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蛋多多益善？

　　科学网(kexue.com)讯 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是最普通不过的营养食品，常认为它有健脑益智、保护肝脏、防治动脉硬化、预防癌症、延缓衰老等作用。通常人们会认为吃鸡蛋比不吃鸡蛋好，多吃鸡蛋更补身体。但这个逻辑真的成立吗?

　　日本科学家进行的一项长达14年的研究发现，与同龄人相比，每天吃1个或以上数量鸡蛋的妇女，与每周只吃一个或两个鸡蛋的妇女相比，死亡率要高一些。日本学者选择了9300名男女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人都曾经在1980年接受过一次生活方式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他们经常食用哪些不同的食物。

　　跟踪调查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的妇女，死亡率比每周才吃上一两个鸡蛋的妇女要高出22%(年龄、吸烟习惯和体重等因素不计)，每天吃两个甚至以上数量鸡蛋的妇女死亡率更高，不过这部分妇女的数量不多。

　　吃鸡蛋数量最多的妇女，因患上心脏病和中风而死亡的概率也要高一些，尽管从统计角度看，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学者们认为，这也可能和妇女很少死于这两种疾病有关。 营养学专家认为，鸡蛋以沸水煮5-7分钟为宜。油煎鸡蛋过老，边缘会被烤焦，鸡蛋清所含的高分子蛋白质会变成低分子氨基酸，这种氨基酸在高温下常可形成有毒的化学物质。

　　据科学网(kexue.com)了解，鸡蛋是高蛋白食品，如果食用过多，可导致代谢产物增多，同时也增加肾脏的负担，有调查表明：在一些城市职工中，有些从事脑力劳动或轻体力劳动的青年人，为增加营养，一天要吃5～6个鸡蛋;有的中、小学生每天早餐吃3个鸡蛋，午、晚餐也吃1～2个。在一些农村里，产妇每天要吃10～15个，月子里竟吃300～450个。他们认为：“鸡蛋有营养，多吃补身体。”其实不然，吃得太多，反而会给身体带来一些不良影响。以产妇为例，一个鸡蛋约含胆固醇250毫克，10个鸡蛋约含2500毫克胆固醇。这个量，是正常摄入量的近10倍。加之，鸡蛋中富含的脂肪属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必然会使血清胆固醇急剧上升，并能促使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科学网kexue.com 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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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信阳某公司招聘采茶女一事，招来网上一片非议。招聘广告要求应聘者须处女之身，胸部大小为C罩杯。据说采茶流程是少女用口唇衔采下茶芽，然后放入置于胸间的小竹筐内，以使茶叶混合少女的体香。公司解释说，这是为了传承传统习俗。据我检阅到的资料，所谓口唇茶、体香茶之类，基本停留在民间传说层次，大多是为了神化某名茶的起源，从来就不是采茶劳作的实际过程。而在此公司的“民俗主义”式运作下，女性的身体被作为了茶叶制作中的具体工序。此茶若制成，想来定是天价；而这天价的理由，公司自然会列出处女、口唇、乳香等稀有因素。这些女性身体之特征和意象，成为茶叶之外更具魅力的欲求对象和消费对象，从而具有了极大的商业价值。

关于女性身体的这种运用方式，在我们的文化表述中是颇有传统的。也就是说，女性的身体往往不是作为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表达，而是被抽离了女性自身的意志，作为客体、作为对象物，成为他人或曰主流社会（通常是男性和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之观念和价值的体现。若从性别对照的角度审视，我们会发现，男性的身体则很少这样被物化为客体。这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男性是凝视者、行动者，女性则是被凝视的对象，是男性价值观的体现者。在此观念流传久远之意义上，信阳公司所说的“传承传统习俗”，倒也不谬。

这就让我从“口唇”想到了“缠足”。这一后天形塑出的女性身体部件，在不同时期都密集地汇聚了不同的象征涵义，几乎成了各种观念或价值观的容器。

大约起源于五代时期的缠足，对其起因，后人有各种解释。一为贞节说，谓缠足目的在于限制女子的活动范围，以体现内闱与外界的界限（这里，缠足成为男女-内外划分之象征）；另一为审美说，谓缠足在于使妇女的姿态更为美丽，所谓纤足所产生的“步步生莲花”之妙。至少从后人对缠足的描述看来，审美意味一直是很重要的因素。此后，“三寸金莲”作为混杂着审美与情欲的赏玩对象，逐渐成为女性美的标志。到清代，金莲崇拜竟至发展到“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的地步。

自宋以来，女人小脚的物化程度是在逐步加深的。这一方面表现为赏玩对象由足而转移至足上之鞋履。因此，各式的鞋样、华丽的弓底，鞋面的滚边和绣花，在明代以后尤其成为赏玩目光的焦点，清代甚至发明了以妓女之绣鞋（内的酒杯）行酒之乐。另一方面的表现为，小脚这一原本体现妇女娴静之“内”德的标志居然成了公开展示物。据说直到晚清时，大同还保留着一种叫“亮脚会”的习俗，妇女坐在自己家门口，伸出穿着各种精致绣鞋的双脚让过路人观赏品评（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在春秋两季的庙会上举行“赛脚会”，妇女们坐在搭成几级的高台上，伸出双脚供游人品评甚至把捏）。18世纪末期，模仿妇女缠足形态的“跷”开始登上京剧舞台，成为公开表演样式，风行了近一个半世纪。

小脚被赋予的这种审美性的文化尊荣，使之前还是一种都市化风尚的缠足，到清代逐渐演变成了一般妇女惯常的实践。以至于清初清廷虽下令禁止，但鲜有成效。清代文人钱泳描述当世的情形称，“举世之人皆沿袭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一位女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缠裹扭曲之足所达到的标准。

然而，女性在这整个过程中的个人经历、主观感受，在主流话语中往往是阙如的。高彦颐是位致力于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倾听女性主体声音的美国学者，可以想见，这类研究包括很艰苦地搜寻非常见文献及去除种种历史遮蔽的工作。她的研究使我们多少能窥见女性“身体自我”的主体感受。这其中包括女性对男性社会鉴赏标准的认同，因此女性会忍受很大的身体痛苦去追求脚的弓、纤塑性，会花费很多的心力去制作各式鞋样，并以此确立自身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在“美”的表面下，又掩盖着“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女性之呐喊，这里既包含伤筋断骨的身体剧痛、裹脚布内溃烂腐肉的伤残，也包含着“脚小鞋尖难行走”的困苦。

明末清初女人的缠脚实践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象征意义。此即“男降女不降”（男人屈从满人的剃发习俗而女人继续保留汉族的缠足习俗），女子的缠足成了延续汉人习俗的民族气节之象征。此说法虽在民间早有流传，但大张旗鼓地得到宣扬，根据夏晓虹教授的考证，则出于晚清反满志士，旨在将其作为现实反满斗争的历史及思想资源。在此宏伟的现实需要下，女人的小脚被构建成了汉人不亡的旗帜，至于这是否是清代妇女缠足的本意，想来是志士们无暇也无需顾及的。

到了清末，尤其是到民国初年，在面临亡国灭种以至急切追求现代化的危机感下，女性的小脚再一次被主流话语提升到政治层面。这一次，它是“国耻”的象征。缠足与男子纳妾、吸食鸦片等一并作为腐朽的旧文化之标志，为进步人士痛加鞭挞，以为非根除此，中国将无法列于文明社会。因此，民间的放足运动、官方的反缠足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些运动中，女子的脚（包括裹脚布、脚部模型和照片）再次被展示在稽查员和大众面前，不过这次，不再具有文化上的荣光，而是作为铭刻于女性身体上的耻辱。而女性在国家机器和传统习俗间经历的缠与放的心理挣扎，她们的身体在放足过程中经历的痛楚之类，在进步话语中是蔽而不见的。

不管是作为女性美、民族气节还是文化耻辱的象征，女性的身体在主流话语层面总是被作为“物”，在抽离了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后，成为某些文化观、政治观乃至商品观的承载物。以此视角回视当下，媒体对美肤、瘦身、丰乳之女性形象的打造，不正回响着三寸金莲的余音么？

延伸阅读：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高彦颐著，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夏晓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德国波恩大学的研究者，通过一项最新专题研究证实，妇女在月经期驾车水平往往最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此时血液中的雄性激素成分较之平时要高。

　　科学家们早已发现，男女的辨别能力在方向感上差别显著。波恩大学生理学家帕沃吉领导的研究小组，对2组各12名男士和女士进行试验，让他们利用点按钮向左右前后移动的提示办法走出电脑屏幕上的虚拟迷宫。试验结果显示，男士平均用2分22秒时间走出迷宫，而女士平均用时为3分16秒。在监视接受试验者脑部的神经活动时，专家们还发现，试验过程中，男士大脑内层海马区十分活跃，是利用“几何方式”来辨别方向，而女士最活跃的部位则是在大脑外层右前部，她们总是试图将周围景观一一记录下来。

　　研究者进一步证实，导致男女方向感差别之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性激素的影响。“对处于月经周期里不同阶段的妇女进行测试，能分辨出她们在方向感方面的不同水平。”妇女在月经期内，因雌性激素的下降而使雄性激素的浓度相对增高，于是她们在测试中显示了最好的驾车水平状态。相同妇女在非月经期间，驾驶技术往往比较糟糕，如泊车时更容易出乱子，甚至还经常在自己熟悉的地段迷路。

　　但专家们并不能回答“男性还是女性驾车水平更高”这一问题。因为妇女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填补“激素带来的缺陷”。而且据统计数字表明，女司机开车时犯下的错误，多是因拐弯不当、胆小以及泊车时没有恰当的感觉而导致的轻度撞车事故，男司机出现小事故频率不及女性，但男司机往往不出事故则已，一出便是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

　　印度 加尔各答热浪滚滚的街道中挤满了行人、商贩和标志性的大使牌出租车。这座城市有1600万人口， 同时每天还有更多人从小镇涌入。1975年时，全世界只有3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如今这样的大城市已达21座，多数位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大部分新生人口都出现在这些国家的市区。

　　英国 夜幕下的伦敦灯火通明， 仿佛一座火光熠熠的大熔炉。在燃煤驱动的工业革命中， 伦敦发展为世界最大都市。这场革命导致地球人口急速增长。富裕国家人均消耗的资源比穷国高出许多倍，但随着全球收入上涨，高消耗可能将比人口增长对地球造成更大压力。

　　西班牙 巴塞罗那的锡克教节日集会上，印度移民济济一堂，这类移民为欧洲低迷的生育率注入发展动力。全球人口能否稳定，取决于世界各地年轻妇女在生育上做出的决定。调查表明，妇女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可能生育的后代数量就越少。

　　撰文：罗伯特 · 孔齐希 ROBERT KUNZIG

　　翻译：陈昊

　　1677年的一个秋日，在荷兰代尔夫特，布商安东尼 · 范 · 列文虎克(据说曾担任画家约翰内斯· 维米尔作品《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中的长发模特)突然停止与妻子正在进行的动作，冲向工作台。列文虎克以布匹为业，但热情却在于显微镜学。他已经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五个子女(虽然其中四个早夭)，因此制造后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如他后来写给伦敦皇家学院的信中所说，“不过五六秒之后，”他已经在通过小小的放大镜观察取于自己身体的那保质期短暂的样本。镜片只有水滴那么大，却可把物体放大数百倍。这台仪器是列文虎克亲手制作，在当时属于无可匹敌的利器。彼时伦敦学界仍在试图证明列文虎克之前发表的一种言论的真伪——他说一滴湖水，甚至一滴法国葡萄酒中，生活着数百万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如今，他又有了更微妙的发现：人类精液中也有微生物。“一粒沙子大小的精液中，”他写道，“有时存在上千个(微生物)。”列文虎克像珠宝商一样，把镜片扣在眼睛上，观看自己生产出的微生物甩着长尾巴游来窜去。可以想象阳光透过窗格洒在他出神面孔上的样子，就像维米尔画中那般。在此对他妻子的遭遇深表同情。

　　打那之后，列文虎克有些着魔。尽管小小窥镜使他有幸接触前所未见的微观世界，但他却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观察精子上。颇为令人讶异的是，某天，他从一条鳕鱼身上提取了精液，正是在这一样本的启发下，几乎是在偶然之间，他开始估算地球上到底有多少人。

　　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没有概念，也很少开展人口统计。列文虎克先估计荷兰人口为100万上下，然后，利用地图和一点球面几何学知识，他计算出地球表面有人类居住的区域面积是荷兰的13385倍。当时的荷兰人口已颇为密集，很难想象世界各地都像荷兰这般拥挤，所以，列文虎克得意地总结道，地球上的人口不会超过133.85亿—— 与一条鳕鱼体内的1500亿个精子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种群生物学家乔尔· 科恩在其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写道，列文虎克鼓舞人心的小小运算可能是企图以量化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的首次尝试。而与17世纪时相比，这一问题现在更是迫在眉睫。但是，如今的答案已远不是当初那样鼓舞人心。

　　当今历史学家估算，在列文虎克的时代，地球上只有5亿左右的人类。那时候，经过几千年的缓慢增长，人口刚开始进入迅速膨胀阶段。150年后，另一位科学家宣告发现人类卵细胞，当时的世界人口已经翻倍，超过10亿。又过了100年，1930年前后，数量又翻了一倍，达到20亿。从那以后，世界人口一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飞增。20世纪之前，还无人得以在有生之年见证人类数量翻倍，但如今，已经有人亲身经历过“×3”的过程。据联合国人口司称，2011年下半年某时，人类家族将扩充至70亿个成员。

　　虽然这场爆炸式的增长势头正逐渐趋缓，但离结束还远得很。现在人类寿命得到延长，而且，尽管与前代人相比，如今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但现在全球大量妇女(18亿)进入生育年龄，因此，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口仍会持续增长。2050年，总数可能达到105亿，也可能停留在80亿——差距取决于每名妇女多生还是少生一个孩子。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采取中庸路线，作为他们的最佳估计值：当下他们预测2050年之前——也就是2045年，世界人口可能将达到90亿。最终数据究竟是多少，还得取决于每对夫妻在从事人类最亲密行为期间所做的抉择——也就是列文虎克为了科学事业而草率中断的那项行为。

　　人口仍在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势必引起人们警惕。当今地球，地下水位下降，土壤受侵蚀，冰川融化，鱼类逐渐灭亡，每天都有近10亿人忍受饥荒。几十年后，可能会多出20亿张吃饭的嘴，多数来自贫穷国家。将多出数十亿抱有脱贫愿望与权利的人，如果他们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砍伐森林、焚烧碳和油、随意施用化肥和农药，那么他们同样会对地球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究竟该如何采取对策？人口警报早已拉响多年，得知这一消息或许能让我们略感欣慰。法国人口统计学家埃尔韦· 勒布拉说，从一开始，人口统计学就笼罩在末世恐慌的情绪中。奠定该领域基石的部分论文发表于列文虎克的发现之后仅几年的时间内，作者是威廉· 配第爵士，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估算出，等到《圣经》中所说的最终审判日(预期将发生于约2000年内)，世界人口将翻六番。到那时，人口将超过200亿——配第认为，地球无力养活数目如此之巨的人类。“于是，如《圣经》所预言，必将发生战争、杀戮等等。”配第写道。

　　勒布拉提出，随着关于世界末日的宗教预言势力消减，人口增长本身带来一种类似末日审判的替代机制。“它把古人对末日的恐惧甚至希冀具象化。”他写道。1798年，英国牧师兼经济学家托马斯· 马尔萨斯公开阐明了自己的人口定律：人口增长必定超过食物供给，直至战争、疾病和饥荒降临，减少人口。事实证明，马尔萨斯写下此话时，最后一批足以对世界人口造成重创的瘟疫已经结束。历史学家认为，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世界人口就再也没有减少过。

　　马尔萨斯宣称世界人口不会继续飞增，但此言发表之后的二百年中，趋势恰恰朝着与其言论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始于我们如今所称的发达国家，那时，这些国家仍处于发展中。玉米、土豆等来自新大陆的农作物得到推广，再加上化学肥料的应用，欧洲得以消除饥荒。起初，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疾病滋生的温床，但从19世纪中期往后，开始出现下水系统，把人类排泄物与饮用水分开，之后再对水源进行过滤和消毒，因此大大减少了霍乱和伤寒的传播。

　　同样是在1798年，也就是马尔萨斯发表论调悲观的宣传册的那一年，他的同胞爱德华· 詹纳把一种天花疫苗公诸于世——是一系列疫苗和抗生素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这些药物，再加上更优良的营养条件与卫生环境，导致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人均寿命翻了一倍，从35岁延长到今天的77岁。只有极端乖僻的人才会把这种形势视为悲观：“医学的发展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斯坦福大学种群生物学家保罗· 埃利希1968年写道。

　　埃利希的著作《人口爆炸》使他成为当代马尔萨斯学派中最富盛名的成员。20世纪70年代，埃利希预言道，“数亿人民将饥饿而亡”，并且做什么都为时已晚。“人口增长这颗恶性肿瘤……必须切除，”埃利希写道，“自愿方式行不通，就采取强制措施。”此言一出，美国的命运岌岌可危。虽然语言辛辣，或者说，正是由于其语言辛辣，这部作品得以成为畅销书，就像当年马尔萨斯的著作一样。而且，这一言论同样被证明只是一枚炸不响的哑巴弹。当时，结合高产种籽、灌溉技术、农药和肥料的农业革命已经开始，导致粮食产量翻倍。如今仍有许多人营养不良，但大规模的饥荒已十分少见。

　　但有一点埃利希说对了，那就是，随着医学拯救众生，人口必将飞增。二战后，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援助下，发展中国家迅速注入了一股预防医疗力量。青霉素、天花疫苗、滴滴涕(尽管后来引发争议，但仍拯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等，转瞬间通通登场。印度的人均寿命从1952年的38岁增长到现在的64岁，中国则从41岁延长到73岁。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人本有可能在幼年夭折，如今他们都活了下来，并有了自己的后代。这就是人口暴增蔓延全球的原因——因为众多将死之人被救活了。而且，妇女一度保持高生育率。在18世纪的欧洲或者20世纪早期的亚洲，每名妇女平均生育6个子女，但实际上其后代仅取代了她和配偶的位置，因为多数孩子都活不到成年。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后，夫妻们最终会减少生育后代的数量——但这一转变通常需要经历至少一代人的努力。当今发达国家，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可保持人口恒定；而在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收支平衡的状态，“更替生育率”则要更高些。出生率与死亡率渐趋平衡的过程中，人口已然暴增。

　　人口统计学家把这一两段式的进化过程称作人口转型。各个国家在其各自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这一转变，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国家若完成这一变迁，就等于从自然手中争取到了至少一部分生杀大权。全球人口暴增是种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其作用如此强烈，以至于某些人怀疑人类文明能否抵抗得住。但实际上，当埃利希拉响警报时，人口增长率已经达到顶峰。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已开始以前所未料的速度骤降。从那时起，人口增长率已下降超过40%。

　　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如今正席卷全球。在不同国家，这一现象始于不同时期。法国属于最早的一批。17世纪中期，路易十四宫廷中的贵族妇女可充分享受性事，但同时生育子女不超过两个，她们依靠的办法与列文虎克从事研究时采取的方法相同：体外射精，也叫性交中止。各村庄的教区文书记录中显示，18世纪晚期，这一风潮已传播至农民阶级。19世纪末，在缺乏现代避孕手段的情况下，法国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3个孩子。法国人口研究所的吉勒· 皮松说道，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避孕手段，而在于观念的改变。启蒙运动以前，“生育后代的数量由上帝决定，人们无法想象自己也能掌握决策权。”

　　其他西方国家最终赶上法国的势头，二战开始时，欧洲部分地区和美国的生育率已下降至接近更替水平。然后，经历了突然涌起的“婴儿潮”之后，又出现一场锐减，让人口统计学家们措手不及。他们原以为，在某种本能的驱使下，妇女们会维持足够的生育量，以保证物种的延续，但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生育率下降至1.4。“据我所知，妇女压根不关心物种更替之事。” 乔尔· 科恩说。

　　婴儿潮过后会给国家带来两种重大经济效应。首先是“人口红利”——几十年的时间里，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壮大劳动者行列，需靠人供养的老幼人口也相对较少，因此有大量余钱可作他用，人民生活幸福美满。随后，第二种效应开始出现：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们原以为可长期维持的人口发展秩序，却成了一场被迫终止的狂欢。美国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争论日益激烈，去年，法国为推迟退休年龄发生罢工，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如何供养老龄化的人口。“2050年的时候，工作人口创造的财富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吗？”位于海牙的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所负责人弗兰斯· 维勒肯斯自问自答道：“答案是否定的。”

　　工业化国家历经几代人的时间，生育率才下降到更替水平或更低，而当这一转变开始在其他地区发生时，其发展速度则快得多，让人口统计学家们惊讶不已。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尽管数量仍在增长，但已低于更替生育率，并且已经维持这一水平将近20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1979年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就在不久前的1965年，每名中国妇女仍平均生育6个孩子，而现在只有1.5个左右。在伊斯兰政权的支持下，伊朗的生育率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下降幅度已超过70%。同一时期内，信奉天主教的民主制巴西妇女生育率降低一半。“我们仍未弄清，为何在如此之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群体中，生育率下降得如此之快。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联合国人口司负责人阿尼亚· 兹洛特尼克说。

　　“此刻，虽然仍存在高生育率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一现象只发生在世界16%的人口中，大多数都在非洲。”兹洛特尼克说。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生育率仍然高达每名妇女5个子女，而在尼日尔，这一数量达到7个。但另一方面，该地区有17个国家的人均寿命不超过50岁，并且刚开始进入人口转型期。然而在世界多数国家，家庭规模已骤然缩减。联合国预计，2030年世界人口生育率将达到更替水平。“总体来看，世界人口正朝着非爆炸型的方向发展——这是个好消息。”兹洛特尼克说。

　　而坏消息是，现在距2030年只有20年的时间，而到时候，有史以来数量最庞大的一代青少年将步入生育年龄。即使这些妇女每人只生育2个后代，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人口仍将在其自身发展势头的驱使下飞增。人类是否已经大难临头？抑或是，那时的人们将学会以人道的、不毁坏环境的方式生活？不论如何，有一点确定无疑：到那时，近六分之一的人类将来自印度。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脑中理解人口激增的现象，直到几年前德里一个炎热的夜晚，我才真正对此有了切身体会……当时气温已过华氏100度(约40摄氏度)，空气中烟尘弥漫。街道中到处是人，一片生机勃勃。吃饭的人、洗澡的人、睡觉的人、走亲访友的人、争执吵闹的人、尖声叫喊的人、把手伸进出租车窗乞讨的人、大小便的人、挂在公车外的人……满眼所见全是人。——保罗·埃利希

　　1966年埃利希搭出租车造访时，印度约有5亿人口，而如今已是12亿。德里的人口增长速度尤其快，随着人群从小镇与村庄涌入不断扩张的棚户区，德里的人口已达约2200万人。去年6月初的一天，在这座酷热难耐的城市中，能够洗去尘垢的夏季风还没有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拉贾斯坦邦沙漠吹来的尘埃，不可计数的建筑工地上扬起的漫天尘土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新辟出的高速公路把人流引至规划混乱的都市，牛车占用了快车道。搭载四人的摩托车成群结队而过，女人们的头巾如旗帜般翻飞，怀抱中的孩童摇摇欲坠。三轮摩托如大黄蜂般披着黑黄相间的外衣嗡鸣而过，本限载两人的狭小车厢却塞了十几个人。拥滞不前的车流中，断肢的叫花子和孱弱的幼童大声乞讨。今日蓬勃发展的德里已与埃利希造访时大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

　　旧德里的街道混乱交错、人群密集，城区边缘坐落着洛克纳亚克医院。每天早上，人流从大门涌入，聚集在医院大厅中。“见到这种景象，谁能不为印度的人口问题感到忧心？”外科医生昌丹· 博塔姆利说道。这天下午，他正努力穿过人群，前往自己工作的输精管结扎门诊部。“人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博塔姆利摘下门诊部大门上的挂锁，进入狭小的手术室。

　　屋内，两个男人平躺在手术台上，睾丸从绿色床单的孔洞中露出。天花板上的吊扇把中央空调的冷气吹送至房间各个角落。

　　印度控制人口的运动已经开展了将近60年，而博塔姆利正奋斗在这场战争的最前线。1952年，就在脱离英国独立后的第五年，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人口政策的国家。从那时起，政府屡次设定野心勃勃的目标——又屡次失之千里。2000年采取的国家政策号召国民在2010年达到2.1的更替生育率。至少再过十年，这一目标都难以实现。根据联合国保守估计，205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16亿。“必然出现的结果是，203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非政府组织印度人口基金会前负责人A.R。南达说，“除非发生大灾难，核事故之类的，否则这一事实无法改变。”

　　4月的鄱阳湖小矶山草长莺飞，两名妇女正低头采摘野生藜蒿。不经意地一抬头，悚然发现一只大“老虎”正端坐在几米之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近日，都昌县都昌镇望仙李村两名妇女在鄱阳湖畔遭遇“老虎”。这两名妇女看到的真的是老虎吗？26日，记者来到鄱阳湖小矶山，进行了一番实地探寻，果然发现一些踪迹。

被撕咬过的死牛

　　惊魂

　　两妇女与“老虎”擦身而过

　　小矶山是一座面积仅1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山，每年鄱阳湖丰水季节，小矶山就成了鄱阳湖中的一座小岛屿，而等到枯水季节水退后，山周围则是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原。

　　半个月前的一天早上，望仙李村两名50多岁的妇女王赛凤和高梅娥来到小矶山脚下的草地里采摘野生藜蒿。她们俩低头采了一会儿后，王赛凤有点累了，就直起身子，抬头向前方望了望，这不经意的一望，却把王赛凤吓得魂飞魄散：只见几米外的一个小沙包上，竟然端坐着一只大“老虎”，睁着灯泡似的眼睛，正直勾勾地望着她们俩。“看上去，它比出生半年的小牛犊还大，脑袋圆圆的，有脸盆那么大，眼睛放着绿光，三角形的耳朵竖起来。”王赛凤向记者描述着“老虎”的样子。

“老虎”蹲坐出来的沙窝

　　和这个就在几米外的大家伙对视了十几秒，王赛凤终于反应过来，一边对高梅娥大喊：“老虎，快跑！”一边拔腿就跑。高梅娥见王赛凤跑了，也转头朝小沙包上看了一眼，顿时也大惊失色：“一只老虎一样的东西坐在那里正对着我，身子有一人那么大，我连它的肚皮都看得清清楚楚！”高梅娥说，她惊叫一声，扔下篮子，也撒腿就跑。但是，因为浓密青草绊住了她们，两人仅仅跑了几步就跑不动了，只好呆呆地站在草丛中，哆哆嗦嗦地看着“老虎”。

　　两人的惊叫声也惊扰了“老虎”，只见“老虎”一跃而起，蹿到山脚下，然后在距离两人不到10米的沙滩上悠然漫步。“它边走还边对我们呲牙咧嘴的，獠牙有手指那么长！”王赛凤和高梅娥回忆到：“它走路时，个头有大半人高，身上的颜色是麻黄色的，还带有黑色的斑点，胡须差不多有筷子那么长！”

　　大约一两分钟后，“老虎”终于跃上山坡，钻进了树林中。两人这才捡起篮子，慌不择路地逃离了现场。

　　探寻

　　记者探寻现场发现踪迹

　　26日9时30分左右，记者来到望仙李村找到王赛凤，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她最终同意带记者到遇见“老虎”的地方去看看。

　　鄱阳湖小矶山区域的岸边距离望仙李村约4公里。在王赛凤的带领下，记者拨开齐腰高的青草，绕开泥沼地，艰难地向小矶山走去，草丛中不时飞起一只鸟儿，或者蹿出一只野兔。王赛凤告诉记者，这附近的山上还有大量的野猪，一到晚上就出来找东西吃，有的还跑到村子里。

　　在经过了近1个小时的“跋涉”，记者才到达小矶山脚下。但是记者发现，眼前的小矶山植被并不茂密，还有很多地方裸露出岩石，并不像能藏住大型动物的地方。“山上还有很多大洞，估计平时‘老虎’都是藏在洞里！”王赛凤说。

两排脚印

　　在距离山脚约20米的一片青草中间，有一个面积约30平方米的小沙包，王赛凤告诉记者，当时老虎就是坐在这个小沙包上看着她。记者来到小沙包上，果然发现上面有许多清晰的梅花状脚印，大如五六岁小孩的拳头。小沙包上还有两个小脸盆大小的浅沙窝，其中一个沙窝还有湿迹。“你看，这沙窝就是‘老虎’用屁股蹲坐出来的！”王赛凤说。她告诉记者，由于前两天刚刚下过雨，因此这些脚印和沙窝肯定是这两天出现的，而且那个有湿迹的沙窝证明，这里的沙子刚刚被拨弄开不久，“老虎”很可能就在记者到达前不久还来过这里。

　　在紧靠山脚的一片沙滩上，记者发现了更多的梅花状脚印，其中两行脚印间距约50厘米，一直延伸到十几米外的山坡上。在一块大石头前面，记者又发现了一个蹲坐出来的沙窝。

　　在距离沙滩约300米的一处草丛中，记者发现一头小牛的尸体，只有牛头、牛腿和牛背的皮还有部分残留，上面有明显的撕咬痕迹，散发出阵阵恶臭。“去年12月份下大雪时，我们发现丢失了一头小牛！”一名放牛的老人对记者说，离现在已经四五个月了，但这头小牛不像死去那么久了，应该是最近一个月才死的，所以这头小牛应该不是当时丢失的那头。在死牛周围，记者还发现一些粪便。

　　经专家初步鉴定可能是云豹

　　采访中，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小时候去鄱阳湖里打渔，经常能看到豹子、豺狼等。豹子小小的圆脸，远看很像老虎，所以当地人也称豹子为“花面虎”。十几年前，被“花面虎”抓伤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26日下午，记者带着拍摄到的脚印、沙窝的照片和收集到的动物粪便，来到九江市动物园，请高级兽医师陈北林进行鉴定。

梅花状脚印

　　根据王赛凤和高梅娥描述的大型动物的体貌特征，以及记者提供的照片、粪便等，陈北林初步推测，在小矶山发现的可能是一只成年云豹。

　　陈北林告诉记者，正如村民们所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鄱阳湖畔云豹等大型动物确实很多，甚至还有老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都昌、彭泽、星子等地的鄱阳湖畔，还经常有云豹出现。近年来，随着鄱阳湖区退耕还林效果的显现，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云豹等大型动物很可以又重新出现了。

　　在鄱阳湖边上，还有一座与小矶山相距仅3公里左右的大矶山，大矶山林深木茂，有利于大型动物栖身，同时山上野猪、野兔等也很多，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因此，小矶山一带有适合云豹生存的环境。(曹诚平)

　　一名德国妇女去年底怀孕21周又5天，就产下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女婴成了全球妊娠期最短而存活的婴儿，她的双胞胎兄弟在出世几天后就夭折。

　　德国《图片报》报道，这名早产女婴弗里达是在去年11月7日，在德国西部富尔达的一家医院诞生。她出世时身长28厘米，体重只有460克。5个半月后，她已长大到50厘米长和3.5公斤重，据说几天后就能出院。

　　在医学上，胎儿未满8个月就出世便算早产，如果怀胎少于32星期，婴儿可能面对严重的发育问题，如果少于22星期，存活率便等于零，因为他们的心肺和脑都还没发育完全。因此，弗里达能够存活可说是个奇迹。

　　据该儿童医院的一名值勤医生透露：“目前还看不出弗里达有什么发育方面的危险，她应该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长。”

新华网北京2月26日电（记者李菲）针对拐卖未成年人街头乞讨等现象，全国妇联日前发表声明，呼吁广大群众增强反拐意识，积极提供拐卖犯罪线索。如果发现有虐待、组织、强迫、利用未成年人街头乞讨嫌疑以及疑似拐卖行为，要及时拨打110报警，或拨打12338妇女维权热线。

声明要求，接到妇女维权热线后，各地妇联要立即受理，详细记录，提供咨询，并将相关信息通报公安部门核查。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各级公安机关接到妇联组织通报的信息后，要立即部署核查，从中发现拐卖犯罪线索，及时立案侦查，抓获拐卖犯罪分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严厉打击拐卖犯罪。其中，对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儿童，要及时采血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

据了解，2010年11月，全国妇联会同公安部发出通知，建立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妇女儿童和被解救妇女儿童信息通报机制。通知要求，各级妇联组织要充分发挥密切联系妇女群众的优势，依托建在2000多个县（区）妇联的12338妇女维权热线，建在街道、乡镇的妇女维权站（点）及建在村和社区的妇女之家，对于涉及拐卖妇女儿童的举报、投诉，以及发现来历不明、疑似被拐的妇女儿童，及时将有关信息通报同级公安机关或拨打110报警。

通知规定，各级公安机关要将解救的被拐卖妇女儿童信息及时通报同级妇联组织，并与妇联组织加强协作配合，结合本地实际，共同采取措施加强对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救助、康复工作。基层妇联组织要按照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主动了解妇女儿童的需求，加强与社区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开展走访关爱、教育培训、心理康复等多种形式的维权服务，注意保护被解救妇女儿童的个人隐私，帮助被解救妇女儿童尽快回归家庭、重返社会，切实维护被解救妇女儿童的各项权益。

印度加尔各答热浪滚滚的街道中挤满了行人、商贩和标志性的大使牌出租车。这座城市有1600万人口， 同时每天还有更多人从小镇涌入。1975年时，全世界只有3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如今这样的大城市已达21座，多数位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大部分新生人口都出现在这些国家的市区

英国 夜幕下的伦敦灯火通明， 仿佛一座火光熠熠的大熔炉。在燃煤驱动的工业革命中， 伦敦发展为世界最大都市。这场革命导致地球人口急速增长。富裕国家人均消耗的资源比穷国高出许多倍，但随着全球收入上涨，高消耗可能将比人口增长对地球造成更大压力

西班牙 巴塞罗那的锡克教节日集会上，印度移民济济一堂，这类移民为欧洲低迷的生育率注入发展动力。全球人口能否稳定，取决于世界各地年轻妇女在生育上做出的决定。调查表明，妇女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可能生育的后代数量就越少

　　撰文：罗伯特 · 孔齐希 ROBERT KUNZIG

　　翻译：陈昊

　　1677年的一个秋日，在荷兰代尔夫特，布商安东尼·范·列文虎克(据说曾担任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作品《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中的长发模特)突然停止与妻子正在进行的动作，冲向工作台。列文虎克以布匹为业，但热情却在于显微镜学。他已经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五个子女(虽然其中四个早夭)，因此制造后代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如他后来写给伦敦皇家学院的信中所说，“不过五六秒之后，”他已经在通过小小的放大镜观察取于自己身体的那保质期短暂的样本。镜片只有水滴那么大，却可把物体放大数百倍。这台仪器是列文虎克亲手制作，在当时属于无可匹敌的利器。彼时伦敦学界仍在试图证明列文虎克之前发表的一种言论的真伪——他说一滴湖水，甚至一滴法国葡萄酒中，生活着数百万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如今，他又有了更微妙的发现：人类精液中也有微生物。“一粒沙子大小的精液中，”他写道，“有时存在上千个(微生物)。”列文虎克像珠宝商一样，把镜片扣在眼睛上，观看自己生产出的微生物甩着长尾巴游来窜去。可以想象阳光透过窗格洒在他出神面孔上的样子，就像维米尔画中那般。在此对他妻子的遭遇深表同情。

　　打那之后，列文虎克有些着魔。尽管小小窥镜使他有幸接触前所未见的微观世界，但他却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观察精子上。颇为令人讶异的是，某天，他从一条鳕鱼身上提取了精液，正是在这一样本的启发下，几乎是在偶然之间，他开始估算地球上到底有多少人。

　　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没有概念，也很少开展人口统计。列文虎克先估计荷兰人口为100万上下，然后，利用地图和一点球面几何学知识，他计算出地球表面有人类居住的区域面积是荷兰的13385倍。当时的荷兰人口已颇为密集，很难想象世界各地都像荷兰这般拥挤，所以，列文虎克得意地总结道，地球上的人口不会超过133.85亿——与一条鳕鱼体内的1500亿个精子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种群生物学家乔尔·科恩在其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写道，列文虎克鼓舞人心的小小运算可能是企图以量化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的首次尝试。而与17世纪时相比，这一问题现在更是迫在眉睫。但是，如今的答案已远不是当初那样鼓舞人心。

　　当今历史学家估算，在列文虎克的时代，地球上只有5亿左右的人类。那时候，经过几千年的缓慢增长，人口刚开始进入迅速膨胀阶段。150年后，另一位科学家宣告发现人类卵细胞，当时的世界人口已经翻倍，超过10亿。又过了100年，1930年前后，数量又翻了一倍，达到20亿。从那以后，世界人口一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飞增。20世纪之前，还无人得以在有生之年见证人类数量翻倍，但如今，已经有人亲身经历过“×3”的过程。据联合国人口司称，2011年下半年某时，人类家族将扩充至70亿个成员。

　　虽然这场爆炸式的增长势头正逐渐趋缓，但离结束还远得很。现在人类寿命得到延长，而且，尽管与前代人相比，如今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但现在全球大量妇女(18亿)进入生育年龄，因此，至少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口仍会持续增长。2050年，总数可能达到105亿，也可能停留在80亿——差距取决于每名妇女多生还是少生一个孩子。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采取中庸路线，作为他们的最佳估计值：当下他们预测2050年之前——也就是2045年，世界人口可能将达到90亿。最终数据究竟是多少，还得取决于每对夫妻在从事人类最亲密行为期间所做的抉择——也就是列文虎克为了科学事业而草率中断的那项行为。

　　人口仍在以每年800万的速度增长，势必引起人们警惕。当今地球，地下水位下降，土壤受侵蚀，冰川融化，鱼类逐渐灭亡，每天都有近10亿人忍受饥荒。几十年后，可能会多出20亿张吃饭的嘴，多数来自贫穷国家。将多出数十亿抱有脱贫愿望与权利的人，如果他们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砍伐森林、焚烧碳和油、随意施用化肥和农药，那么他们同样会对地球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究竟该如何采取对策？人口警报早已拉响多年，得知这一消息或许能让我们略感欣慰。法国人口统计学家埃尔韦·勒布拉说，从一开始，人口统计学就笼罩在末世恐慌的情绪中。奠定该领域基石的部分论文发表于列文虎克的发现之后仅几年的时间内，作者是威廉·配第爵士，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估算出，等到《圣经》中所说的最终审判日(预期将发生于约2000年内)，世界人口将翻六番。到那时，人口将超过200亿——配第认为，地球无力养活数目如此之巨的人类。“于是，如《圣经》所预言，必将发生战争、杀戮等等。”配第写道。

　　勒布拉提出，随着关于世界末日的宗教预言势力消减，人口增长本身带来一种类似末日审判的替代机制。“它把古人对末日的恐惧甚至希冀具象化。”他写道。1798年，英国牧师兼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公开阐明了自己的人口定律：人口增长必定超过食物供给，直至战争、疾病和饥荒降临，减少人口。事实证明，马尔萨斯写下此话时，最后一批足以对世界人口造成重创的瘟疫已经结束。历史学家认为，14世纪的黑死病之后，世界人口就再也没有减少过。

　　马尔萨斯宣称世界人口不会继续飞增，但此言发表之后的二百年中，趋势恰恰朝着与其言论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一过程始于我们如今所称的发达国家，那时，这些国家仍处于发展中。玉米、土豆等来自新大陆的农作物得到推广，再加上化学肥料的应用，欧洲得以消除饥荒。起初，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疾病滋生的温床，但从19世纪中期往后，开始出现下水系统，把人类排泄物与饮用水分开，之后再对水源进行过滤和消毒，因此大大减少了霍乱和伤寒的传播。

　　同样是在1798年，也就是马尔萨斯发表论调悲观的宣传册的那一年，他的同胞爱德华·詹纳把一种天花疫苗公诸于世——是一系列疫苗和抗生素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这些药物，再加上更优良的营养条件与卫生环境，导致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人均寿命翻了一倍，从35岁延长到今天的77岁。只有极端乖僻的人才会把这种形势视为悲观：“医学的发展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斯坦福大学种群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1968年写道。

　　埃利希的著作《人口爆炸》使他成为当代马尔萨斯学派中最富盛名的成员。20世纪70年代，埃利希预言道，“数亿人民将饥饿而亡”，并且做什么都为时已晚。“人口增长这颗恶性肿瘤……必须切除，”埃利希写道，“自愿方式行不通，就采取强制措施。”此言一出，美国的命运岌岌可危。虽然语言辛辣，或者说，正是由于其语言辛辣，这部作品得以成为畅销书，就像当年马尔萨斯的著作一样。而且，这一言论同样被证明只是一枚炸不响的哑巴弹。当时，结合高产种籽、灌溉技术、农药和肥料的农业革命已经开始，导致粮食产量翻倍。如今仍有许多人营养不良，但大规模的饥荒已十分少见。

　　但有一点埃利希说对了，那就是，随着医学拯救众生，人口必将飞增。二战后，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援助下，发展中国家迅速注入了一股预防医疗力量。青霉素、天花疫苗、滴滴涕(尽管后来引发争议，但仍拯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等，转瞬间通通登场。印度的人均寿命从1952年的38岁增长到现在的64岁，中国则从41岁延长到73岁。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人本有可能在幼年夭折，如今他们都活了下来，并有了自己的后代。这就是人口暴增蔓延全球的原因——因为众多将死之人被救活了。而且，妇女一度保持高生育率。在18世纪的欧洲或者20世纪早期的亚洲，每名妇女平均生育6个子女，但实际上其后代仅取代了她和配偶的位置，因为多数孩子都活不到成年。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后，夫妻们最终会减少生育后代的数量——但这一转变通常需要经历至少一代人的努力。当今发达国家，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可保持人口恒定；而在发展中国家，要达到收支平衡的状态，“更替生育率”则要更高些。出生率与死亡率渐趋平衡的过程中，人口已然暴增。

　　人口统计学家把这一两段式的进化过程称作人口转型。各个国家在其各自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这一转变，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国家若完成这一变迁，就等于从自然手中争取到了至少一部分生杀大权。全球人口暴增是种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其作用如此强烈，以至于某些人怀疑人类文明能否抵抗得住。但实际上，当埃利希拉响警报时，人口增长率已经达到顶峰。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世界各地的生育率已开始以前所未料的速度骤降。从那时起，人口增长率已下降超过40%。

　　生育率下降的现象如今正席卷全球。在不同国家，这一现象始于不同时期。法国属于最早的一批。17世纪中期，路易十四宫廷中的贵族妇女可充分享受性事，但同时生育子女不超过两个，她们依靠的办法与列文虎克从事研究时采取的方法相同：体外射精，也叫性交中止。各村庄的教区文书记录中显示，18世纪晚期，这一风潮已传播至农民阶级。19世纪末，在缺乏现代避孕手段的情况下，法国的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妇女3个孩子。法国人口研究所的吉勒·皮松说道，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避孕手段，而在于观念的改变。启蒙运动以前，“生育后代的数量由上帝决定，人们无法想象自己也能掌握决策权。”

　　其他西方国家最终赶上法国的势头，二战开始时，欧洲部分地区和美国的生育率已下降至接近更替水平。然后，经历了突然涌起的“婴儿潮”之后，又出现一场锐减，让人口统计学家们措手不及。他们原以为，在某种本能的驱使下，妇女们会维持足够的生育量，以保证物种的延续，但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生育率下降至1.4。“据我所知，妇女压根不关心物种更替之事。”乔尔·科恩说。

　　婴儿潮过后会给国家带来两种重大经济效应。首先是“人口红利”——几十年的时间里，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壮大劳动者行列，需靠人供养的老幼人口也相对较少，因此有大量余钱可作他用，人民生活幸福美满。随后，第二种效应开始出现：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们原以为可长期维持的人口发展秩序，却成了一场被迫终止的狂欢。美国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争论日益激烈，去年，法国为推迟退休年龄发生罢工，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如何供养老龄化的人口。“2050年的时候，工作人口创造的财富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吗？”位于海牙的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所负责人弗兰斯·维勒肯斯自问自答道：“答案是否定的。”

　　工业化国家历经几代人的时间，生育率才下降到更替水平或更低，而当这一转变开始在其他地区发生时，其发展速度则快得多，让人口统计学家们惊讶不已。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尽管数量仍在增长，但已低于更替生育率，并且已经维持这一水平将进20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1979年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就在不久前的1965年，每名中国妇女仍平均生育6个孩子，而现在只有1.5个左右。在伊斯兰政权的支持下，伊朗的生育率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下降幅度已超过70%。同一时期内，信奉天主教的民主制巴西妇女生育率降低一半。“我们仍未弄清，为何在如此之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群体中，生育率下降得如此之快。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联合国人口司负责人阿尼亚·兹洛特尼克说。

　　“此刻，虽然仍存在高生育率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一现象只发生在世界16%的人口中，大多数都在非洲。”兹洛特尼克说。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生育率仍然高达每名妇女5个子女，而在尼日尔，这一数量达到7个。但另一方面，该地区有17个国家的人均寿命不超过50岁，并且刚开始进入人口转型期。然而在世界多数国家，家庭规模已骤然缩减。联合国预计，2030年世界人口生育率将达到更替水平。“总体来看，世界人口正朝着非爆炸型的方向发展——这是个好消息。”兹洛特尼克说。

　　而坏消息是，现在距2030年只有20年的时间，而到时候，有史以来数量最庞大的一代青少年将步入生育年龄。即使这些妇女每人只生育2个后代，二三十年的时间内，人口仍将在其自身发展势头的驱使下飞增。人类是否已经大难临头？抑或是，那时的人们将学会以人道的、不毁坏环境的方式生活？不论如何，有一点确定无疑：到那时，近六分之一的人类将来自印度。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脑中理解人口激增的现象，直到几年前德里一个炎热的夜晚，我才真正对此有了切身体会……当时气温已过华氏100度(约40摄氏度)，空气中烟尘弥漫。街道中到处是人，一片生机勃勃。吃饭的人、洗澡的人、睡觉的人、走亲访友的人、争执吵闹的人、尖声叫喊的人、把手伸进出租车窗乞讨的人、大小便的人、挂在公车外的人……满眼所见全是人。——保罗·埃利希

　　1966年埃利希搭出租车造访时，印度约有5亿人口，而如今已是12亿。德里的人口增长速度尤其快，随着人群从小镇与村庄涌入不断扩张的棚户区，德里的人口已达约2200万人。去年6月初的一天，在这座酷热难耐的城市中，能够洗去尘垢的夏季风还没有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拉贾斯坦邦沙漠吹来的尘埃，不可计数的建筑工地上扬起的漫天尘土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新辟出的高速公路把人流引至规划混乱的都市，牛车占用了快车道。搭载四人的摩托车成群结队而过，女人们的头巾如旗帜般翻飞，怀抱中的孩童摇摇欲坠。三轮摩托如大黄蜂般披着黑黄相间的外衣嗡鸣而过，本限载两人的狭小车厢却塞了十几个人。拥滞不前的车流中，断肢的叫花子和孱弱的幼童大声乞讨。今日蓬勃发展的德里已与埃利希造访时大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

　　旧德里的街道混乱交错、人群密集，城区边缘坐落着洛克纳亚克医院。每天早上，人流从大门涌入，聚集在医院大厅中。“见到这种景象，谁能不为印度的人口问题感到忧心？”外科医生昌丹·博塔姆利说道。这天下午，他正努力穿过人群，前往自己工作的输精管结扎门诊部。“人口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博塔姆利摘下门诊部大门上的挂锁，进入狭小的手术室。

　　屋内，两个男人平躺在手术台上，睾丸从绿色床单的孔洞中露出。天花板上的吊扇把中央空调的冷气吹送至房间各个角落。

　　印度控制人口的运动已经开展了将近60年，而博塔姆利正奋斗在这场战争的最前线。1952年，就在脱离英国独立后的第五年，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人口政策的国家。从那时起，政府屡次设定野心勃勃的目标——又屡次失之千里。2000年采取的国家政策号召国民在2010年达到2.1的更替生育率。至少再过十年，这一目标都难以实现。根据联合国保守估计，205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16亿。“必然出现的结果是，2030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非政府组织印度人口基金会前负责人A.R。南达说，“除非发生大灾难，核事故之类的，否则这一事实无法改变。”

经历一百多年来欧风美雨的冲刷，中国传统节日受到很大侵蚀，元宵节也不例外。在当代的一些大都市，元宵节民俗似乎只剩下吃汤圆了。这是忙碌的都市人的悲哀，因为在相对悠闲的小城市和乡村，元宵节仍然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节日。

其实，元宵节不是一个孤立的节日，它是春节的一部分。要理解元宵节的意义，不能不把它放在春节之中来考察。

春节从除夕关门守岁开始，到元宵节，是一个人们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人际关系不断得到扩大的过程。初一给家长拜年，初二回娘家拜年。以后逐步扩大拜年范围到一般亲戚朋友。在这个时段，人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初五是破五，农活可以开始干，商店可以开门了。这个时段，社会开始正常运作。到了正月十五，全体社会成员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到节日活动中。所以，元宵节具有确认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彼此不认识的）相互关系的意义。

元宵节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的“狂欢节”，连平时被限制在家的古代妇女也可以自由出门游玩了。当然，个别礼法之士反对这个习俗，比如宋代的司马光。元宵夜，他夫人打扮了准备出门赏灯。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我）是鬼耶？！”这就太不讲理了，总不能只让夫人终年只看他一个人一张脸吧？好在社会不买这些礼法之士的账，大多数妇女照样游乐。元宵节允许民众自由娱乐，这是古代社会针对过分严格的礼法制度而设计的一个发泄渠道。一些年轻人乘机会见意中人。正如辛弃疾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元宵节主要活动是大众娱乐，但是其社会文化意义却不仅仅是娱乐。

正月十五有很多信仰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古代人祭祀泰一（太一）神，因为他是最高神，掌管人类命运。祭祀他，可以获得丰收和平安。古人祭祀地神，是要保佑蚕事丰收。

元宵也是一个求子的节日。元宵张灯最初是出于客观需要，晚上活动必须照明。后来张灯又是为了游玩欣赏。可是，它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祈求生育。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解释当时人在元宵节偷灯的原因时说：“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这里“灯”谐音“丁”，就是男丁。这样一来，偷灯就象征着生育儿子。根据同样的道理，观灯也具有求子的涵义。于是，古代妇女出门观灯有了这个理由，就名正言顺了。一直到民国时代，各地多有送灯给那些无子家庭的习俗，祝愿他们添子孙。清代有摸城门门钉的活动。钉，也谐音“丁”。人们希望通过摸门钉而祈求生育儿子。有些地区的人们还赋予汤圆以象征意义。清代成都有元宵夜偷取供在神龛上的汤圆以求得子的习俗。清代湖北安陆一带百姓互相赠送元宵，其中有大如鹅蛋的元宵，妇女观察煮这种元宵的火候来占卜生育。

当然，在人口压力巨大的今天，元宵求子活动已经很少看到。现代人又赋予汤圆以新的解释，那就是甜甜蜜蜜，团团圆圆，象征一家团圆，幸福美满。这种解释多少有点凡庸，但是它很符合人们的内心希望。元宵节因此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

元宵节在古人的不断创造中发展而来，也必将在现代人的再创造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