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1日，上海外滩被雾霾所笼罩。当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轻度污染的雾霾天气

　　对频受恶劣空气侵害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则被忽略的重要消息。

　　在经历了14年的等待后，指导中国空气质量控制的风向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终于迎来了大修的可能。自1996年制定以来，这是该标准继2000年微调后首次修订，也可能是幅度最大的一次。

　　两个月前，《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出台。“亮点是取消了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三类区，增设了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同时要求未达标城市制定限期达标规划，按期实现；遗憾是未能将PM2.5纳入强制检测的污染物范围，而只提供了参考限值。”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说。

　　不能无视的PM2.5

　　动标准难，动空气标准尤难。环保部2008年便下达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项目，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承担后，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酝酿期。

　　环科院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9年9月至12月间，环保部曾发函给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193家科研院校、机关部门广泛征集修订意见。当时收到的主要意见是，“调整二类和三类功能区的分类方式，取消三类区；污染物项目应增加PM2.5、重金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增加二恶英等有毒有害污染物项目；增加臭氧的8小时浓度限值等”。此后，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又在2010年六七月间两次召开专家会议讨论。

　　几次会议上，PM2.5污染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对PM2.5是否列为强制性标准，大多数人支持将其列入，但也有专家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上述人士回忆。

　　王庚辰研究员是支持者，他说，1996国家标准主要针对当时的煤烟型大气污染特征，“十多年来社会经济状况翻天覆地，中国已进入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阶段，煤烟型污染减弱，而城市机动车排放引发的PM2.5污染成为突出问题。”城市灰霾天便是佐证，根据中国臭氧监测试点工作统计，2009年全年，试点城市中，发生灰霾的天数占监测天数的14%至57.8%。

　　1996年制定现行标准时，PM2.5在世界范围内并未有太多人关注，只设置了更宽松的PM10(直径等于或小于10微米)限值。但经过多年研究，PM2.5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已成共识。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潘小川亦告诉记者，相比PM10，PM2.5更容易长时间悬浮在空中，由于它粒径小，吸入几率变得更大，它可抵达肺的深部，深入下呼吸道，甚至穿透肺泡膜，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伤害。他和同事还发现一种微妙联系：2004年至2006年期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承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四川盆地和沈阳等地区的城市群大气PM2.5污染日趋严重，不但造成能见度降低，也导致居民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最根本的作用就是用来保护公众健康和公共福利。我们不可能无视这一变化。”中国环科院的一名专家称。

　　重要的是，自从1997年美国率先将PM2.5列为检测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后，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均已制定相关标准。而在亚洲，除发达的日本外，连泰国和印度也已制定了该项目的空气质量标准。

　　分歧重重，最终折中

　　但在中国，将其纳入强制性目标考核的尝试却困难重重。

　　王庚辰称，环保部等相关部门许多执行官员也支持。据悉，此前环保部科技标准司（技术处）就曾直接动议增加PM2.5限值。而在环保部此前的意见征求函中，绝大多数沿海地区的环保局官员也表态支持。

　　环保部一官员向记者证实，2009年9月至12月间征求意见时，在44家回函单位中，有25家单位建议增加PM2.5，只有2家单位认为没必要增加。建议增加的单位中，既有诸如大连、南京、杭州等沿海地区的声音，也包含鞍山、乌鲁木齐、桂林这样的内陆城市的声音。

　　反对者却也理直气壮，“制定标准，要符合实际。如果百分之八九十都做不到，标准等于无用，最终会变成虚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坦言。

　　魏的说法自有依据。中国环科院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PM2.5污染较重，全国113个重点城市2008年年均浓度均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准则值，仅有2个城市年均浓度低于目标值，“一旦制定实施PM2.5强制限值，全国城市将大范围超标。”“制定标准，比较务实的做法，应该是经济技术实力和科学性的结合。”魏复盛说。

　　以白志鹏教授为代表的南开大学在去年初的意见回函中，也同样认为“从工作基础和可执行性角度考虑，……尚不成熟”。“是否设立需要有依据、有工作基础和科学可行，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白志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复时表示。

　　征求意见稿最终采取了折中方式——2010年10月9日，环保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的修订讨论会上，最终确定了如下判断——“当前国家制定实施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机不成熟；统一发布PM2.5等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参考限值，地方省级政府可参考其制定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强制性指标悄然变身为参考推荐性指标。

　　王庚辰批评说，这样的标准，对环保部来说是最讨巧的办法，“最容易做，最不容易引起纠纷，也是最省事的办法。”这低估了国家对环境工作和研究的水平，“依我的了解，全国绝大地方来讲，已经有可能、有条件做这个工作。”

　　科学问题？政绩问题？

　　魏复盛承认，关于PM2.5引入标准之争，还是一场群体利益的博弈。

　　他说，PM2.5的污染，主要来自汽车排放等人工污染。但总量控制汽车、不能无序发展的呼声，在政府部门极力发展“1800万辆、产销两旺”的汽车产业面前，显得过于微弱。

　　而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态度却显得微妙。浙江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潘侃并不抗拒列入PM2.5，“我们此前已决定过两年开始做一些检测、研究这方面问题。”但他也有唯一的担心，由于此前依据PM10指标，嘉兴的空气质量达标率一直维持在90%以上，“到时可能要向社会公众做好说明工作。原来都是达标的，突然就指标换了，变成不达标了，恐怕老百姓要有意见。”

　　湘潭市环保局局长陈铁平建议各方应保持平和心态，“标准考核更多、更严，数据自然下降，但也能更反映出真实情况”，“让老百姓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才是环境监测治理的本意”。作为中西部较早开展PM2.5试点监测工作的环保局，他更担心的是另一些问题，“PM2.5即使成为强制性监测项目，其它工作跟不上来，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他认为，跟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评价体系、监测点位、监测手段，都存在相当差距，以湘潭为例，5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6个监测点位，“要让评价的标准更科学，让数据更具代表性，监测网络更完善”。

　　“这不单纯是科学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王庚辰直言，有官员曾向他当面提出，如果每年达标的天数骤降，他们担心会影响职能部门的声誉，最终危及旅游、投资等行业的地方诸多政绩。

　　王庚辰表示，环保部本可借鉴WHO的指导准则，从科学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首先定一个国标，然后分阶段、分步骤实施”，但无论如何“标准不能降低”。

　　他说，“哪怕步骤小一点，也应该往前走，决不能原地踏步。”否则，“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将永远停留在低水平，没办法提高。”

　　警钟或许已然敲响。2010年11月的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空气轻度污染，有两天甚至达到中度污染。

　　2010年11月19日，就在征求意见稿公布的第二天，一直在用一台PM2.5监测仪和一个Twitter微博客独立监测直播北京空气质量的美国大使馆，再度给了中国首都难堪。

　　对于北京这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天，或许是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词，他们最终将其定义为“crazybad”——令人抓狂的糟。(吕明合 刘长欣)

岛屿正在消失

　　过去20年间，中国沿海地区加速“填海造地”，导致岛屿消失，而同时，日本和越南却投入巨额资金加固周边的海岛。

　　2010年3月的一天，印度加尔各答杰达维普尔大学海洋研究院的教授苏加塔·哈兹拉像往常一样浏览孟加拉湾的卫星图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对他来说如数家珍的孟加拉湾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新摩尔岛呢？新摩尔岛怎么不见了！”哈兹拉教授的惊叫吓了同事一大跳。

　　印度海军立即前往该水域展开调查，然而，当他们赶到新摩尔岛所在的位置时，除了茫茫的大海外，哪有小岛的一丝影子。

　　30年来，印度和孟加拉国就这个3.5公里长、3公里宽的小岛的归属问题屡屡兵戎相见，如今它却不复存在了。哈兹拉教授不无调侃地说：“领土争端这下被全球变暖问题解决了。印度政府以前是派军舰前去保卫小岛，现在得派潜艇去保卫了。”

　　而中国的岛屿也在快速消失。作为一个地图收藏家以及Google地图的狂热爱好者，李益发现，中国沿海的岛屿正在逐年减少。他对《世界博览》记者说，开始是非常缓慢地减少，“起初用Google Earth软件甚至不容易注意到它们，”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海岛数量开始成倍减少，速度令人震惊。

　　数据停留在80年代

　　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到一组数据：仅20年间，浙江省的海岛便减少200多个，广东省减少了300多个，辽宁省的海岛消失48个，河北省海岛消失了60个，福建省海岛消失了83个。

　　显然，中国的小岛也正在面临灭顶之灾。然而大多数人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河北省地理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顾建清说——因为河北省现在经常使用的海岸线长度和滩涂面积数据都来源于1984年的调查，沿海岛屿数量沿用的是1989年的调查。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海洋开发力度加大，沿海地质地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研究人员依赖于过去的研究数据，意义还有多大？据河北省地理科学研究所最近做的实地调查显示，滩涂面积减少206.17平方公里，沿海岛屿则减少近半，现存数量实际仅为72个。

　　像河北省这样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警告的地区仍属少数。对于所辖海岛总数较多的海南省，到底消失了多少岛屿，目前尚未有一个确切的数据。

　　“对岛屿的调查手段主要是通过卫星遥感技术，所以不能排除技术上的限制导致统计数据的不确定，”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工作人员说。

　　其实，对于岛屿大规模的消失，住在岛屿附近的居民并不稀奇：每天多艘挖砂船不停地在海中采挖砂石，巨大的传输轨道伸入水中，像一只只铁臂攫住小岛，岛屿在一天天缩小，直至消失……却任何记录都没有。

　　向海洋要土地的罪过

　　李益熟练地用Google Earth软件在“地球”上转动，他从各种角度观看我们的星球。“沙洲类岛屿没有固定的岩石，比较容易因为风浪等自然因素而消失，”他指着一块岛礁说，“比如说这些地方，涨潮时不会有任何一块土地能露在海面上。最终，它们被海水淹没。”

加固海岛

　　正如坎昆峰会上岛国的呼吁，如果全球升温不控制在1.5℃以内，长期来看，海平面的上升会让这些岛屿从地球版图上消失。

　　但也有让他们欣慰的科学新发现。最近的《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发表研究表明，许多岛屿不仅没有消失的危险，相反，它们的面积越来越大。“活的珊瑚虫会不断地给岛屿提供继续扩大的原料，而风和海潮运动则持续地给这些岛屿提供各种碎砾。”

　　自1950年以来，平均海拔仅为4.5米的图瓦卢七个岛屿的面积平均都增加了3%。但是，图瓦卢人仍乐不起来，一旦灾难来临，该国环境部部长玛塔伊奥表示：“目前尚无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接收图瓦卢移民。”

　　人类的经济发展计划对岛屿的破坏力更甚于气候变暖——堤坝、旅游工程、养殖工程、港口及配套工程、海上石油开采、挖矿与填海工程都让岛屿快速消失。

　　黄庆(化名)是一个海岛的“岛主”，所谓岛主，只是拥有比较长时间的海岛使用权。全中国大概有600多位岛主，他们拥有的大部分是湖岛，而像黄庆这样的海岛岛主，全国大概只有60多位，个个皆是顶级富豪。

　　黄庆的小岛上有漂亮的树林、小矮山和沙丘。四周是大海，岛屿的天空比云朵更低。这个小岛成为忙碌的黄庆在夏季最喜爱的避暑胜地，每到节日，他也一定会给“关系户”寄张自己特制的私人小岛风景明信片。

　　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岛的对岸进行着一场连岛工程，他的岛屿将和陆地连到一起。“没有四面环海，还叫什么岛？最多是一个半岛。”他说。富豪朋友们开玩笑地建议他，“对面填着，你在这边挖着，只要别连上，你大可继续做你的岛主。”

　　连岛工程耗费上百亿资金。他抱怨道，政府这个项目的豪言壮语太过夸张，仿佛填上这些海水就像排空一个蓄水池一样容易。他的岛屿以及相隔的几个小岛屿最终都将与陆地相连，建设成为港口或者临港工业区。

　　从上世纪末至今，浙江有超过一百余座无人居住岛屿因为填海、筑堤、桥梁等工程变成半岛或陆地。

　　中国从清朝中后期就开始填海造地；到建国初，人们围海晒盐，形成了沿海四大盐场；上世纪60年代，则形成了大量的农业土地；到了上世纪80年代，水产业发展让海湾布满渔场和捕捞贝类的浮动平台，一些公司已经迁到了更遥远的地方——无人居住的半岛或小岛。

　　据不完全统计，三次大规模填海造地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

　　李益向《世界博览》记者展开了中国某个角落的地理细节。“这是四年前保存下的一张图，”他说，“你看，这海岸线明显，地形简单。仿佛两军对阵，一边是土黄色的大陆以沉默坚硬的姿态直抵大海，一边是蔚蓝深邃的太平洋，被太阳晒得闪闪发亮，只有海陆相交的地方激起一线白色浪花，从北到南几千公里都是如此。附近几个蕃薯状的岛屿离大陆都不远，大概只需要航行两三个小时。”

　　“现在，你再看。”原来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被“拉直”，小岛连在一起变成海上平台，可以看到上面整齐的建筑和规划好的街道。小岛被沥青、水泥或者高楼大厦覆盖，以前的样子再也无法恢复了。

　　许多人都看过明信片和海报上的香港——港湾、尖沙嘴半岛以及远处的九龙山。

　　但是，当游客们今天将眼前的景色与明信片对比时，只能勉强认出下面的港湾以及几栋高楼——经过无数次填海后，港湾现看起来就像一条河。九龙山已经彻底消失了。

　　“向海要地”一直是沿海城市的发展思路，于是开山炸岛，加速小岛的消失。

　　小岛也是要保护的领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副秘书长蒋高明预言，如果作为屏障的小岛都消失了，沿海湿地更容易受到影响，生物多样性降低，影响重要鱼类的洄游，甚至引发赤潮、洪灾和海啸。

　　菲律宾南部某度假胜地的市长贾彭佳(Jabonga)发现，随着岛屿的消失，原来只有20%湖水和海水倒灌，现在海水倒灌情况已严重到80%以上，波及当地的水稻、玉米、蔬菜、果树等种植业。

　　以“围海造田”闻名的荷兰，也不得不将已经围起来的土地“还淤还湿”，明白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不能因为过多的人为干扰而破坏。

　　岛屿消失还是涉及国家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岛礁，也可获得15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新加坡)面积的领海，以及4600多平方公里的毗连区，甚至还可获得4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四倍)面积的专属经济区。

　　正因如此，从1987年1月起，日本就耗资300亿日元(1日元约合0.08元人民币)，用三年时间对太平洋海域的一处环礁——冲之鸟礁(日本人称为冲之鸟岛)“加固”，并“投资”8亿日元加装钛合金防护网。实际上，这处环礁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本人已经以此提出了南太平洋大陆架的延伸申请，2009年9月11日，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表示已经着手处理这项申请。中国则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反对意见。“加固”工程完工以后，日本的相关“维修”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

　　在这处存在很大争议的环礁上，日本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因为他们认为冲之鸟礁对于自己获得专属经济区非常重要。由于“维修”负担沉重，建设省在1999年决定，“管理”资金全部由国库负责，将“冲之鸟岛”作为建设省直辖“管理”的海岸，因此“冲之鸟岛”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东京都地方，实际则在日本政府直接的事实“管理”之下。

　　直到今天，日本还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在偏远的太平洋小岛上养殖珊瑚，其中许多岛屿都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日本希望这些投入未来能换回巨额回报，谁也不能忽视此海域盛产的鱼类、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当然，它们还毗邻重要的航道。

　　据资料显示，中国南海海域可供开采的石油储量相当于全球的12%，堪称“第二个波斯湾”，此外，还有数量惊人天然气和“可燃冰”资源。

　　相反，在《海岛保护法》未出台前，中国对海岛的保护和管理一直无法可依，因而出现私人占用、出租海岛和出让、转让海岛使用权的现象，而在这种现象里面往往渗透着诸多利益相关部门的纠结——有利益就越权，没利益就弃权——进退两易。

　　岛屿上无序的开发造成人为破坏，如开山炸石、破坏周边环境等造成海岛消失。破坏也不限于岛体本身，作为岛屿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珊瑚礁、红树林资源一样受到污染威胁。如今在亚龙湾，珊瑚礁50%已经遭到破坏。

　　此外，比这更严重的是，由于南海绝大多数岛屿属于无人居住岛，大部分岛屿上并没有实物标志，以至于其他国家趁机非法侵占。

　　之前就有媒体报道，中国南沙群岛共有约40多个岛礁被其他国家非法侵占并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其中越南近年来每年在中国南沙地区开采的石油就达3000万吨。

反观其他国家对岛屿的态度：在太平洋上有一个面积仅为11平方公里的小岛，现今已快被海水淹没，只有几块突兀的石头还在海平面以上。日本有关人士表示，这里马上将用钢筋水凝土浇灌，使之大部分面积还在海平面以上，进而养殖珊瑚，利用珊瑚的作用将这个小岛保留下来。相关人士称：“这样的小岛还很多，需要一个个的保护，这也是日本的领土。”(宋丽)

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期封面

　　湿地之失

　　这或许不如突发的灾难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许就是灾难的前兆。

　　这并非危言耸听。

　　因经济快速发展，短短几十年间，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土地利用大格局正发生着变化：大量的城市扩容、高速公路兴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占用大量耕地，中国的粮食生产基也由此发生着变化，而这也正改变着湿地，更多的湿地被开垦成耕地。

　　这既是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也是生态布局的变化。在这样的格局中，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和“物种的基因库”的湿地，劣势难扳。

　　有识之士呼吁：要像保卫耕地红线一样保卫湿地红线。

　　然而，我们问题的起点是：为什么要保护湿地？失去了湿地，人类将会怎样？

　　杨邦杰现在忧心忡忡。

　　杨邦杰，全国人大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著名的农业专家和生态专家。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关注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湿地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个重点。

　　他近期从祁连山调研回来，那里的情况很不乐观：作为敦煌最后一道绿色屏障的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6万公顷区域中仅存11.35万公顷湿地，且因水资源匮乏逐年萎缩，库木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向这块湿地逼近。

　　而位于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的高寒沼泽湿地，是黄河的天然蓄水池，这块湿地正逐步萎缩并沙化。玛曲县沙化面积达80万亩，并以每年3.1%的速度递增，黄河沿岸已形成220公里的沙化带。

　　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界处，跨越甘肃、青海两省；涵养输送着年径流量约158亿立方米的近千条河流，是西北干旱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地、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那里，也是整个大西北生态最脆弱的地方。

　　“一边是水源地，另一边又都是沙漠，如果湿地消失了，对西北的生态环境乃至东部的影响都是不可想象的。”杨邦杰说。

　　这样的情形所释放的信号并不如突发的灾难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许就是灾难之前的信号。

　　回来之后，杨邦杰很快将调研的情况形成报告，提交给了国务院。

　　湿地危机

　　祁连山是中国湿地现状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整个中国的湿地所面临的形势都不太乐观。

　　“东北大片的湿地变成了耕地；长三角、珠三角的湿地一直在减少；整个黄河源头、长江源头都在荒漠化；很多湖泊湿地都在消失……”湿地的减少和破坏触目惊心——这是杨邦杰这些年最深刻的感受。

　　这个表述转化为具体的数据或许更具说服力：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湿地开垦面积达1000万公顷，全国沿海滩涂面积已削减过半，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原有沼泽失去近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锐减了2/3，56%以上的红树林丧失。全国各类大小湖泊消失了上千，众多湿地水质逐年恶化，不少湿地生物濒临灭绝，约1/3的天然湿地存在着被改变、丧失的危险。

　　根据官方的数据描述，中国现存自然或半自然湿地仅占国土面积的3.77%，远低于世界6%的平均水平？，且面积下降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由杨邦杰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部分国际重要湿地由于缺水而面临着被列入国际《湿地公约》“蒙特勒记录”的风险。一旦被列入，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但这还远不只是面子问题。

　　“湿地到底有多重要？湿地消失了很多物种就没了，这个生态系统也不存在了，就这么严重。”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举例，尤其像云南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是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只能在这个系统里自我循环，带来它的脆弱性，很容易遭到破坏，破坏之后很难恢复。

　　“像滇池，已经投入了200多个亿，花了很大力气，但真正恢复很困难。”滇池是云贵高原上的重要湿地，近些年滇池环境质量不断恶化，蓝藻事件频发，严重地破坏了滇池湿地的生态功能。从“九五”时期国家就开始投巨资进行滇池“蓝藻”治理，虽然增加了一些人工湿地，但其生态功能显然无法比拟天然湿地。

　　“湿地是水源地以及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河流的源头都是一片湿地，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地方一定是湿地，这么多湿地消失了，影响我们的生存环境那是肯定的。”杨邦杰在调研报告中直言，2010年西南地区遭受的严重旱灾，与该地区湿地受到破坏有直接的关系。

　　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中亦发现：在云南严重旱灾期间，湿地保护较好的地区周围，受干旱影响明显轻微。

　　杨邦杰呼吁：要像保卫耕地红线一样保卫湿地红线。他认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此两者对国家都至关重要。

　　“开荒”红利下的尴尬保护

　　杨邦杰曾是农业部农业资源监测总站站长，透过遥感监测，他看到了过去这些年中国整个土地利用格局的大转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江淮平原、成都平原，大量的水稻田变成了城市、高速公路；东北大量的湿地被开垦，变成了耕地。

　　“历史上，中国都是南粮北运，长三角、珠三角、淮海平原和成都平原是膏腴之地，沃野千里，为中国提供粮食，‘湖广熟则天下足’，然而，由于30年来的高速发展，这些很好的耕地都变成了城市，粮食的生产基地只有不停地向东北发展。”杨邦杰说。

　　新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新疆的湿地开垦非常快。很多湖泊都干涸了，一到夏天起风的时候就漫天扬沙，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杨邦杰说，这既是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也是生态布局的变化。无论是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还是粮食安全的角度都是巨大的变化，它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土地利用格局。

　　再回看整个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逻辑，大概是：农村让位于城市，生态的安全让位于粮食的安全，环境的保护让位于经济的增长。

　　在新一波的城市化以及产业转移的浪潮中，这个趋势并没有明显放缓的意思。

　　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普查结果看，已完成调查的6个省份中，北京、吉林和广东的湿地面积在进一步减少，黑龙江、江苏和天津湿地效益和功能还在下降。

　　自然湿地的面积在减少，湿地的生态功能在下降——这个趋势一直没有得到遏制。

　　“像昆明这样的地方，可以概括地说，保护的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就以滇池湿地为例，保护的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很无奈。时至目前，由于工业排污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偏低，仍有大量未达标污水注入滇池。

　　从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的分析来看，湿地破坏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垦、引水、富营养化、污染、过度捕捞、过度利用以及外来物种的引入，主要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加快。
 

　　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当是，湿地保护缺乏立法和制度上的保障。

　　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原生、自然的湿地多被定义为“荒滩”、“荒水”，在现行土地分类中被列入了“未利用地”，往往成为保障耕地、建设用地、林地等的牺牲品。

　　“在有限的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中，湿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而没有改变。”印红颇为尖锐地指出，这直接导致了湿地面积的锐减。

　　“地方政府往往会把它当做后备资源而没有意识到保护它的重要性。”杨邦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现在很多地方领导的心目当中都是将湿地作为一种后备资源来对待，“看到湿地就会想，放在这里不利用多可惜呀。”

　　“最典型的就是海岸，海岸本来有很多红树林，对海岸的保护很重要，但这几年大量填海、围海造田，破坏了很多湿地。滩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保障也是渔民生存的资本，但大量的滩涂正在消失。”

　　在中国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这样一些直接甚至带有些强暴的经济力量并不罕见：填海工程、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

　　“你看天津渤海湾、曹妃甸、辽宁营口填了多少地……再看福建、浙江、江苏，都在消灭滩涂。”杨邦杰有些激动。

　　以浙江为例，根据《浙江省滩涂围垦管理条例》，滩涂的宜农、宜渔、宜水、宜建开发被明确鼓励。在2010年初的浙江省围垦工作会议上，当地官方这样总结：“围垦的贡献在浙江是可歌可泣的。仅‘十一五’以来的4年，我省就圈围了47万亩……”

　　事实上，不只是浙江，《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江苏省滩涂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等都有这样的规定。有时甚至规定开垦一亩滩涂给予高达6000元的补助。

　　在中国这条漫长的海岸线上，涌动的是发展的冲动与欲望，滨海湿地则成为了经济思维下满足欲望的牺牲品。

　　郭辉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最头疼的是开发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这个湿地保护好了，开发商就想过来。因为在一个比较好的湖边或海边做开发能赚钱，湿地已经成为房地产开发和旅游开发的新热点了。”

　　问题的关键还是地方政府对湿地保护重视不够，甚至没有意识。

　　“他们觉得湿地的保护对他们影响不大。从发展的角度看，这块地是保留还是开发，完全根据它的需要。比如，有些城市，它想搞生态城，它就有保护湿地的意识，将湿地作为旅游景点开发和保护；但如果它想要发展工业的时候，就会把湿地填掉搞开发区。”某地林业系统的一位官员说，这种随意性在很多城市都存在。

　　这也是湿地当前在城市发展当中面临的两种认识和命运。

　　在广西，一些红树林湿地，地方政府申报各类湿地保护区的积极性并不高。“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报了保护区之后，国家投入的钱太少，他们反而没有自主权了，他们想用的时候没得用。”这位官员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刘中奇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现在积极申报保护区的那些地方，无非有两个利益驱动，一是希望得到国家的项目资金，二是需要这个品牌来搞旅游。如果说纯粹是为了保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一旦申报了以后，就必须要根据国家的规则来管理和保护。如果国家没有钱来投入的话，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

　　这是一场主角不是湿地的博弈。

　　“十一五”90亿投资仅落实三成

　　“国家必须要加大力度对湿地保护进行投入。如果再不重视，未来红树林的保护仍然没有保证。”刘中奇副厅长很担忧。

　　缺钱——这是一个被列入保护区范围的湿地普遍面临的大尴尬。

　　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安邦河自然保护区，是黑龙江省最早成立的一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其前身是一个芦苇公司。在变身为保护区之后，它仍然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单位。

　　这个保护区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目前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主要办法包括：一是把部分湿地出租给农户做耕地，又称“以耕养湿”；二是在保护区内发展湿地生态旅游。

　　然而，从严格保护的角度看，这两个办法都不“合规”。尤其是“以耕养湿”。

　　这位负责人抱怨说，“但我们几乎一点没得到国家的资金补助。国家想把湿地保护好，一点不投资恐怕难度就非常大。我们也要吃饭和开支，只能出租土地，可是土地出租了还怎么保护？不存在矛盾吗？”

　　这并非个案。因为资金投入不足，在黑龙江省一些保护区内，“以耕养湿”的现象并不罕见。资金投入的不足，也几乎成为每一个保护区抱怨的重点。

　　“十一五”期间，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根据该规划，“十一五”期间保护工程总投资90亿元，其中中央是42亿元，地方配套48亿元。

　　但实际上，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资金，都没有足额到位。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央累计投入14亿元，地方配套资金17亿元。

　　而且在一些地方，中央与地方的投入比例已经失衡。“湿地保护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国家如果来1块钱，地方要配4块钱，这对西部地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配到最后都是假的，即使承诺了，但最后用完国家那1块也就完了。”在2010年11月16日召开的全国湿地保护年会的小组讨论会上，贵州省林业厅副厅长沈晓春提出，希望国家对西部地区不再提配套的问题。他坦言，资金配套令他非常头疼。

　　“中央拿4块，地方配1块，西部都做不到。”讨论会上，坐在沈晓春旁边的另一位西部地区官员忍不住插话。

　　当然，中央也拿不出“4块”。“十一五”规划中央投资的到位率仅为38.4%。

　　“即便如此我们也已经很满足了，毕竟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在财政资金上是拿了钱的。”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朱建国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分析：造成湿地保护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更与目前湿地保护经费来源未能像环境保护、水资源开发与保护、草原利用与保护、防沙治沙等工作经费那样被列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息息相关，即湿地及其生态系统保护问题，仍没有真正列入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要日常工作议程之中，目前各地来自政府渠道的湿地保护工作经费不但不足，且缺少制度化的保证。

　　“十年可成”与官员考核

　　在云南省林业厅湿地办主任钟明川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前几天，其下属一个保护区的局长跟她说，“我觉得监测和科研最重要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去保护)，可是领导一来，还是没有东西拿给他看。其实湿地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你最基础的数据都拿不出，你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因为有关湿地的研究还很薄弱，当湿地保护面临威胁时，拿不出具体的、有力的数据为科学合理保护湿地提供技术支撑，也难以让地方领导从更直观和具体的数字上来了解湿地的价值。

　　“我们应该有一个指标衡量体系，有可以量化和数据化的东西，这样拿出来的成果才能有说服力，才真正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值得高兴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了。”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黄采艺认为，湿地保护虽然仍处于艰苦创业阶段，但重点的工作还是要下决心往前推。“很多人还吃不饱，但原子弹还是要造的”。

　　“真正要把一个地方(湿地)治理好，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至少我们3年出不了成效，5年也很难出成效。如果成效快，一届政府能够见到，如果是10年以后才见成效，这一届政府会怎么认为呢？”钟明川说。

　　在现行的行政考核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官员大多只对5年以及更短周期内见效的事情感兴趣，超过5年，他们等得及吗？

　　在此次全国湿地保护年会上，印红副局长直言不讳：“对于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目前大部分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整个社会尚缺乏全面认识……湿地生态系统维持环境质量，影响环境容量的重要功能尚未得到正确认知和政治肯定。”

　　这是当前湿地在中国的现实。主司湿地的官员难免羡慕其他林业口的同事。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该年的8月18日，即长江沙市段水位达到创纪录的45.22米的第二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即提出根治水患的32字综合治理措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泄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堤坝，疏浚河道。”而首要是，“全面停止长江、黄河流域天然林采伐，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

　　此后，这一被简称为“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了近10年。

　　突发事件对中国生态政治的影响，少有比这次更具典型性。然而，以灾难为代价来换取政治的礼遇，并非正常，而且代价高昂。
 

　　让“湿地”保护纳入“十二五”规划

　　杨邦杰以为，从生态安全的角度，湿地与森林应予同样的保护待遇。

　　但这似乎有点难。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保护湿地的历史还相当短暂。

　　1971年，在伊朗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拉姆萨尔，来自全球36个不同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由名字大概可以知道，建立湿地公约的直接原因是因湿地破坏和对水鸟种群的影响。后来联合国起草发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将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予以保护。

　　然而，即使“环境保护主义”被定义为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并延绵至今，但到了2005年，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结论仍然是：湿地退化和丧失的速度超过了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退化和丧失的速度。

　　而湿地真正进入中国执政者的视野已经是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后的事情。此后的近10年时间里，国家在湿地保护上无论是投入的精力还是财力都相当有限。

　　直至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其重点在于抢救性保护湿地。这是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就湿地保护作出明确声明，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湿地保护已经纳入国家议事日程”。

　　也正是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知》，使得相当一批面临破坏威胁的自然湿地通过建立不同级别保护区的方式被抢救性保护了下来。至今为止，中国已建立的各级湿地自然保护区550多处；国家湿地公园试点100处、地方湿地公园120多处；国际重要湿地37处，使1795万公顷、约49.6%的自然湿地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护。

　　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说，中国的湿地保护才起步10多年，尤其是在没有立法提供保障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已是相当不易。

　　还是在这个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未来，在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里，能不能把“湿地”两个字点一下？这个对地方推动工作很重要。

　　对此，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副主任严承高迅速并略带兴奋地回答：十七届五中全会里已经出现了。会上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保护好草原和湿地”。

　　“从2009年到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们一直在协调，在慢慢地推动。”严承高说，哪怕是只增加“湿地”两个字，也是一个进步。

　　终于在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了“启动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这是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一个标志。

　　当前，保护者们正在努力将湿地保护的重大政策和机制问题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之中，以争取更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蒙特勒记录：

　　湿地保护的黑名单

　　根据《湿地公约》，任何国家因任何原因对国际重要湿地已经或即将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必须立即报告《湿地公约》秘书处和其他缔约国，并马上采取措施排除负面影响，否则该国际重要湿地将被列入“蒙特勒记录”。

　　湿地是什么

　　湿地，国际通常的定义是指适宜野生动植物生存、具有调节生态环境功能的常年或季节性积水地带和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域，包括沼泽、湖泊、河流、滨海等自然湿地，以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或重点野生植物原生分布的人工湿地。

　　湿地立法之难

　　在无法可依的窘境中，湿地成为一片有利可图的“无主之地”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马玉忠I黑龙江、云南、福建报道

　　“这个事情好难，真的难死了。”这是黑龙江省挠力河自然保护区长林岛保护站站长张丰江接受采访的第一句开场白。

　　他的倾诉有些迫不及待，作为湿地保护最基层的官员，14年来，他鲜有向外界倾诉的机会。他说，这14年来，他们太苦了，不光是体力上的，有心无力或是力不从心都是更大的煎熬。

　　他们正在等待一个案子的二审判决。因为湿地保护，他们被农民告上了法庭，原因是：他们保护过程中对破坏湿地农民采取的扣押车辆等行政行为违法。

　　在一审判决中，法院认定了他们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但另一方面，法院也没有支持农民的行为，因为农民的耕种确实破坏了保护区的湿地。

　　“国家层面如果再不立法，湿地消失的速度将会非常快。”这样的诉讼已经不是第一起，张丰江说，他感觉筋疲力尽。

　　尽管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已将湿地与森林、海洋一起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予以保护，但至今为止，中国的湿地保护仍不能像森林和海洋保护那样有专门的法规。仅以《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这样的地方性保护条例，对于严重毁坏湿地的行为基本无能为力，“不能像森林法那样适用刑事制裁，根本看不住”。

　　“到处都在填海，你看多么严重。为什么填呢？因为便宜啊。填海比征地来得便宜和简单，而且又没有法律去约束它，为什么不填呢？作为主管部门我们肯定是反对，但我们没有法律依据去制裁他或是处罚他。”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刘中奇对不断消失的海岸线感到无奈。

　　像其他主管棘手问题的官员一样，各地方湿地保护系统的官员也会间歇性地表达愤怒：森林有森林法，土地有土地法，海洋有海洋法，而湿地没有法，这意味着湿地可以乱破坏，把湿地毁了，把它变成开发区了，也没事，没人追究，因为没有法嘛。

　　这是基层湿地保护的现实困境。

　　“形势已经非常紧迫，如果立法再不出来，情况就会非常糟糕了。”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所说的形势指的是：第一，湿地面积依然在大幅度地减少；第二，天然湿地转化为人工湿地的速度很快，而这二者在生态功能上的差别相当大；第三，湿地过度利用带来的污染已经越来越严重。

　　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提供的数据听起来也许更糟糕：中国遭到破坏的湿地遍布华夏大地，破坏程度已经波及原有湿地的40%～50%。

　　“我们现在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最重要、最关键、最带有根本性的，就是要出台一部国家层面的湿地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在不同场合，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广仁一直在呼吁。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湿地的立法也许比湿地的保护还要艰难。

　　禁耕难题：湿地保护陷入“不对等战争”

　　由于立法的缺失，像长林岛保护站这样被农民告上法院的案子在黑龙江省并不鲜见。

　　因为资金的缺乏，一些大的湿地保护区，“有的有边界有的没边界，有条件的拉一网，没条件的直接就是敞开的，与农民的耕地直接接头。因为湿地非常肥沃，农民会疯狂地抢地头。因此，蚕食湿地的情况十分严重。”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林业局局长郭宝松告诉记者。

　　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对湿地保护有专门研究。他管辖下的挠力河自然保护区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湿地保护者与农民开始了一场“战争”。“他们种完了，我们毁，我们毁了，他们再去偷着种，不断地重复拉锯战。”如果不这样，湿地根本守不住，一开垦动辄百亩。

　　每到春耕的时候，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林业局湿地保护部门和挠力河自然保护区周围的农民就会有一次“夜里游击战”。春耕前后的那两三个月，湿地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本别想回家睡觉”。

　　“农民恨不得每次夜里去播种，听着执法部门去了，就把灯一关，那都是在湿地里，你根本找不着他。后来我们就研究，出动飞机，在飞机上喊话。如果在播种的时候控制不住，等都长出来，而且长得非常不错的时候，你再控制就更难了。等他有了收获，第二年守法的农民也都要去种了。”

　　尤其是在粮价上涨的时候，冲动愈发难以遏制。“最疯狂的时候，我们都感觉有些控制不住了。那边拿着镐、锹就来了，你要阻止，就和你打，都到这种程度了。”郭宝松说。

　　林业部门于是频繁地扣车、毁苗，“他们种完了，我们毁，我们毁了，他们再去偷着种，不断地重复拉锯战。”郭宝松说，如果不这样，湿地根本守不住，一开垦动辄百亩。

　　这种对抗在2008年达到了高潮。最多的时候，他们扣押了农民70多台车。

　　但最终他们发现，这是一场不对等的对抗。

　　在缺乏国家上位法的情况下，他们进行湿地保护的唯一依据是《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然而，根据该条例，只有罚款一种处罚形式。“罚款都按平方米算，每户违法耕种都动辄几百、上千亩，一算都是天文数字，根本付不起。”

　　付不起的处罚结果也就等于没有处罚。结果是，轻微的毁坏行为被执行了罚款，严重的毁坏行为则是处罚不能。

　　“我们想把这些案件移交给公安作为刑事案件起诉，但法律上站不住脚，只能放人。但是你扣了人家的车，又毁了人家的庄稼。于是，他们就状告林业局。”

　　在湿地保护上，林业部门于是承受了超常的压力。“一些部门领导说，你们不要太激化矛盾，农民一上访，这地方就不稳定。而且，哪个林业局长如果天天扣车、抓人，那以后他就要受到人身威胁了。”

　　有的地方想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湿地里，组织把树栽上，栽上树就受森林法保护了，再去动，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因为《森林法》里，有关于严重破坏森林行为的刑事处罚规定。

　　“可是把湿地变成林地，按道理也是不允许的，但这也是被逼无奈。因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作为湿地来保护，没有法律的支持根本保护不了。”郭宝松说，又或者我们的投入真的足够，能够在边界上建起围栏，让想侵占湿地的农民进不来，那就好一些。

　　但目前的条件下，“围栏计划”显然无法实现。而且就算实现，也难以围住湿地这片有利可图的“无主之地”。
 

　　多头管理与各自为政

　　尽管如此，相比全国的大多数省份，作为第一个出台湿地保护条例的省份，黑龙江省的情况已属乐观。

　　“因为黑龙江是林业大省，超过一半的土地是林地，湿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本身也是林地，有林权证，属于林业部门的管辖范围内，这决定了林业作为主管部门的压力比较小，湿地保护条例出台也就比较顺利。”黑龙江省林业厅保护处处长陶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2003年《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出台之后，很多省份都派人到黑龙江来作调研。

　　至今为止，已有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甘肃、宁夏、吉林、西藏等11个省、自治区出台了地方湿地保护条例。

　　“但还有很多省份的情况显然要更复杂些。例如有的滨海地区，滨海湿地是属于海洋部门管的。海洋部门的权力大，地盘也大，你林业部门根本插不上手，立法就很难了。”陶金说。

　　虽然不是滨海地区，但“千湖之省”湖北的保护条例出台也相当艰难。

　　湖北省林业厅副巡视员何先国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透露，湖北省政府法制办已经多次调研，也同意提交，研究了几次，但在会上根本通过不了。各方面的意见不统一，反对的理由很多。

　　最主要的理由是，湖北是全国重要的淡水鱼生产基地和粮食生产基地，在进行立法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水产品生产会受到影响。

　　“各级领导都担心进行了湿地保护之后，会影响到水产品基地的地位。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这是我们对湿地认识不完全或不准确。”何先国举例说，以洪湖为例，在实施保护之后，鱼的种类和产量都有很大的提高。

　　然而，这些年，在湖北，湿地保护部门与农业生产部门的矛盾几乎无可避免。

　　一次会议上，农业厅长对林业厅长说，你应该到山上去，你到我们沙家浜来干什么？

　　“农业部门担心湿地保护对渔业生产有冲击，开会的时候就有一些矛盾。毕竟湿地保护的提出也只有十几年，湿地保护的概念各级领导认识的程度有深有浅，同时在没有上位法的前提下，有的省通过一个保护条例可能相对容易，但湖北省就很不容易。”何先国坦言。

　　站在国家林业局的立场，“我们不反对捕鱼，但我们要求第一，不要围网养鱼，不要水体里投放饲料，因为如果投放了饲料水体就污染了，下游也会跟着污染；第二，我们不希望过度捕捞，因为如果过度了，生物链就会有问题。”马广仁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从这个角度看，利用和保护虽没有绝对的冲突，但也并不始终保持和谐。

　　“以农业为例，因为湿地周边的土地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但农业生产为了保证产出，就一定要用这些；再一个，农业干旱的时候就需要湿地大量地排水，但是湿地要保证一定的最低量，不能排到低于那个标准；又比如，在湿地捕鱼的船是渔业部门发的捕捞证，我们只能劝阻，但无权吊销它的捕捞证，这就是一个管辖冲突。”郭宝松说。

　　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

　　很多湿地保护区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准则：哪一个部门愿意给项目资金，就愿意归哪一个部门管理。

　　“按照国家规定，对一些重要湿地要建立自然保护区或者建立湿地公园。但关键是建立保护区之后，机构、体制、行政关系全变了。国家对湿地管理行政职能的分工在林业部门，但农业部门会说，我经营了几十年，现在突然让你去管理，这就有问题了。”何先国认为，几十年都是这么一种体制，突然要改变，很难。

　　当然，各地方保护区并不在乎到底是哪个部门在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很务实。

　　《中国经济周刊》在各大保护区进行湿地调查时，不止一个保护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保护区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准则：哪一个部门愿意给项目资金，就愿意归哪一个部门管理。

　　由于湿地涉及多项资源要素，因此国土、林业、农业、环保、水利、海洋、建设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均涉及到湿地。而根据2008年新一届政府所明确的国家林业局在湿地保护方面的职责是：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国的湿地保护工作，即国务院明确了国家林业局在湿地保护方面负有组织协调的职能，却并没有赋予其“统一管理”职能，因而形成了统一组织协调前提下的多部门单要素管理的行政管理格局。

　　这是全国湿地管理体系的一个现状，然而，这也成为林业部门的尴尬。而各自为政的弊端终于带来了立法博弈的难题。

　　艰难的部门立法

　　早在2004年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尚未成立的时候，国家林业局就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工作组，组成了由众多来自各部门的知名湿地保护专家的专家组，开始了《湿地保护条例》的调研、论证和起草工作。

　　2005年8月，中央编办才正式批准成立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可以说，湿地保护中心成立以后，湿地保护立法的推动占去了他们最主要的精力。

　　“关于国家层面的湿地立法，准备的相关材料已经有半人高，国内和国外都进行了调研。”马广仁说，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努力。

　　然而，相比地方，国家层面湿地立法的推动似乎更加艰难。

　　从目前国家湿地保护的制度安排来看，采用了综合协调、多部门管理的这样一种模式，这决定了湿地立法会涉及到多部门的利益。

　　“现在的难度就是协调不下来，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利益，每个部门都不想丧失这个利益。”一位参与湿地立法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样肯定是保护不好的。“从国家大局出发来考虑，部门之间就不要再争议了。”

　　然而，部门利益并不总是与大局利益保持一致。这是很多地方湿地保护条例难产的原因。湖北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它折射的是整个国家湿地立法的尴尬。

　　与湿地立法关系比较密切的部门是环保、水利、海洋、国土和农业这5个部门。根据这位参与立法的学者介绍：一些部门对立法比较支持，但有的部门认为，相关立法已经比较明确不同湿地类型的部门管辖，林业部门不应该再插手。

　　“林业局方面则认为，他们并没有想要通过湿地立法把原来其他部门管辖的事情弄来归自己管。”这位学者透露，林业局湿地系统的一位官员这样表态：该谁管理的谁就应该把它管理好，但必须通过湿地立法把该保护的我们保护好，该利用的我们也同意利用。

　　还有的部门则认为，湿地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执法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湿地的相关立法已经散见于《森林法》、《水法》、《环境保护法》、《草原法》、《海洋法》。

　　但在这位学者看来，湿地保护现今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甚至更糟的状态。

　　例如《农业法》中规定“禁止围垦国家禁止围垦的湿地”，这是至今在法律中最详细的规定，但由于国家禁止围垦的湿地是什么？在哪里？没有规定。围垦了怎么办？也没有规定。

　　再例如，《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规定：按用途“将土地分为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湿地既不是农业用地，也不是建设用地，当然就归入了未利用地，成了开垦的对象。

　　“更多的法律法规中连‘湿地’一词都未出现，只能把湿地当成‘土’、‘水’、‘野生动物’等某一个单要素的自然资源去进行管理，而不是从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出发的。”这位学者说。

　　目前，世界上的一些湿地大国已制定了专门的“湿地”法规，例如韩国、美国、瑞士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制定了专门的湿地保护政策。例如，加拿大于1991年颁布了《加拿大联邦政府湿地保护政策》，美国联邦政府环境政策办公室于1993年颁布了《保护美国湿地》的国家湿地保护政策文件，澳大利亚政府于1997年后制定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湿地政策》。这些保护政策甚至起着比国家法律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郭辉军看来，立法最后能不能取得成功，“聪明立法”是关键。“要科学立法、人性立法，还要聪明立法”。

　　以云南为例，正在进行的湿地保护立法中，他们突出强调的是“天然湿地保护条例”，“人工湿地”并没有被列入保护范围之内。“严格界定保护的范围很重要，我们旗帜鲜明地保护天然湿地，老百姓不会有意见，其他部门也不会扯皮。”郭辉军认为，“保护一定要有个重点，保护什么，利用什么，都要界定清楚，否则最后弄了半天该保护的没有保护好，不该保护的倒是扯了一大堆矛盾，弄得非常被动。”

　　目前，该条例已经在云南省政府这一环节获得通过。

　　然而，国家林业局有湿地系统官员认为，云南省有其特殊性，“他们绝大多数的湿地是天然湿地，这样立法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那些人工湿地占有比例较高的省份就不一定适合了。放眼整个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天然湿地消失的速度非常快，人工湿地占有的比例在加大。如果不保护人工湿地，那么，我们的湿地面积就更少。”

　　在全国林业系统的一次内部会上，马广仁对他的同事们说，希望各省积极推动地方湿地保护条例的出台，这样，对国家层面的立法也是积极的推动。

　　地方的主管官员则对《中国经济周刊》感慨：“在没有国家上位法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立法往往难产。”

　　然而，“立法再不出来，湿地就真的岌岌可危了。”长林岛保护站的站长说，“一个国家正常的管理不能总靠‘游击战’吧？”(策划 李伟  撰文 郭芳宋 雪莲)

　　撰文：马未都

　　摄影：杨大洲

　　元青花在陶瓷界是个让人兴奋的话题，以价值而论它曾长时间保持高不可攀的世界纪录。

　　2005年夏天，一个画着传统谋士故事的元青花大罐，从荷兰一个军官后裔家中的阁楼上搬下来，放在了佳士得的伦敦拍卖场上，几番搏杀，创下中国艺术品的世界纪录。当时购买这只罐子花去的钱在伦敦黄金市场可以购得整整两吨黄金。这个价位，至今仍令人咋舌。

　　当这样的高价横空出世，元青花已超出收藏界、文物界、陶瓷界的范畴，甚至吸引了许多与之无关的人。现代媒体在立体、平面、虚拟三大空间都极尽渲染之能事，把元青花说得神乎其神，而元青花的确在国内长久地蒙着一层神秘面纱，从未有人彻底揭开它。

　　这段历史悬案并非老生常谈。至少在明清两朝，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零星文字记载，所有的传统认为青花是明朝永乐年间创烧，由郑和下西洋把青花料带回，开天辟地地改变了中国瓷器的审美，让它一支独大。

　　即便到了民国初年，所有的古董商依然坚守这一理论，以致那对今天闻名全世界的“至正型”青花龙纹大瓶出现时，眼力最好的古董商们都对它嗤之以鼻，认定这是一对假古董，最终导致这对国宝级的元青花大瓶被卖到国外。很长一段时间内，民国的古董高手们仍津津乐道地讲述这件“假古董”如何蒙蔽了洋人的浊眼。

　　其实那时的洋人也的确不知元青花的前世今生，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美国人约翰·亚力山大· 波普博士以此为标准，深入研究，才渐渐拉开了厚重的历史幕布。这一拉开，舞台上灯光由弱及强，元青花以其颠覆的形象光芒四射，让世人刮目相看。

　　元青花从何而来？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中国陶瓷，凡一新品种诞生，其身份明确，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脉络清晰；但元青花没有幼年，没有童年，没有少年，当你看见它时它俨然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让人甚至怀疑它的身份。

　　没人相信它诞生于元朝，以明朝人的眼光，蒙古人只知扩张，不知建设，善武而不善文；在他们看来，如此精美的青花瓷出自蒙古人之手太不可思议。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游牧四方，打打杀杀，哪来的这副雅兴？他们与青白相间的青花瓷实在看不出因果。

　　中国文化讲究因果，具体到陶瓷之上，明显能看出地域文化的影响。例如同为宋代青瓷，北方耀州青瓷与南方龙泉青瓷各自凸显性格，耀州青瓷呈橄榄绿，强调深沉；龙泉青瓷呈梅子青，表现柔婉；演绎各自地方性格特点，色泽即可见一斑。

　　元青花出现之前，蓝色并不是中华文明的传统色调。我们习惯的颜色中，蓝色不具吉祥。唐三彩以黄绿白为主，偶见蓝色。在中国陶瓷文明进程中，蓝釉出现得最迟，唐代之前未见其蛛丝马迹。入唐之后，在唐三彩这支队伍中，隐约可见蓝釉作品，其呈色剂为钴，与后世之青花并无二致。但这种饱和的蓝色几乎都以色块作为表现形式，或通体或局部，鲜有纹饰意识。

　　入宋，这种深沉的蓝釉戛然而止。宋人的美学并不宽容，不给这种幽静深沉之蓝让出空间。宋之蓝都属天青色，大名鼎鼎的汝窑及钧窑都注重天青这一要素，“雨过天青云破处”，宋釉追求的都是自然属性的色泽。

　　而元代蓝釉，是钴料呈色的天地，色块与纹饰双管齐下，既有宝石蓝的釉色，亦有千文万华的纹饰。元青花在此空间中，将蓝釉推至前台，扮成主角，独挑一场空前的大戏，这场大戏一演就是七百年，期间从未有人撼动它一哥的霸主地位。

　　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尚未有一件元青花传承有绪。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那对著名的“至正型”青花龙纹大瓶，颠沛流离，在1929年由英国人霍布逊在北京古董商手中发现并购买后运往欧洲，几经转手，最终被幸运的大维德爵士买下，在这之前，尽管瓶颈上有详尽文字说明其身世，但随后身世空白，如何辗转落入古董商之手已成历史无解的谜团。

　　中国大陆收藏有众多的元青花，基本都是建国之后出土的，最著名的有1964年的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的江西高安窖藏，零星的出土不胜枚举。有明确记载的传世收藏，明清两代皇宫未见，民间就更加不可能了。

　　但远在土耳其的皇宫——托普卡帕皇宫中存有大量的精美元青花，且品种多样，保存状况良好。重要的是它有明确的记录，在1453年后这批元青花瓷器就开始入藏托普卡帕皇宫，至今已逾550年。虽然入藏时间距烧造时间尚有百年，但这毕竟是全世界范围内距历史最近的一批元青花作品。凡致力于研究收藏元青花者，无不以目睹芳容为乐事。

　　几经周折，带着疑问，我踏上朝拜元青花之路。

　　土耳其及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人羡慕。它脚踩两只船，一只在欧洲，一只在亚洲。享受如此地域文化特权的恐怕只有土耳其了，伊斯坦布尔连接欧亚的大桥似乎在无言展示过去两洲相交的历史。

　　在海洋文化发迹之前，陆路交通是沟通两地的必由之路。古丝绸之路的终点是土耳其，欧亚贸易在此中转。至少两千年前，当驼队迈着疲备的步伐，飘着悠扬的驼铃声到达此地时，东方货物连同文化创造着令人羡慕的文明。

　　伊斯坦布尔古称君士坦丁堡，从公元4世纪开始，拜占庭、东罗马、奥斯曼帝国都在此创造过辉煌。

　　6世纪时，君士坦丁堡人口已逾百万，这在当时的欧州，无城市可以与之比肩，欧亚的货物在此云集交易，这座“沟通东方与西方的黄金桥梁”(马克思语)是个巨大的贸易市场，无奇不有，中古时期，君士坦丁堡一直保持着首富地位直至13世纪。

　　这一历史遗风保持到今天。伊斯坦布尔的巴扎之大、物品之丰，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知。我曾去过这个巴扎，离开以后长久地津津乐道。这次故地重游，特地安排了充裕的时间逛巴扎，但到最后仍意犹未尽。

　　我实际上最注意的是土耳其文化。这是一个多种文化杂交的地区，处处传达着有价值的文化信息。蔚蓝色的地中海松石，与中国内地的绿松石相比，其色抢眼，让人不断回忆镶嵌在古中国文物上的点滴，以资比较。我买的手杖、盒子，从色泽到纹饰都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土耳其文化信息，让人兴奋。

　　伊斯兰文化最吉祥的主色调是蓝色。蓝色的清真寺原名叫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几乎是每一位游客必到之处，名称的通俗性亦说明蓝色在伊斯兰文化中的重要性，而我们朝拜的元青花就是一个蓝色的精灵。

　　托普卡帕皇宫

　　托普卡帕的原意是“大炮之门”，由此可以想见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态度。天下政权打下的为多，奥斯曼早在13世纪末就奠定了国家的基础。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利用地理及文化的优势，奥斯曼帝国有六百年的时间掌握东西方的陆路交流，直接后果是，有学者认为由于它的存在，使得东西方文明的界限日趋模糊，由此可见此地的重要性。

　　托普卡帕皇宫把住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角湾及马尔马拉海的交汇处，居高临下，不论心胸多么狭窄的人站在这里也会霍然开朗。海之蓝色充满了诱惑和魅力，我站在高处，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几百年来这里的和睦与争斗之间、温情与绝情之间的道理。人类的文明史上充斥着许许多多不文明的现象，统治者们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维持帝国的昌盛，而不关心这以外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托普卡帕皇宫尽管辉煌，但也仅是那段文明的痕迹。

　　1453年对这座皇宫是一个起点。帝国的统治者在伊斯坦布尔市区选址兴建了第一座皇宫，可能由于仓促行事，使得苏丹不满意，随后又另选这块风水宝地，开始兴建第二座皇宫，从地势到面积，新宫明显优于旧宫，西门高耸的伊斯兰风格石塔表明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1924年，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将这座神秘高贵的奥斯曼宫殿辟为永久性博物馆，才让世人有机会进来一睹芳容。

　　我曾经来过托普卡帕皇宫，虽说只有一次，但也有轻车熟路的感觉。托普卡帕皇宫和北京的故宫比起来，更像一座公园，一进门是大面积的草坪和参天的大树。皇宫的建筑与这座城市的宗教建筑比起来显得渺小，不像中国的宫殿一定是那个时代最高大的建筑。看惯了中国的宫殿架构布局，托普卡帕皇宫稍显随意，苏丹的各种用途的房间也不够庞大，特别实用。

　　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反倒是托普卡帕皇宫最不起眼的厨房，它在大院右手侧，呈回廊状，稍不留意可能会忽略它。这两道排房，烟囱林立，是皇宫厨房所在地，内分甜食房、奶酪房、餐具房、酒窖等，如今酒窖已改为档案馆，其他则用做中国瓷器的展出。可惜此展厅已修缮多年，目前还未开放。

　　所有的元青花早已神秘地入藏戒备森严的库房。我们去的第一天，主人仅捧出两件让我上手观看，并告之宝物取之如何不易。对于我，以及我们那些陶瓷前辈，无不以上手托普卡帕皇宫全部元青花为幸事。已故的陶瓷泰斗陈万里先生、冯先铭先生终生没有机会上手看这批瑰宝；已故汪庆正先生等一行十余人在十年前曾轮番上手观摩，在业界让人羡慕。

　　托普卡帕皇宫之所以在中国古陶瓷界声名远播，是因为它藏有自13世纪起至19世纪末的中国陶瓷10358件，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40件元青花，其中不少举世孤品，诱惑着所有喜欢它们的人。

　　可惜它深藏不露。自从土耳其人知道了元青花的地位，他们连公开展览也取消了，那排厨房一修就是数年。所有的元青花都成为传说，全世界上手看过它们的人寥寥无几。

　　去土耳其前我被告知可以上手观看这批国宝，我也事前与土耳其文化部长会面，相谈甚欢。他听说我上次去土耳其仅看了一两件元青花，马上告诉我他会安排，邀请我再次远赴土耳其。可能是翻译中的误解，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我准备了元龙泉瓷器，明永乐宣德青花，让我在欣喜中纠结。

　　后宫

　　经过反复努力，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为我单独又安排了一天，做好充分准备的我，在一个明朗和煦的早晨，走进了托普卡帕皇宫从不让人参观的后宫。为我们充当导游与翻译的米娜对我说，她做导游十多年，也是第一次踏进后宫。

　　任何一座皇宫的后宫总是充满了故事与神奇，各国文化历朝历代都对后宫抱有窥视欲。后宫的神秘不仅仅在这座皇宫闪烁，它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任何对公众封闭的最高权力者的私生活都构成极强的公众诱惑。

　　我在双重的诱惑下踏入托普卡帕后宫。说实在的，这里比想象的要小，感觉建筑布局随意性大，路径不直，房间不整，但土耳其的文化风格强烈，尤其是后宫的浴室让人浮想联翩。

　　后宫中门禁森严，过去任何能进入后宫的人也是到处受禁行约束。后宫的主人是至高无上的苏丹，根据祖制，他可以娶四位妻子，为此还专门有挑选后妃的场所，苏丹居高临下，让待选的女子在院中随意走动，苏丹凭兴趣挑选备用。

　　后宫的创建者苏丹苏立曼一世(1520年～ 1566年)拥有300名女奴为之服务，这比中国后宫的“三千佳丽”真可谓小巫见大巫。苏丹的婚嫁制度受伊斯兰教影响，可以拥有四位妻室，实际上历史上有多位苏丹妻室大大超越这一数量。

　　我知道，我与梦寐以求的元青花近在咫尺，心跳加快。当工作人员引领我走下一道深邃的楼梯时，我知道幸福马上来临。这时，一缕阳光从高处斜射进来，洒满一地，让后宫密室凸显神秘，也凸显温暖。

　　这是一处当年不遇特殊情况连后宫任何人都不能到的地方。托普卡帕皇宫的工作人员再三嘱咐不能向外公布细节。除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外人到过这里。因为我要看的东西太多，又因为只有我一人上手，所以破例将我领至后宫之后宫，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我知道我那亲人已向我走来。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0月28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报道，最近在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人类颚骨化石，使我们对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的时间产生质疑。

　　科学家表示，古生物学家于2007年在中国智人洞(Zhiren Cave)发掘的这块下颚骨化石具有非常明显的现代人特征：突出的下颚。但是这些化石的年代，比以前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智人化石早6万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家、这篇论文的联合作者埃里克·特林库斯教授表示，事实上，在中国发现的这块大约已有10万年历史的化石，是“在非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

　　被广为接受的一种理论认为，智人在大约6万年前走出非洲，这一时期现代人迅速取代了分布在全世界的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等早期人类。在中国发现这种远古人类样本，将会彻底改变人类迁徙的时间线。这一发现或许还意味着，5到6万年前，生活在中国的现代人与其他人类有交往，甚至是近亲结合。除此以外，它还说明现代人到达中国的时间显然比很多其他人类(包括我们自己)更早。

　　例如，象征性思维(symbolic thought)方式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人类特征，它包括利用珠子和图画代表物体、人和场景。有关这一特征的第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直到3万年前才出现在中国的考古学记录里。夏威夷大学的人类学家克里斯多佛·巴尔并没参与这一最新研究，他表示，迄今为止的大部分遗传证据都支持“走出非洲”理论提出的时间线。但在中国最新发现的颚骨化石对它发起了挑战。巴尔说：“它们是现代人出现的证据，通过它们可以确定现代人在这一地区出现的确切时间。”

　　美国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的古人类学家约翰·霍克斯表示，这个下颚骨和3颗臼齿是在中国智人洞发现的唯一一批人类化石，它同时具备穴居人和现代人的下颚特征。他说，“如果这一推测是对的”，我们就需要对人类从非洲迁出的时限进行重新评估。“我认为他们的推测基本没错，不过我想看到更多证据。我非常非常希望能从这些(化石)里提取出一些遗传物质。”有关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人类下颚骨化石的论文，发表在本周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任秋凌)

　　相信是这些特殊的体验使人们将这些果浆、树叶收集起来，并一再地去研究和琢磨。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后来将怎样进入人类的历史长河，像蝴蝶的翅膀一般扇起人类文明的海啸。

　　李有义说：“今天，我们给烟草的定位是嗜好品。我们承认它的危害，但也仍然接受它给人们带来的愉悦。”

　　这个定论的诞生，经历了无比曲折的过程。

　　烟草发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最初的先民们尝试了一切方式使用它，包括极其疯狂的方式。它曾被用作祭品、杀虫剂和麻醉剂。巫师把它和其他麻醉药混合，一起服下，来达到一种接近死亡的状态，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能够战胜死亡的人才有能力治疗其他人。普通人在吸食烟草的时候往里面混合大量香料以及古柯叶，并坦然地享受它们带来的昏迷和饱足感。因为在当时，食物时常短缺，烟草就是食物的虚幻替代品。

　　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之后，基督徒们出于对肉体欢乐的羞耻感，本能地抗拒这种癫狂的享乐形式。然而其中的一部分人也禁不住去尝试，然后深深迷恋。烟草被带回欧洲，在每个国家都经历了被鄙夷，然后小范围传播，受到热烈追捧，再被禁止，解禁，再禁止，再解禁的循环往复过程。在这些过程里，人们只是根据道德尺度的变幻改变着对待烟草的态度，并没有人想过追问它是否会给肉体带来伤害。16世纪时，一位塞维利亚医生甚至著书宣称：烟草对于任何内部器官的疾病都有疗效。

　　直到19世纪，人们才发现烟草中含有尼古丁，它可能是一种危害人体的生物碱。1939年，科学家穆勒首次用病例控制的流行病学方法证明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又过了30多年，尼古丁的成瘾机制才引起重视和恐慌。

　　然而一开始，人们就知道烟草与自己的神经中枢可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南美洲巫师用它来实现灵魂出窍。虽然之后，人们一再地对烟草做减法，去除里面的其他麻醉添加品，减少用量，用工艺手段降低焦油含量，但始终无法舍弃它那只可以伸入大脑的、具有麻醉力量的手。灾难和战争来临的时候，人们对它无限放纵；需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时，人们则试图令其退场。

　　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生平第一次抽烟，是小学的时候在游乐园，坐完过山车下来晕眩不止，他爸爸把手里的烟塞进他嘴里，让他吸了一口。

　　很多人将巨大压力下的城市生活形容为过山车：疯狂、快速、令人晕眩。烟草则成了当代社会的肿瘤，有毒却无法被切除。它还与巨额的财富、利润相关，与人们的道德选择相关，没有什么像烟草一样如此紧密地与现实捆绑、交织在一起。

　　石光华说酒难喝，可他从不在酒局中提前退场。他对酒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态度，喝酒，要喝到天亮，这样“才对得起酒”。他形容自己微醺后的感觉：“就像青藏高原一样，一上去之后就平缓了。最怕的是叫我喝酒，喝到五、六两酒的时候大家散了，等于把我推到半空中，然后一下子把梯子撤走。”

　　另一位彝族诗人吉木郎格则向我形容他年轻的时候在大凉山中喝酒——彝族人从不独酌，人们围在一起，只拿一只酒碗，共饮一碗酒。喝的时候依次传递，一人一口，每个人都会佯装只抿了一点点，却趁机吞进尽量大的一口。喝完之后，照例都要赞一声：“好酒！”不管喝到的是什么，都赞好酒。

　　石光华和吉木郎格都是深谙酒道之人。他们向我描述的饮酒状态恰恰代表了中国人的典型饮酒观——酒之美，不在酒香、酒色、酒体，而在于酒精引人进入的喜悦晕眩之境。

　　自古以来，诗人始终扮演着酒的代言人。

　　李白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有人向我肯定，酒后的灵感确实不同。一些平时没有的东西会无端冒出来，仿佛荒诞、指鹿为马，却又顺理成章，有绝妙的效果。

　　宋朝以前，中国只有发酵酒，酒精度不过20%，元朝时，蒸馏酒诞生，度数猛然提高到60度以上。我总疑心，卓越的诗篇越来越少，是因为酒性太烈，诗人们还未动笔已经醉倒了。

　　白酒是中国传统制造中罕有的锋芒毕露者，酒体凛冽，酒香高扬。它的香气成分是世界上所有酒类中最多、最复杂的。迄今为止，气相色谱仪可测试出的香气成分化合物，茅台有963种，几大著名浓香型白酒皆超过600种，而白兰地和威士忌的数字分别是440和264。在全世界的烈性酒中，唯有白酒把浪漫主义气质和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最了解其中微妙细节的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饮酒人。曾娜是一位国家级白酒尝评员。她带领我去参观了他们的尝评现场。一间大会议室里，一排排盛着酒样的小玻璃杯摆在两条长桌中央，尝评员们穿着白大褂，凝神静气而坐。每个人都在飞快地拾起一只只小杯，抿一口，放下，吐到身旁的小痰盂里，另一只。动作此起彼伏、蔚为壮观。

　　做这份工作，需要精密仪器般的敏锐、细腻、冷静。我询问了评酒现场的许多个尝评员，没有一个人曾经大醉过，因为这样会伤害到他们赖以工作的鼻腔和味蕾。他们表达喜爱的方式仅仅是，把自己格外赞赏的一口酒吞下去。

　　我很难分辨究竟是曾娜更明白酒，还是酩酊大醉的人们。白酒的令人意外之处还在于它与中国人的体质并不匹配，它的酒度高于诸多西方烈酒，但中国人的酒精代谢能力普遍比西方人低。客观上，这种技术的进步给人的身体带来了更大负担。或许这正是饮酒人所追求的：在酒醉的瞬间获得某种不同凡响的开悟，再由酒精的力量把这种记忆抹去。

　　我问一个时常酒醉的朋友，你是因为喜欢醉而醉吗？他说：我的身体不喜欢，但我喜欢。

　　茶的能力与酒正好对应，酒使人醉，而茶让人醒。

　　早在三国时，茶已经被当作“不眠”的方剂使用。到了唐朝，它的这种独特功效被参禅的佛教徒所发现。僧人坐禅需要清醒的头脑，茶显然是他们的首选良伴。佛教僧侣把种茶和制茶纳入日常活动之中，并沿袭下来。随着八世纪以后佛教禅宗在中国南方的发扬光大，茶叶种植也被推广到南方各地。唐朝上元初年(公元760年)，出身禅寺的陆羽著出三卷《茶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禅和经，影响中国此后一千年茶叶发展史的两大核心要素至此就已齐备。

　　“这杯龙井有什么你熟悉的味道吗？”姜丽妍开着一家茶艺馆，今天为我和另外两位学员教授绿茶。

　　“龙井味儿。”我干巴巴地回答。

　　“哈哈！”姜老师笑了，揭晓答案：“黄豆味儿，因为这泡的火功比较老。”

　　陆羽《茶经》之后直到清末，问世的茶叶专著在百部以上。后人们循着《茶经》中以茶术为重的理念，为茶叶的品相、等级、工艺、品鉴、用水、冲泡定下了无微不至的条例。喝茶成了一门学问，不单门槛极高，槛内也是云雾缭绕。就有学生因为“喝了一辈子好茶，还是不知道好在哪儿”跑到姜丽妍门下求学。

　　姜丽妍有个法国学生，职业是香水师，据说鼻子被上了保险。第一次上课，他尝了一杯火工不够到位的低山铁观音，说：“这是生猕猴桃皮的味道。”令姜丽妍拍案惊奇。

　　茶的香味类型极多，经常被人提及的就有兰花香、桂花香、栀子花香、玫瑰香、蜜糖香、奶香、桂圆香、桃香、橘子香、苹果香、毫香、枣香、樟香、板栗香、糯米香、薯香等。依外行人的鼻子，无法分辨这些类比的附会程度，但内行人都言之凿凿。

　　科学家们验证，一般人的鼻子能够识别4000种以上的气味，天赋异秉者最高能达到一万多种。由于我们的味蕾能力有限，只能识别酸甜苦咸四种味道，若将鼻息封闭，我们甚至很难分辨葡萄和桂圆的不同。因此，人们的赏味之乐几乎完全寄托在香气之上。茶汤中的苦涩之味是难以尽除了，人们便费尽周折地使用晾晒、揉捻、翻炒、烟熏、烘培等各种手段，使茶叶散发出另一些物质的味道，并沉溺其中。

　　这是中国茶独有的特点。欧洲人至今还只识红茶之浓重，并往里兑上牛奶、蜂蜜，使它更像一份甜点；中国人却以香气为媒，在一杯看似清淡的茶汤中，寄托对物和欲的终极迷恋。

　　我遇见过众多痴情茶友，争相向我描述茶的神奇魔力，比如“喝到哽咽，流下两行清泪”、“心生感激”、“默默无语却心境澄明”，等等。其中，南普陀寺的传明法师的回忆最生动传神。

　　“那是一泡矮脚乌龙。一入口，茶在舌和口腔之间萦绕，甘润顺滑，一层层转下去，直通透到手脚，身体舒坦、绵软、喜悦、充盈。茶味有一点辛辣和涩度，恰好使得唾液如涌泉，后味甜润。香气特意去寻，好像又找不到了。耐泡，泡到没有汤色了，还是好喝。这种感觉持续了三天之久。”

　　我捎了上好的铁观音送给一位对茶有爱好的朋友，那是我打入专业人士内部获得的福利。两个星期后，茶被退了回来。

　　朋友说：“确实好。拿它和我家里的其他铁观音一比，高下立判。但我本来是喜欢那些茶的，如今觉得它们不好了，这很没道理。我不想追求这种经验。”

　　人们到底在茶中寻找什么？历朝历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不一样的答案。茶叶推广过程中，禅宗僧人是主要力量之一，因此禅宗的饮茶观念也被裹挟着传播到俗世中间。依禅宗看来，做凡事尽在修行，在饮茶的过程中，茶气茶味可用来修鼻根、舌根，感受“扯脱”之境，超越相对，寻找和巩固认识外物的智识。用这种方法借饮茶修行的人，由此创造了“茶禅一味”之说。

　　宋时，理学思潮盛行全国，诞生了“斗茶”风。人们用瓶煎水，接着放茶末入茶盏，注水调膏，调出鲜白的汤花。汤花保持一段时间后渐渐散退，盏内出现一圈水痕，而先出现水痕者便为负。“斗茶”时，人们澄心静虑、庄严肃穆，以调膏来训练沉思、自省之功。

　　到了元朝，饱经战乱的国人渐渐忘却了茶道中的种种仪轨，将注意力转回茶味本身。饮茶人中也有了饕客。随着明清制茶工艺的精进，越来越多的人们在茶的“至味”中寻找出世之境。这让日本人感到大为痛惜。茶随禅宗传入

　　日本后，茶道被推向严苛、复杂和隆重的极致。饮茶行为的外延扩大到仪容、神色、举手、投足、坐、立、行走。饮茶既同于审美，也是哲学思辩、伦理拷问和宗教仪式。

　　如今经济繁荣，各种传统一起做“复兴”状并列于前。提神、怡情、修行、享乐、恋物，任君自便。

　　回到茶本身，它终究是物。双子叶植物纲，杜鹃花目，山茶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植物。它的外部形态、干物质化学成分，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的此一瞬间，是固定不变的。而酒亦然，烟也亦然。

　　人与酒烟茶相交的这漫漫长史中，与其说人们在饮茶、喝酒、吸烟，不如说人们在借着咖啡因、酒精、尼古丁的妙力自我开启、自我凝视、自我表达。虽然看似默默无语，其实却滔滔不绝。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若此“道”存在，那么也不枉我们对彼物的一番上下求索。

　　若对此“道”无求，尽可坦然高呼一声“多巴胺万岁”。当这茶汤、酒浆和烟云进入我们的口腔和呼吸道，化为一组直击大脑的信号之时，它们的功德既渺小又伟大。

　　撰文 · 摄影：韶华 SEAN GALLAGHER

　　翻译：章元佳

　　“干旱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称为‘黑色灾难’——就是没有草。在草原上，我们很害怕这种灾难。”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草原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民扎木苏说。

　　20年前，当草原上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被禁止，取而代之分给农民固定大小的土地时，这种恐惧的情绪就产生了。过去20年，同样的地方政策让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同一块土地上放牧，青草在农民和动物的踩踏下渐渐消失。近年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加快了草原环境恶化，沙漠化威胁正步步紧逼中国。

　　“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土地的三分之一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七月的北京，一个潮湿闷热的晚上，胡跃高博士坐在他创建的中国农业大学沙漠化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诉说着这个事实。该中心旨在寻找办法应对当前的危机，任务比想象中更艰巨。据估计，中国土地面积的20%(约174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沙漠。仅上世纪90年代，沙漠化土地增加了1.04万平方公里，受其影响的人口约达4亿。

　　究竟什么是沙漠化？它是指可耕种和(或)可居住土地逐渐转变为沙漠的过程，通常是由人口过剩、水资源管理不当、低效的农耕方法、工业破坏性使用土地及气候变化造成的。这本是自然现象，然而中国在过去五六十年，不顾环境代价大肆发展经济，导致沙漠化程度加剧。

　　要知道，不管对中国还是全世界来说，沙漠化都不是一个新问题。因未成功应对沙漠化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例子在历史中比比皆是。公元前12世纪至前 10世纪，巴比伦文明的衰落正处在中东环境干燥和变暖的某个时期，人们认为巴比伦文明的衰落和环境变化密不可分。

　　“从对过去五六十年做的研究来看，”胡博士说，“降水量未发生多大改变，可能中国北部还增加了一点儿。我们认为问题在于人口增长，同时现代工业和农业都影响着地区的沙漠化。”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干燥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和内蒙古的牧民有着类似的情绪。人口增长的压力使这个中国最贫穷的省成为遭受沙漠化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在一篇关于宁夏沙漠化的科学论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胡霞写道：“沙漠地区最大的人口承载量是每平方公里7 ～ 20人，而宁夏南部山区20年前就达到了平均每平方公里125人……为缓和人口压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改进农村生态环境，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在西北开展了生态移民项目。”

　　红寺堡是坐落在省会银川南部150公里的偏僻小镇，生态移民项目中的主要城市。10年前，耗资20亿人民币的红寺堡从沙漠的顶端建起，政府为其命名为“红寺堡开发区减贫项目”，20万人从当地山区被陆续安置到这里。

　　镇上宽阔的大道空空荡荡，似乎没什么生气，镇上的生活节奏也很慢。为躲避沙漠的热浪，居民都不出屋。红寺堡的建成是为了与沙漠化作战，安置沙漠化山区的人们，以便能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同意的办法。胡博士说：“关于重新造林，有很多争论。宁夏的年降水量约200至 300毫米。而年降水量在300至400毫米以下时，树木的灌溉率是相当低的。即使10年后，树仍长不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植树不可能解决沙漠化问题。”

　　总体看来，红寺堡的居民对搬迁还是积极的，尤其是那些从贫困山区搬来的农民。虽然红寺堡仍面临许多挑战，但成千上万在这里开始新生活的居民乐观地憧憬着未来。

　　“这个镇子现在还不完善，依照目前的发展来看，几年后这里会很好。”在镇中心开着一家餐馆的马女士说。春天，当风吹过纵横交错的街道，周边沙漠被刮起的沙尘笼罩了整个镇子。“三月开始刮风，”马女士叹了一口气，“刮风的时候，真的什么也看不到。每年都一样。”

　　每年春天，来自中国北部沙漠的沙尘暴开始入侵，在向东迁移的过程中，会时常降落在首都北京，将整个城市包裹在它那奇异的黄色光线之中。近年来，沙尘暴已经造访过朝鲜半岛、日本、中国台湾，甚至到过美国的西海岸。

　　在内蒙古，耕地变得越来越干旱和贫瘠。20年前，新的“土地合同政策”有效地阻止了农民的游牧活动，并分给他们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过去50 年，我们把草原一步步变为耕地，”拥有草原管理学硕士学位的胡博士说，“我们在部分草原上开发了城市和工业，通常是在高质量的草原上做，同时饲养更多的牲畜。于是人口增加了，动物牧群的数量也增加了。草原面积越来越少，每只牲畜可食用的草地也越来越少。渐渐地，变化就这样发生了。”

　　在红寺堡西几百公里处，一个不太显眼的建筑紧挨在腾格里沙漠中一座悬崖状沙丘旁。它是沙坡头沙漠研究中心，许多专家在此进行沙漠控制的研究，联合国于1994年将其列入“全球500个环境保护中心”之一。

　　(《华夏地理》2010年4月号)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月21日消息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公开了一组图片，展示了吞噬恐龙的泥坑以及被禁锢在石头中的泥潭龙化石。根据一项新研究，最终让一些恐龙死于非命的死亡坑可能是体型巨大的恐龙留下的大脚印。

　　1.神秘的“死亡坑”

　　这幅绘画作品展示了大约1.6亿年前侏罗纪晚期的中国新疆地区，画中的两只食肉恐龙五彩冠龙在一个泥泞的深坑中苦苦挣扎。五彩冠龙是一种小型兽脚亚目食肉恐龙，它们是一种两足猛禽家族成员，继承了包括霸王龙在内的恐龙血统。

　　图中出现的“死亡坑”只是中国境内神秘恐龙陷阱中的一个，深度在3.5至6.5英尺(约合1至2米)之间，几只小型兽脚亚目恐龙的完整骨架化石便藏身其中。一项新研究找到了这些陷阱可能的源头：它们可能是体重20吨的蜥脚类恐龙马门溪龙留下的大脚印，里面充斥着泥浆。

　　2.已被发掘的中国化石坑

　　照片拍摄于2005年，展示了一个已被发掘的恐龙死亡坑。发掘工作造就了一个圆柱形沙岩和泥岩，高度在5.2英尺(约合1.6米)左右。迄今为止发现的死亡坑共有3个，里面埋藏着20多个小型恐龙的化石，这个石柱所在的死亡坑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周围岩石的特性，专家们认为死亡坑实际上是凹陷所致，可能是巨大的脚印，里面充斥着泥浆。

　　阿尔伯塔皇家泰莱尔博物馆地质学家、研究论文联合执笔人大卫·埃伯斯表示：“所有地质数据均告诉我们，我们研究的沉积物最初曾富含流体。在所处地区，它们从未以空洞的形式存在过。”

　　3.禁锢在石头中的泥潭龙化石

　　2001年在中国的一个恐龙死亡坑内发现的一只泥潭龙骨骼化石，它可能是一种食草兽脚类恐龙。正式描述泥潭龙是在2009年，由于长有令人迷惑的“手”，一些专家认为这种恐龙的肢体与鸟类的翅膀存在联系。

　　类似泥潭龙这样的兽脚类恐龙在侏罗纪晚期的中国新疆地区较为普遍。1.6亿年前，现在的新疆戈壁沙漠曾经是一片沼泽地。专家们认为，某一时期内发生的大规模火山喷发让这一地区充斥着火山灰，火山灰随后在类似流沙的火山泥凹地上方形成半固态表面。

　　埃伯斯及其同事的研究论文将刊登在2月出版的《PALAIOS》杂志上。他们在论文中指出，当蜥脚类恐龙马门溪龙在这个奇异的地带活动，这些体型巨大的食草恐龙的大脚便踏过覆盖着火山灰的地面。马门溪龙留下的大脚印被厚厚的泥浆回填，进而为死亡坑的出现创造条件。

　　4.禁锢在石头中的小泥潭龙

　　照片展示的小泥潭龙骨骼化石是在2001年发现的。类似泥潭龙这样的小型兽脚类恐龙体重在40至50磅(约合18至22.6公斤)之间，很容易陷入龙马门溪龙大脚印形成的泥坑中。研究论文联合执笔人埃伯斯表示，兽脚类恐龙尤其难于逃脱，拼命挣扎仍难逃一死，因为这种恐龙只能利用它们的后腿移动身体。

　　他说：“一种可能性极高的推测是，其它一些动物也曾掉入这些陷阱，但最终成功逃脱。我们认为四足动物逃脱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它们拥有天然的四轮驱动，能够摆脱泥坑的束缚。”

　　5.中国泥潭龙化石

　　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古生物学部门馆长汉斯-迪尔特·休斯表示，不管恐龙死亡坑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在坑内发现的骨架化石均拥有很高的重要性，对其产生的怀疑则是一个次要问题。休斯并没有参与此项新研究。

　　他指出，侏罗纪晚期的兽脚类恐龙据信与鸟类存在密切联系，它们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了解飞行进化史。但兽脚类恐龙遗骸仍非常罕见，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它们的尸体通常被捕食者撕裂，而相对较小的骨骼则很难幸存下来并被现在的科学家发现。休斯说：“在发现死亡坑之前，我们对生活在这个特定时期的恐龙以及其它陆地脊椎动物知之甚少。”(孝文)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2月22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好莱坞科幻大片《侏罗纪公园》充斥着伪科学，但影片中有一个虚构情节却无意中与最新研究发现相吻合——分泌毒液的恐龙。

　　这项研究显示，与《侏罗纪公园》中描述的喷射毒液的双棘龙远远不同的是，具有1.25亿年历史的中国鸟龙(Sinornithosaurus)或许能像今天的后毒牙蛇向猎物发起攻击。后毒牙蛇不会喷射毒液，相反，毒液流入毒牙表面的凹槽，渗入被其咬伤的伤口，使猎物进入休克状态。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在中国鸟龙化石身上发现了一个令他们十分感兴趣的袋状结构(可能是毒腺)，并且经由长长的凹槽与毒牙底部相连，凹槽中或许隐藏着毒液管。中国鸟龙的尖牙表面也具有像毒蛇一样的凹槽。

　　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与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古生物学家戴维-伯纳姆(David Burnham)表示：“直通毒腺的管道系统让毒液可以进入牙齿底部，汇入凹槽之中。所以，当它们将牙齿插入猎物的组织中，毒液(其实就是增强型唾液)也就会顺着凹槽进入伤口。”

　　中国鸟龙有火鸡般大小，身上可能长有羽毛，生活于现在的中国东北一带的森林中，与《侏罗纪公园》中描述的另一种恐龙速龙，同属驰龙科家族。据伯纳姆介绍，像鸟一样的中国鸟龙可能利用其略长的牙齿，咬住史前鸟类，与后毒牙蛇和某些蜥蜴一样，中国鸟龙的毒液或许并不致命，只能让猎物瞬间处于一种休克状态，这样，它们就可以不紧不慢地美美吃上一顿。

　　2000年，科学家曾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有毒的恐龙尖牙化石。今年5月，研究人员又发现科莫多巨蜥(亦称科莫多龙)会分泌一种类似蛇毒的毒液，让猎物的血液无法凝固，血管扩张，进而休克，迅速失血过多致死。伯纳姆的研究正是受到这两项研究的启发。虽然当今的鸟类被认为是像中国鸟龙之类的恐龙后代，但它们没有牙齿，因此缺少毒液传送系统(即便有些鸟类的皮肤和羽毛有毒)。

　　伯纳姆对中国鸟龙毒液分泌能力来源的兴趣显然超过对其进化的兴趣。他说：“毒液究竟有多原始？是否可以追溯到祖龙？这些是人们尚未验证的事情。”祖龙是一种史前爬行动物，科学家认为它比恐龙存在的年代还要早3000万年以上。研究成果将刊登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孝文)

　　新浪科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10月21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提起会“唱歌”的动物，人们自然想到的是鸟儿或青蛙。然而，中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看似呆板的扬子鳄竟然也具备这种能力。

　　扬子鳄是叫声最大的鳄鱼之一，如今，中国研究人员认为他们找到了其中的原因：扬子鳄发出闷雷般的声音，是为了呼唤那些潜在的配偶们进行“约会”。这项研究称，鉴于目前扬子鳄的数量不足150只，不应忽视这种爬行动物的群居习性。

　　一谈到“歌唱”，人们总会想到鸟儿和青蛙，事实上，短吻鳄和其他种类的鳄鱼也能以其独特的方式“歌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学家王贤阳(音译)说：“它们的歌声听上去就像是闷雷，可以传出很远的距离。”

　　王贤阳认为，扬子鳄的歌声或许是雄性吸引雌性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在动物世界很常见。为破解这个谜团，王贤阳和同事录下了雌性和雄性扬子鳄的“歌声”，随后，他们将录音逐一播放给设在安徽宣城市的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水池中不同性别的扬子鳄。

　　研究人员原本以为，雌性扬子鳄会靠近播放雄性扬子鳄歌声录音的喇叭，然而，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水池中的雄性和雌性扬子鳄竟然也发出了闷雷般的叫声，无论喇叭中播发的是雌性还是雄性的声音。所有的扬子鳄先是原地不动，接着，其中75%的扬子鳄开始加入这场“大合唱”中。

　　研究人员指出，这种反应表明，短吻鳄的歌唱不是为了赢得异性的青睐。不过王贤阳表示，由于短吻鳄的歌唱在交配季节明显增加，这一定同交配行为存在着某种联系。他认为，歌唱或许可以让短吻鳄探查到某个区域的其他短吻鳄，从而构建交配组——爬行动物世界一种颇具浪漫色彩的网络。

　　为证实自己的猜测，王贤阳打算接下来对野生短吻鳄进行试验，并在交配季节以外的时间研究短吻鳄，那时，歌声或许并不是引诱异性的手段。(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