。

佛山读者冯桂军来信说，真是喜欢这些老作文！如果我即将步入小学的女儿今后也能写出这样充满童趣的作文就好了。希望出版社将这些老作文重印出来，让现在的孩子看看我们的前辈是如何写作文的。广州读者卢赞汪则主动提供他珍藏多年的民国作文集让我们参考。

在六一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从民国出版的小学生模范作文中再精选一批，让大家分享。

《夏 雨》

不听见檐下的滴声了，只残留着片片的白云，浮泛于天空之中，来往自如。

我疲倦了，出去散步，走到高的石，低的洼，积着秽水的街道里，更加了我的烦闷。

街的尽头，就是乡村的一角。瞧呀！弯弯的溪流，袅袅的杨柳，丛绿深阴之中，列着几座茅舍。旁边的池塘，承受着溪之流水。这地方，我仿佛前日来过吧，但是没有这样清幽。

溪流添了潺潺的汩汩之声，池塘的水，更深澈而澄清了。滨水的杨柳，也柔媚青葱了许多。地上的花儿，在这番新雨之后，莫不娇嫩活泼，生意盎然，愈形可爱，因为它们都受了雨的沐浴。所以绿杨丛中的鸟儿，忙得穿梭也似的飞来飞去，整理他们的被雨之巢。

瞧呀！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致呵！幸福的人儿，都来赏玩吧！

（《小学模范作文》上海国光书店1947年再版）

丁慈矿点评：一个小学生能拥有如此丰富的辞藻，并且能够如此娴熟地驾驭文字，这真令我这个七十年后的小学语文教师感到汗颜！

《灵岩游记》

江耐涵（五年级）

当这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良辰，我校举行了远足，我们能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二十一日的清晨，我们齐集绿茵场，由汪先生指挥出发，到胥门上船，不久便启碇。我们在船上并不感到寂寞，时而唱歌，时而谈笑，整个的船上充满了快乐的歌声。

沿途的美景决不是笔墨所能描写尽的。两岸金黄色的稻布满了大地，远远的山峰迷糊地好像是沉浸在浓雾中；悠悠的河水平静得如一面镜子。因船身的震动而激起了无数的银纹。呵！这是一幅自然的美画，使我的身心怡然，快乐逍遥。

船行三时，已停泊在木渎镇，我们便弃船登陆，慢慢地步行着。不久，那巍峨的灵岩山已屹立在我们眼前。于是我们便振作了精神，和疲劳与障碍奋斗，努力地向上奔。爬到半山，我们已气喘汗流，疲倦不堪，又是口渴，但我们回首后顾，觉得自己的身体立在云中。于是又振作起了精神，仍努力向上奔。结果，我们终究是战胜了一切障碍，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最高峰。这时我们心中充满了愉快，大家休息着，吃着所带的干粮，休息了一会，恢复原有的精神，向各地去游赏。

当我站在山巅俯视山麓，只见那一块块黄金色的稻田小得竟和砚台一般，一座座的房屋和我们的玩具一般。凑合起来，真好像一张图案画。再远望太湖，在万山之中，显露着一半，很像一面半月形的镜子。我们在山巅上，玩赏了一会，便回到灵岩寺，去看二口大井，只因它含的矿质很多，所以我们把铜元掷下去的时候，会在水中旋转着，慢慢地落到水底。后来我们又去玩了琴台等许多的名胜。

这样游了许久，我们仍旧照着原路下山。在山下我们整了队，回到船上。进城时已是群鸦归巢，日落西山，暮色苍茫，万家灯火的时候了。

（《小学作文读本》，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35年出版）

卢冠六原评：记出游的经过，必须能有选择。因为走过的地方很多，看见的情景不少，其势不能把所到所见尽情写出，并也不需完全写出，因为有的无记载价值。必须能选择最幽美的情景，最值得留恋的提笔来记，来做一种描写，那就够了。

《养蟋蟀》

今年热得那么久长的日子，直到现在方秋风送凉，清爽的秋意飘到人间，这秋天的当儿，有一件玩意儿也许是小朋友们不少是喜欢的，就是养蟋蟀。

记得我在幼年的时候，到了秋天，便很起劲地捉蟋蟀，毒虫也不怕了。那时我捉蟋蟀的本领，自知并不高明，因为：一则要听清所要捉的那只蟋蟀，在哪堆瓦砾里鸣叫；二则要以敏捷的手段，耐心而又细心，不能碰伤它，轻轻地捉住。我时常捉到的，是一只断了须，或折了腿的蟋蟀，因此我常求别人代捉，我在一旁帮忙。捉了回来，当然便举行蟋蟀的决斗了，看哪个凶，哪个弱，怪有味的。

年纪渐长，我觉得让蟋蟀去自相残杀，弄得断头折腿，未免不忍。因此捉来了，便养在天井中的水缸底下，到晚间听它清越的鸣声。

（《小学模范作文》上海国光书店1947年再版）

丁慈矿点评：这篇作文不仅可以读出童趣，更可以看到成长。从捉蟋蟀、斗蟋蟀到听蟋蟀的鸣声，一个少年拥有了善良的心性，这种成长是多么可贵。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即通过学校组织的课内外体育、艺术教育的教学和活动，让每个学生至少学习掌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新华网》5月24日）

坚持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这是国民教育发展的要义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要开齐开足音乐、体育、美术课程，把“体育、艺术2＋1项目”纳入教学计划，是一种值得赞赏的积极态度。但必须要加以厘清的是：如此“艺体教育”应该是一种普遍性的素质提升教育，而不是“特长教育”，重在全面提高学生群体的综合素养，而并非落脚于学生艺体专长的专门培育。

如果在现实“操作”中，“艺体教育”沦为了“特长教育”，在现行“特长加分”的中考和高考制度下，由上而下推进的“艺体教育”非但起不到推进素质教育的作用，反而会助长功利色彩浓重的特长教育歪风，并愈演愈烈，从而加大家庭教育开支负担——如此一来，“体育、艺术2＋1项目”就变了味道。

不仅如此，一旦普及性的“艺体教育”沦为了跳板化的“特长教育”，还会引发更大的教育不公。众所周知，我国教育资源配置并不均衡（譬如城乡之间），在经济落后地区愈加明显。而在政策性“艺体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会不会加剧这种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状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同样的“艺体教育”模式，受教育资源和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教育成果势必存在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教育成果最终必然还是会体现于高考，产生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

其实，素质教育喊了十几年，文件、规定政策出台了不少，一些地方也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尝试，但效果却不太令人满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应试教育之所以成为应试教育，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存在。只要这种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中小学教育就难以真正跳出应试教育的藩篱。即使学校推进“艺体教育”，为了将来的出路，学生与家庭也会自我加压。至于课堂上的“艺体教育”，很容易沦为应试教育“加码”的某种道具。

由此可见，如果说推进“艺体教育”是教育模式和教育管理的一种创新，那么，就应该建立在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的基础之上。否则，“艺体教育”终归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看上去很美”。这正是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正视和警惕的问题。

这次下跪的是广东实验中学 初中部的学生。在五四青年节这天，该中学首创“青年礼”。经老师和家长委员会的讨论，“青年礼”采取“跪父母，接家书”的形式进行，理由是“跪是中国 的最高礼节”。

郑州一学校校长向学生跪赠《弟子规》。广东东莞一幼儿园 给老师行跪拜礼表示感恩。湖南娄底一中学教师向犯错学生下跪以期震撼和唤醒孩子。跪，成为中国校园 教育的一种特色，它的存在表明，孙中山所废止的跪拜礼一直还阴魂不散，时不时地窜出来招惹争议。

“跪是中国的最高礼节”，在封建社会的确如此，随着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跪拜礼早已被鞠躬、握手所取代，除了在寺庙烧香拜佛和长辈丧礼上还能见到这种大礼，跪拜早已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说跪是中国的最高礼节，是思维停留在过去时代的僵化表现，也是完全和时代发展脱节的观点。

有家长和孩子因为跪礼而泪流满面，这恰恰说明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必要的情感交流。如果在家庭生活中，家长能时常给予孩子以拥抱等亲密表示，孩子也能与家长进行无障碍的思想交流，那么他们不会因为跪礼而流泪，只会为这种行为的蹩脚之处而感到好笑。举行“青年礼”的本意是好的，但采取拥抱的方式或会比下跪更适用于现代社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跪文化中当中，有心甘情愿的崇敬与虔诚，也有难以言说的屈辱与无奈。广东实验中学的“青年礼”该如何举行，或许应该更多地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而非由老师和家长做决定。在独生子女精神孱弱成一大潜在社会问题的时候，家庭和学校应该时时想到如何让孩子站起来而非挟感恩之名让他们跪下去。而让孩子“站起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支撑是，必须让他们的内心拥有无处不在的平等意识。

“父母皆祸害”的论调在去年流行一时，铸就这个观点在年轻人心目中形成的重要原因就是，父母的威权人格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在家长和孩子普遍缺乏朋友式相处的背景下，一个莫名其妙飞来的“跪礼”，不但在形式上拉开了家长和孩子的距离，也在心理上为亲子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家庭友好环境的营造，对于孩子的正常人格塑造至关重要，不注重平时的交流，以为一个“跪礼”就能解决问题，这是教育思维中不折不扣 的偷懒。

既然是“青年礼”，就意味着学生告别少年时代进入思想更活跃的青年时期，这个时候最该做的是支持他们独立思考、自主决定，而非是用包括“跪礼”在内的旧式绳索把他们捆绑在“乖孩子”定位上。

作者系专栏作家、文化评论人

“中巴车的座位比较多，领导应该安排在里面靠窗的位置，然后是第二领导、秘书、翻译……”在广西某重点高校一堂主题为“职场礼仪”的就业指导课上，授课老师周大鹏（化名）强调，“这些顺序不能随便变动，尤其是领导的位置。”

“官场上的这些东西，本来就让人厌恶，现在竟然明目张胆地搬上大学课堂，不知老师怎么想的？”一名学生气愤地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仅仅是就业指导课，在广西、湖北、福建等地一些大学开设的人际关系、社交礼仪等校级选修课上，也有涉及如何跟领导相处的教学内容。

就业指导课竟教怎么给领导开电梯

“进个电梯也要分一二三等，这到底是礼仪呢还是陋习呢？”广西某重点高校的就业指导课上，大三学生罗玲听完老师周大鹏的讲解，忍不住掏出手机更新QQ空间状态，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对这门课的看法。

课上，周大鹏一边指着电子幻灯片上展示的电梯站位示意图，一边细致地讲解道：坐电梯是有讲究的，最大的领导应站在靠里面的位置，旁边是第二领导，地位最低的应该站门口负责开关电梯。“当然，如果电梯中有人专门负责开关电梯那就另当别论了”。

除了乘坐电梯礼仪，如何与领导吃饭、如何给领导敬酒、如何与领导一起坐车等技巧也是这堂课教授的内容。

罗玲这学期6个课时的就业指导课中，像这样的职场礼仪课就占了三分之二。听过一两次课后，不少学生对老师教授的内容议论纷纷：“就业指导课不是应该指导学生如何就业吗？可老师却在教学生如何逢迎上级。学会这些官场上的东西就能帮我们顺利找到工作？真是太让人无语了！”在罗玲的QQ签名后，不少同学写下类似的留言。

无独有偶，罗玲远在辽宁沈阳念大学的高中同学张娟，上学期也上过一堂类似的就业指导课。当时，给他们上课的是该校一名“主任级领导”，她在课堂上苦口婆心地说：官场是复杂的，官场上的人是圆滑的；针对官场里存在的这些现象，同学们要对领导多说好话，要学会如何恰如其分地赞美对方。

官场礼仪也是职场礼仪？

对就业指导课讲授官场礼仪引发的争议，周大鹏有着不同的解读。在他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对与领导的相处之道知之甚少，但是等他们真正走上社会，就知道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并没有错。

该校就业指导中心培训科的蔡科长表示，学校的就业指导课是一门贯穿学生大学生涯的必修课，课程教材由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统一编写，但授课老师可以结合专业特色等具体情况对内容作出一定改动。

周大鹏正是在学校允许的范围内，对课程内容进行增补和改动的。他认为，一味地按照就业指导课教材照本宣科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讲的这些内容都是与时俱进的，一些同学之所以觉得现在没什么用处，是因为他们太浮躁——从来就没有哪一门课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周大鹏看来，乘电梯、吃饭这些礼仪虽小，但在求职时说不定就能派上大用场。去年，广西一个地级市的报业集团来该学校招人，有10余名学生前去应聘。结果报社总编和他们吃了一顿饭，大多数人在这轮“面试”中被淘汰。周大鹏感慨地说：“有时候，求职的成败就在一顿饭上。”

对于学生的质疑，蔡科长认为，官场礼仪也是职场礼仪的一种。学生以后在求职过程中可能遇到很多问题，不排除会遇到和领导相处的问题。学会这些礼仪，有时对学生成功进入职场会起到关键作用。

部分就业指导老师存在官场思维

“求职是要讲技巧的，但并不是说就该用那些应付官场、应付社会的手段去解决求职问题。”中国就业促进会前副秘书长杨征认为，大学的就业指导课讲这些内容并不合适，“首先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的招聘人员还是秉公招聘的，如果他不是以能力取人，那最终招进单位的人用不了，他是要承担责任的”。

杨征还指出，就业指导课的老师讲这些官场礼仪、潜规则之类的东西，说明他完全不懂得学生在就业时到底需要什么。事实上，学生在求职的过程中，很少会跟领导打交道。应付领导一般都是工作以后才会涉及的事情，属于职业生涯的范畴了。就业指导课的老师不去考虑怎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等主要问题，而是把精力放在官场礼仪等细枝末节上，说明他们不专业。

职业发展规划专家李令彬在与一些大学职业指导老师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老师大多来自各种专业，被学校就业中心聘用时大多只是作为一般行政人员，并没有对他们是否适合成为专业的咨询人员做过针对性的测定，他们的职业兴趣和性格特征也许根本不可能成为足够好的职业咨询者。

在一次同行交流会上，李令彬听到一位老师跟同伴介绍经验时说：“这种事情呢，你主要得争取大领导的支持……”李令彬认为，这句话典型地体现了一个体制内高校教师的思维方式，“他们哪里是在搞就业指导的专业工作，完全是在搞政治！”

杨征认为，有着这种官场思维的就业指导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官场潜规则之类的内容就不奇怪了。就业指导老师不是用积极向上的科学的东西来引导学生，而是用庸俗的东西来教育他们，让学生去迎合社会的潜规则，“说明我们的大学教育不仅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100年前，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而在100年后的今天，作家与教授几乎成了两个不相关的职业。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突曝聘刘震云和阎连科为特聘教授，引起诸多热议。实际上，近年来进入大学当教授的作家几乎都曾引起过类似的争议，比如金庸、马原、王安忆等。

然而，作家真的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吗？又为何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进入学校？

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

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来作家，这几乎成了许多关心文学和教育的人内心共同的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面对文学院聘请两位作家一事时也说，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院学的都是理论，培养不出大作家。

孙郁说：“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社会培养出来的，不是大学里培养的。”一个成熟的作家、一部好的小说所需要的眼界、素养和经验需要更多的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而尚未出茅庐的学生要具备这些，显然需要更加漫长的积累和沉淀。正如作家李春平所说：“文学艺术是个特殊的行当，是件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在于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而非道之所传，师之所授。他们的创作能力往往是大学里培养不出来的。”

不过，在今天，中文系教育也确实存在问题，这正是延请作家进入大学的原因，孙郁说：“今天的大学中文教育，更偏重于文学理论，而对写作本身的重视不够。我们邀请两位作家也是一种尝试，让学生知道，原来文学中还有另外一番天地，还有这样的方式。其实文学院邀请作家已经很久了，阎连科来人大上课有两年多了，而刘震云也有几个月了，原本我们并没有张扬，被媒体发现也是偶然的因素”。

文学创作不是教育的目标

既然大学中文系不是专门培养作家的地方，那么中文系究竟是干什么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在他的文章中曾说：“现在似乎一谈到中文系，就是作家、文学，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大学中文系主要不是培养作家，作家的生成是自然的，也不是‘培养’出来的。也许大学中文系可以生成作家，但不一定要把培养作家作为最主要的目标，还是主要培养语言、文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型的人才，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很明显，教育，必然要有客观的标准，而文学创作不是一个可以放在框中用标准衡量之的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本就长于理论，真正的动手能力，则需要更多的实践而非教育。

对于中文教育，作家李春平曾说：“大学的中文系是学习文学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是一个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系统。至于文学创作方面，老师只能教给你基本的创作方法，进行适当的引导，但要成为一个作家，仅掌握系统的知识固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则是自身的创作实践。虽然中文系也确实出现过不少作家，但是作家的出现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反常规的，是没有规律的。所以，任何大学的中文系都不敢提出培养作家的计划。”

作家更多的是传授经验

民国时代，作家往往本身也是学者、教授，如鲁迅、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他们集创作和研究于一身，不仅留下了经典的文学作品，同样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然而，在今天，随着作家专业化的加深，如同鲁迅等身兼学者和作家两重身份的人越来越少。作家进入大学当教授也逐渐被人诟病，当年金庸入浙江大学、王安忆入复旦大学等都曾引起过争议。

那么，今天的作家进入大学，究竟能教什么？孙郁说：“作家是文学的实践者，他们给学生上课，能让学生感受到文学的另外一面，和文学理论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写作经验各有特点，可以发散学生的创作思维。所以，作家讲课，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创作实践，培养创作的兴趣，对于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互相映照的过程。”

在同济大学任教的作家马原也曾表示：“作家的学识、经验的积累方式，可能和学者有些不一样，我想这些也许会对学生有所启发。学者可能更理性化些，作家可能更经验些，作家把他们的经验讲出来的时候，对学生不仅是学问的积累，也许还会有别的帮助。”

文学养不起作家

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作家开始进入学校，有评论家认为，这和当今社会作家生存艰难有关，虽然畅销书作家收入百万已不是稀罕事，但是纯文学作家，却处境堪忧。

几年前，心理学家周正的“先养家再当作家”的理论曾引起很多争议，然而这些恰好说明今天作家的生计艰难。

目前，中国大部分纯文学杂志的稿费还维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准，去年《收获》等著名文学杂志曾酝酿提高稿费，而在之前，稿酬标准是千字80—100元，这是二十多年前定的，二十多年来，一直没变过。实际上，直到如今，千字几十元的稿酬仍旧是文学杂志普遍的标准。而纯文学作品的小众，使得出版小说的版税也同样承担不起作家的生活，作家陈村说：“文学的生态在恶化，严肃文学无法让作家生存。”

生存的艰难让作家不得不另寻生计，文学养不起作家，而教书显然是一个既和文学有关又能获得生存资本的职业。不过，直到如今，虽然已经有很多进入大学教书的作家，但这些作家大多都是比较知名的，实际上也是生存压力比较小的一部分。

CFP供图

2011年5月4日下午，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一场特别的青年礼在操场上举行。初二全体同学跪在操场上，从父母手里接过了父母写给自己的家书。不少同学坦言，这是自己第一次“跪父母”。

在现场，主持人停顿了很久，操场上大部分学生还在互相观望，特别是男同学，有些面面相觑。主持人鼓励的话语再度响起：“同学们不要再犹豫了……”这时，才有更多的同学单膝跪了下来。

不过，家长们大多很感动，一位身着黑衣的爸爸之前一脸严肃状，但在女儿跪下的刹那，却哭得泪流满面。 “很感动，今天才发现她长大了，懂事了。平时对她关心太少，我很惭愧啊。”一旁的女儿也是眼眶红红，“以前爸爸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我很震惊……”女儿说，最初听说要跪父母时，同学们大多不愿意，“所以我们开始都在等，不过现在看来，真的很感动”。

记者了解到，这场青年礼是该校第一届青年礼，校长郑炽钦表示，青年礼源于一位普通学生的建议，“学生的建议很好，今后每年学校都会办青年礼”。

（以上文字摘自2011年5月6日新闻晚报A1-12版）

孩子给父母下跪，原本无可厚非，自古以来，孩子下跪父母乃孝道的体现。但“给父母下跪”事件却折射出了多项教育的缺失，值得深思。

首先是礼仪教育的缺失。孩子下跪父母，是一件稀松平常事，但经过学校精心组织的集体“下跪”事件，却从一个侧面映射出礼仪教育的缺失。这好比“此地无银三百两”带给的启示。

其次是情感教育的缺失。在校方组织的“下跪”活动中，一方面让学生下跪父母，另方面让父母准备好“家书”交给学生。许多家长表示，直到看到自己孩子下跪的那一刻，才感动不已，可见学生中向父母下跪过的寥寥无几。等到父母送“家书”时，许多家长却用打印好的“家书”，只有极少数家长用手写，当“家书”都变成硬邦邦的“印刷体”时，何谈“家书”的情感交流？这里让人看到的不是“家书”的温馨，更多的只是家长们完成学校交代任务的“应付”与“配合”，情感教育的缺失不置可否。

还有公民教育的缺失。在“下跪”事件中，校方不仅是策划者，还是组织者和施行者，学生方面对校方开展的活动，无疑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学校为在“五·四”节举行青年礼，组织初二全体学生向父母下跪，显然违背了起码的公民权利，也缺乏对学生的尊重。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公民。即中学生也享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学生是否愿意当众下跪，家长是否愿意写“家书”，这些因素校方显然缺乏基本的考虑，校方最直接的做法是，对于学校组织的活动，学生和家长只管参与即可，这种“决策性”活动已成多少年来教育的诟病。倘若学校自身连公民教育的意识都不具备，大谈素质教育、道德教育等等也不过是自欺欺人，因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

“要想富，出教辅”“教辅教辅，乱得离谱”，书商东拼西凑、老师低买高卖、教育局违规推荐，湖南郴州的乱象，再次触发对教学辅导书这一老问题的关注。

教辅书并没有原罪，让教辅书变成吸金石的，是从出版商到学校的一个庞大利益链条。如果说这个利益链条，是以教辅书为媒介进行着利益输送，那处于末端的学生，无疑是所有利益的输出者，是一种“基础资源”。

学生这种资源，有着一本万利的“变现”潜力。学校利用对学生的控制力、影响力，能够毫无成本地进行利益的第一道“榨取”，而低买高卖的差价乘以学生的总数，也让这种利益总量何其可观。

学生“被资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眼里，这是名正言顺的。我指导你学习，指导你购买辅导书，自然是我本职所在。而赚取差价，不过是利用了自己的关系，而且书上本来就有相关部门审定的标价。

这种行为的界定，是一个问题。可以如专家所言，是变相的回扣，是商业贿赂；也可以如部分教师所想，是正常的“教学行为”。界限的模糊，给“教辅吸金术”以滋生温床，甚至演变成行业潜规则，披上了合理外衣。

教辅书市场巨大的利润空间，也使得一些人千方百计把学生变成资源。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教材和教辅的出版产值达500多亿元。庞大的市场，巨大的赢利，催生了利益的进入；同时，这种利益链条各个环节的合谋，也使得定价越来越高、销量越来越多，让教辅书乱象愈演愈烈。

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了《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一条条对照会发现，利益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禁止性条款。然而，部门规章效力有限，罚则缺失更让执行陷入尴尬，更何况还是教育部门、出版发行部门的“自产自销”。

学生“被资源”，远不止教辅这一种形式。比如，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推行校园一卡通，必须购买电信手机卡。再比如，一些学校“课上不喂饱，课后加餐饭”，收取学生补课费。这背后，都是学校或教师“利益最大化”的考量，都把教育变成了赤裸裸的赢利手段。

在学校系统中，学生是利益链的末端，也是权力链的末端。目前，学生和学校，不仅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也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使得学生在校园中难有话语权。就教辅而言，学校、教师不仅拥有指定教辅的权力，还拥有给你穿小鞋、让你不方便的权力。即使明知道一些教辅书不好用、不需要，在这样的处境下，学生也不敢不买。

教辅书乱象的药方，一方面在于严管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让看不见的手拧干教辅书的水；一方面要抹去教辅书上的权力印痕，赋权于学生和家长，以“自由选购权”遏止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出版方、发行方还是教育管理者、教育施行者，都要时时检视自己，别让利益污染了道德的血液。

相关报道见今天A22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张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