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赵薇变身为导演后，首部执导的电影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个剧组的确也很“青春”，前不久，在南京某高校拍摄时，折树枝，踏草坪，转移至另一所大学后，为造雪景，大量使用含有硫酸镁的人工假雪，致使9 棵水杉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损，而水杉树是第一批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稀有树种，有植物王国“活化石”之称，如今这些水杉树虽已挂上了吊瓶抢救，但能否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

近几年，剧组因拍片而破坏环境乃至损毁文物的事件屡屡发生，譬如，电影《无极》在香格里拉碧沽天池拍外景时，将那里搞了个垃圾遍地面目全非，而《大旗英雄传》剧组，则在浙江仙都风景区直接上演了损毁文物的活剧，神农架、九寨沟以及一些有名的文化遗址，几乎全都难逃被破坏的厄运。问题是，每每有此类事件发生，公众都要自觉地站出来指责或声讨，但时至今日，某些剧组依然我行我素，这恐怕就不是一时的糊涂和过错了。

说实话，在中国，导演和演员的地位是很高的，特别是有些名气的导演和演员。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尤其是掌控着风景名胜的地方政府官员，或为吸引游客，或为其他目的，对剧组的非分要求言听计从，是非莫辨，不惜以牺牲环境和古代文化遗存为代价，使得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屡遭破坏。让人诧异的是，每次事发之后，当事人不是想法进行补救，而是百般抵赖，甚至恶语相向，以所谓的声名和影响，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某些影视作品，倡导并宣扬的是人类情怀和悲悯意识，但他们在拍片取景时的做法，活脱脱就是对自己莫大的讽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媒体或公众的批评，有些演员竟抱怨舆论环境不好。前几天，在一次关于演员代言的会议上，有几位大明星就称，“演员是弱势群体，谁都可以骂”。演员果真是弱势群体，那家门口儿被弄得一片狼藉或受了明星代言广告蒙骗的百姓该是啥势群体？有位明星甚至还说，“如果一个街道办的主任，一个派出所的所长，做出什么在法律、道德层面令我们感到不满、愤懑的事情，你们有几个说的呀？也就是冲我们使劲”。这种话也能讲出来，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快把人给愁死了。街道办主任或派出所所长出了问题，自然有法律办他们。你问大家伙为何只冲你们使劲？告诉你吧，因为你们是公众人物。既然是公众人物，你的行为当然就有示范性，就要产生由点及面的社会影响。社会学家认为，“问题偶像”给社会带来的负效应，要远远大于“榜样偶像”的正效应，所谓的积德需万日，毁德只一旦是也。社会学家还认为，“问题偶像”必然会培植或带动众多的“问题民众”，如若形成潮流，很是可怕的，你说不对你使劲，成吗？

一壶盖碗茶，一把青藤椅，一出老川剧。透过神秘的变脸、藏刀，还有那声响彻老巷子的“咿呀呀”，细细嚼一嚼川渝文化。可惜，这样的场景在山城重庆已越来越少。

尽管重庆市川剧院以《金子》等多个国家精品剧、优秀保留剧目而令业界惊羡，但其依旧难逃人才断层、新剧创作乏力、名角儿稀缺等“疑难杂症”。在正举行的重庆两会上，两度“梅花奖”获得者、中国剧协副主席、重庆川剧院院长沈铁梅向重庆数十位人大代表介绍川剧现状时一度含泪感叹：“一肥岂能遮百丑，川剧艰辛谁人知？”

青年演员月收入仅千元大批“好苗子”流失

“院长，对不起，我也要生存，所以我得离开。”一位川剧青年演员这句话像尖刀一样刺穿了沈铁梅的心。

沈铁梅痛心地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培养一个川剧演员的路漫长而艰辛。最近为了留住一个小演员，我陪她吃饭、聊天，大半夜还想尽办法开导她，可最后还是走了。”

川剧“苗子”嫌收入低选择转行，这在重庆川剧院已不是新闻。在川剧变脸界已小有名气的徐超告诉记者，1996年，他和三十多名演员一起进入重庆川剧院，如今，三十多人已有大半因生计被迫转行。

沈铁梅说，川剧演员不比歌星影星，一场几十元的演出费加上基本工资，构成了其普遍偏低的收入框架。重庆川剧院四百多人，月入两千以上者寥寥，青年演员每月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且没有住房等福利。

她透露，虽然两度摘得“中国戏曲梅花奖”，但她个人的月收入也仅维持在2800元左右，而这已算是同行望尘莫及的“巅峰”。不少演员自嘲称，重庆川剧院是“房奴”、“孩奴”和“啃老族”扎堆的地方。”

低收入造成川剧人才流失的同时，也使引进人才举步维艰。沈铁梅说，现在重庆川剧舞台急缺演员，“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无法凑齐，名角更是少之又少。因没有年轻演员顶班，许多老演员无法退休，人才断层现状令人堪忧。

面对自己四处碰壁求援，几乎“跑断腿”才修建起来的重庆川剧艺术中心，沈铁梅感叹道：“如果没有了演员，修建这么漂亮的舞台又有什么用呢？”

川剧病在“人财”两缺但再难也要坚守

川剧发端民间，其表演杂融云贵川等多地民俗风情，表现川话诙谐幽默，更传承了变脸、藏刀、吐火、踢袍等诸多蜀地绝活儿。“这么好的艺术，为什么现在就活的这么艰难呢？”沈铁梅这样感叹。

“重庆川剧院的艺术家们在不足两百平米的排练厅里排出了传世佳作《金子》，甚至有演员因排练厅没钱买地毯而摔掉门牙。他们为川剧付出的太多了，得到却只是清贫的生活。”沈铁梅讲这句话时眉头紧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沈铁梅这番话未完，在场的重庆市川剧院党委书记雷学刚的眼圈开始泛红。雷学刚说，始建于1951年的重庆川剧院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这就意味着川剧院要自负盈亏找“钱途”。然而，川剧是传统文化艺术，其受众面本身就不大，加之通俗文化、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的冲击，川剧的市场份额被越挤越小，收益也甚微。资金短缺导致人才引进障碍和已有人才流失，人才短缺又遏制了川剧发展。

川剧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大浪淘沙流传了四百多年，其文化瑰宝地位不可动摇。“我们再苦再难也要负重坚守，不能让老祖宗的文化断送失传。”面对重重困难，沈铁梅满怀期待地说，她希望重庆能加大投入并出台扶持政策，吸引艺术家们为川剧倾力创作，以振兴生于巴蜀民间的传统文化——川剧。

“川剧可以活下去，而且能活得更好。”沈铁梅在“金唱片”川剧《李亚仙》发布现场看到自己的年轻粉丝后忍不住这样感叹。她说，都说川剧粉丝已两鬓斑白，可川剧《金子》赴昆明等地巡演却场场爆满，大学生们如雷般的掌声让她看到了川剧的明天。

眼下，重庆川剧院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2011年赴重庆各高校巡演的剧目，一轮向年轻人灌输川剧知识、营销川剧剧目的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然而，令人心酸的是：川剧演员们“唱念吹打”辛苦排练的一天的排练费只有10元，而10元只够到重庆路边摊上吃一碗零星带肉的面。

一袭奢华装束的刘晓庆气场惊人，一句高亢的“hello everybody”足以惊艳四座，一出《风华绝代》的好戏就在此刻呼之欲出。近年，由明星主演的话剧越来越多，他们换上戏装，登上舞台，扯着嗓子，过上一把“话剧瘾”的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感，明星的“舞台欲”从未这样强烈地集中爆发过。“明星话剧”给话剧事业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商机和人流，使得观众慕名而去。然而，在话剧一片星光灿烂背后，也应该看到其中潜在的危机。

话剧渐成明星“群英会”

近期，除了影坛“常青树”刘晓庆融入话剧大舞台，香港歌手何韵诗与内地演员谢娜也分别带着话剧《贾宝玉》和《十三角关系》登台献艺。这三个曾与或正与影视走得很近的女演员，为观众带来了三台风格迥然的话剧，也向观众展示了曾被影视遮蔽的她们的另一面。而在此之后，演员郭晓冬还将出人意料地带来电影《钢的琴》话剧版。话剧舞台可谓星光耀眼。

早在2009年，人艺首演大戏《窝头会馆》就因汇集了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徐帆和何冰这“五星上将”，36场演出创下1020万元的票房纪录，个别单场票房收入甚至超过经典话剧。“明星参演话剧是一种吸引观众的商业化行为，演员选择舞台对他们来说也是继续‘充电’。”国家话剧院“80后”导演王剑男把明星参演看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群英会”。

“话剧肯定是要卖票的，我们虽然是所谓的明星，但我从未离开过话剧舞台。”尽管杨立新在电影、电视剧里转了一大圈，但他还是钟情于话剧舞台。他表示，话剧应该是多样的，有嘻嘻哈哈的欢乐，也有严肃与思考，“我更倾向于严肃话剧，能给人冷静、客观的思考。尽管现在很多闹剧充斥市场，但我并不担心严肃话剧没人看，有的观众喜欢芭蕾、有的喜欢交响乐、有的喜欢京剧，我相信每一类话剧都有自己的观众群”。

“明星”各有不同，“话剧”亦有优劣之分。话剧是演员的艺术，优秀的演员可以使一部剧本平凡的话剧演“活”。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首先是演员。但如果觉得“明星”就一定是优秀的演员，这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明星无疑能提高话剧的娱乐性，但话剧还有它更为重要的艺术性。“明星+明星+明星”，策划者需要明星效应来达到票房收益，而当观众是来看“明星”，不是来看“话剧”的，他们就会因“明星”而走进剧场，也会因“明星”而远离剧场。

“明星话剧”不是根本出路

有人提倡“明星话剧”，有人反对“明星话剧”。著名导演查明哲曾说，“用明星剧培养话剧观众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这不是争取话剧观众的真正途径。人们做明星剧时，普遍对经济、名利效应考虑得比较多。”他称自己不排斥话剧舞台上出现影视明星，“不过说到底，明星只是舞台艺术的一种表达手段，不应在争取话剧市场效益方面成为决定性因素。话剧走明星演员这条路，总有一天会走到死胡同尽头”。

北京剧协秘书长杨乾武表示：“从大剧院到边缘小剧场的话剧，都在启用明星，这是话剧的卖点与看点，但是市场过度依靠明星肯定是不健康的，这表明创作者的不自信。”他介绍说，一般话剧的第一周靠宣传，后期就靠口碑，至少演出20场才能得到市场的检验。“国内文化市场还处在培育、过渡期，相信市场经过充分竞争后会形成好的剧目，像孟京辉这样依赖自己的品牌卖票的导演还太少，现在编剧、导演也在慢慢树立自己的品牌。”

“明星话剧”会带来表面的繁荣，却不能从根本上拯救话剧市场。培养话剧观众，并非只是让观众花高票价去近距离目睹所谓“明星”在舞台上的娱乐秀，反而将真正能让话剧立足的“剧本”给忽略了。原创作品匮乏是不争的事实，但至少要在话剧最重要的剧本环节首先保证不失分，再在宣传上增加噱头，整体市场运作才不失真诚。

另一方面，著名演员焦晃说：“有的‘明星话剧’根本没有排练时间，演员各自拿剧本背台词，临到演出大家串一遍就算完了，装腔作势做做样子不能称之为话剧。高票价吓走了真正的话剧观众，有钱人来了是凑热闹，舞台不需要这样的热闹。”一位专业话剧演员表示，他们平时都得练功，不仅练形体，还练台词，更要练运用气息的方法，以及合理的发声方式。这样在没有麦克风的舞台，才能做到声如洪钟，“振振有词”。而明星毕竟是抽空来排演话剧，这些舞台基本功多少还不能与专业演员相比。所以，观众也无须把明星的“玩票”太当真。

“明星”演话剧，要看“明星”的舞台功力，要看“明星”的参与态度，要看“明星”是否适合剧中的角色，一切都需要用塑造人物与展示剧本内涵来征服观众。不可否认，他们增添了话剧的观赏性，但这不能以丧失应有的艺术性为代价。而能创造出自己品牌的创作者，才是话剧舞台真正需要的明星。

《甄嬛传》原声大碟出炉 二十载后再度操刀影视音乐

刘欢：不在意报酬 只在乎“值得”

刘欢，不喜曝光，不爱受访，自称习惯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懒散生活。然而，此次操刀大型古装剧《甄嬛传》的全部音乐，历时三个多月，全情投入、心无旁骛。不仅把全部剧集通看三遍，创作期间还曾到横店探班拍摄现场。

刘欢如此花费心力只因导演郑晓龙，二人的交情要上溯到1993年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刘欢透露，“我很多年不干这事儿了(不帮电视剧做音乐)，这次纯粹是因为和晓龙导演的私交被拉上了‘贼船’。”对于刘欢这样量级的乐坛人物，现在选择去做某件事都以“值得”和“交情”为先，“经济考量”次之，因此刘欢现在做的好多事儿都是从兴趣出发。而对于国产剧投资方普遍轻视甚至忽视原创音乐的现象，刘欢既表示可以理解，但同时也不无担忧。

二次合作：无法拒绝

北京晨报：郑导是怎么说服你的？在创作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欢：他找我，我无法拒绝。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时我们第一次合作，这么多年的交情，郑导对我很信任，我也很相信他的作品，如果是好片子，值得给它添把火。而且现在大家一谈流行音乐，动不动就是歌曲，我觉得可以在音乐方面做点事。

郑导的前期工作很到位，故事处理得特别好。其实像这类电视剧很容易注水的，别人一拍指不定水成什么样呢。郑导现在压缩到70多集，除了中间有一部分是王爷和甄嬛的抒情戏，前20多集和后20多集剧情紧凑到我加音乐时根本没有匝口。比如转场时，本应该能用音乐衔接，结果连这个间隙都没有。

北京晨报：这部戏在音乐方面最难解决的是什么？

刘欢：做插曲时在美国，还没看过全部剧集，但有几首插曲需要提前介入，因为拍的时候有些镜头演员要对口型。像《菩萨蛮》、《采莲》等必须先写出来，不然演员不知道唱什么。再回来做音乐时，整部戏看了三遍，做之前看了一遍，然后70多集的音乐，我是一集集放上去，最后放完又跑了一遍。那三个月专心于此，其他什么事儿都没干。

最难解决的算是画面的伴奏。比如她(某嫔妃)弹奏古琴，他(果郡王)吹笛儿，这俩乐器你做音乐时得有，但只有这俩也不行，形成不了伴奏，还得配上管弦乐，挺麻烦；还有，拍摄时演员是胡乱吹奏的，你作曲时还得对上他手部的动作。

北京晨报：听说你还特意到横店去探过班？

刘欢：去横店呆了一两天，因为设计音乐要把音乐的风格弄得跟场景的空间感一致，比如音乐弄大了，但它屋子没那么大，听起来就会有间离感；大殿很宽敞，但音乐写得很小，空间感也有问题。

北京晨报：《北京人在纽约》的创作过程有这么耗费精力吗？

刘欢：那时更麻烦，我是后期介入，全剧组就我一个人没去过纽约。他们已经拍完了，同期录音没法修正，不可能再做什么改动。音乐只能对着成片的可能性去做。每天做出一集、套一集，合适了就去录，录完再去贴。

北京晨报：给你的时间比《甄嬛传》宽裕吗？

刘欢：原本打算11月播，我觉得三四个月挺宽裕，但是《北京人在纽约》的总赞助商是个汽水品牌，厂家希望在夏天播。播出提前后，不到一个月我完成几十条音乐，7首歌。如果再多一个月要精致很多。

主题曲传唱：不如从前

北京晨报：这次的主题曲不及《少年壮志不言愁》、《千万次的问》、《好汉歌》等传唱度？

刘欢：我自己做的时候就想到了，但不想去考虑。做影视音乐，首先要跟作品内容和风格贴合，一致了才能相得益彰，我不想观众有跳跃感。如果大家真是喜欢，难点也会去学。如果一开始就想着传唱度，往往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北京晨报：上世纪90年代，歌手演唱影视剧主题曲的现象很普遍，现在为什么唱的人和流传的歌越来越少了？

刘欢：原因很复杂，第一，剧组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很大；第二，媒体很分散，大家着眼点多；第三，现在电视台播放片子都是掐头去尾，毫不留情地贴上广告，以前声音还保留，主题曲也能听到；第四，现在电视剧题材太丰富，量也大，影视歌曲都跟抒情戏相关，像警匪题材写歌就比较难。

北京晨报：你提到画面和音乐不搭，这种现象在国产剧中普遍吗？

刘欢：普遍，拍的时候没音乐，做后期时又不考虑，观众看的时候特别痛苦，演员在里面弹的琴、吹的笛，手全都对不上，一看哪也不挨着。我记得有场王爷帮甄嬛过生日的戏，王爷吹着笛子出来，音乐和手都要对上，必须严丝合缝。

创作音乐：稿酬太低

北京晨报：你提到大多数剧组不愿意投入，那给音乐人的稿酬大概是多少？

刘欢：我只能说和主演片酬差距巨大。一个一线音乐人每集稿酬大概一万元。这个很现实，公司卖片，电视台看的是演员和导演，不会因为歌曲去买一个剧。从经济角度看，真搭不起这工夫。我愿意去做，跟钱没关系，一是交情，二是值得。如果靠这个挣钱，早饿死了。

北京晨报：现在音乐市场都不景气，你怎么看“唱片已死，音乐还在”？

刘欢：唱片快成笑话了。创作者费了这么大劲，正版唱片就卖几千张，《甄嬛传》原声大碟首发三千张，这就是正版唱片的销量。

不仅仅是创作欲望。现在做音乐是要投入的，乐手、录音棚是要付钱的，你把他们都榨干了，他们怎么弄呀。现在不是积极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过去说出唱片是赔本赚吆喝，现在连声都听不到了。

高校任教：坚持二十年

北京晨报：腿部手术以后休养两年，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当时网络上有你拄拐的照片，看似瘦了不少？

刘欢：挺好的，那是减肥减的，有一段生活很规律。现在体重又回去了。去年有段时间在美国陪孩子，每天六点半起床做早饭，然后送孩子到学校，回家路上到健身房锻炼，两个月减掉18公斤。

北京晨报：还一直坚持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吗？

刘欢：是。每年三个月，我教的是西方现代音乐史。学生们是选修，他们希望多懂点，但做这个的老师越来越少，又挣不到钱。既然我能做就去做点。二十多年了，习惯了。

北京晨报：还有个题外话，今年春晚你的歌曲有两个话题是热点，一是不走音，二是“淘宝体”？

刘欢：我不淘宝，真不知道那个字(“亲”)是淘宝体。那个地儿就需要一个字，有一次看新闻，好像成都交管局宣传交通规则用的就是这个字，我以为是流行新鲜词呢。

晨报记者 冯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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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签售不输年轻偶像

晨报讯(记者 王琳)昨天，刘欢带着《甄嬛传》原声专辑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办签售会。

尽管刘欢实在算不上偶像派，但签售会现场却也得到了偶像歌手的“待遇”，“欢哥”的叫喊声不断。昨天，刘欢一席便装亮相，与他一起到场的还有演唱了《甄嬛传》中多首插曲的女歌手姚贝娜。刘欢一出现，便引起一阵骚动，大家纷纷掏出相机、手机拍照，闪光灯狂闪的架势一点也不输于年轻偶像歌手。

尽管刘欢谦虚地说《甄嬛传》的原声专辑制作仓促，但现场购买专辑的歌迷却对刘欢的作品评价颇高，称他的音乐最能打动人心。由于“欢哥”近年来鲜有类似签售会举行，所以不少歌迷签名后，还要求合影。刘欢近几日的出镜率颇高，上周六在高晓松音乐会上他解开发辫狂甩头发的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刘欢昨天笑称自己当时确实有点“疯”，“不过是情之所至，《好风长吟》这首歌会让演唱者情绪高涨。”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据不完全统计，刘欢昨天签售了超过一千张专辑。

晨报记者 史春阳/摄

舞蹈评论家莱斯利-安妮·塞耶斯（Lesley-Anne Sayers）曾评论说，芭蕾舞的形象被过度性别化和美化了，“永久的童贞，理想化的飘逸的女人味，更接近上天和神话的领域，而非扎根于大地的、母性和自然的形象”。在19世纪，芭蕾舞女演员曾被人们批评身形过瘦，以致女性的魅力都被抹杀掉了，特别是——她们饱满的胸部——这在如今的芭蕾舞台上已经相当“罕见”了。

“要快速而清晰地做出那些困难的舞步，就必须要瘦，不然不但会让你身体紧张，还很可能会受伤，也会伤到负责托举你的男演员。”《纽约客》的一篇名为《芭蕾舞女演员身体》（A Ballerina Body）的文章曾对芭蕾舞偏好的那一种身体条件做了明确的说明，要瘦，还要更瘦。这不仅关乎技术展现和安全，更关系到芭蕾舞所崇尚和体现的那种超出一般意义的线条之美，头、手臂、肩膀、腰部、骨盆、腿和脚，身体各个部分的衔接和作用都要美观协调，如果超重，甚至是正常体重，都不太容易达到这种要求，因为身体中的脂肪会妨碍各个部位之间的分离，使身体更难弯曲，这么说吧：“你携带的脂肪越多，你的身体就越像只有躯干这一个部分。”

这无疑对芭蕾舞女演员的身体提出了苛刻得近乎不通人情的要求。

意大利斯卡拉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员玛利亚弗朗西斯卡·加里塔诺

“要有多瘦并没有一个标准，只是通常情况下，你环顾四周，都是很瘦的人，你的老师可能也会当着你赞叹一些人，‘看她那么瘦那么美’，这会让你认定在芭蕾世界里瘦是必须的。”玛利亚弗朗西斯卡·加里塔诺（Mariafrancesca Garritano）这样对本刊说。这位意大利斯卡拉大剧院（La Scala）的明星芭蕾舞演员回忆说，她在16岁时考入斯卡拉附属芭蕾舞学院，在学院的训练导致她和很多同学身体畸形。“十几岁练舞的时候，因为不够瘦，老师在同学们面前叫我‘马苏里拉奶酪’和‘中国饺子’，于是我疯狂地节食，体重只剩下43公斤，也因此在十六七岁时停经18个月，而学院里还有很多女孩子因为争相少吃而停经。”在她名为《关于芭蕾舞，有请真相》（The Truth，Please，About Ballet）的书中，这位33岁的芭蕾舞明星记录了这段不愉快的回忆，她通过自己的经历历数了芭蕾舞给她和同行身体所带来的伤害，她也因此被斯卡拉大剧院解雇，理由是“破坏了公司形象”。

位于米兰的意大利斯卡拉大剧院，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威望的大剧院之一，在这里有一条“永远不要谈论饮食失调的话题”的沉默规则，加里塔诺深知自己所要面对的包括丢掉工作这样的风险，而随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条潜规则，斯卡拉大剧院甚至将加里塔诺出书引起的风波视为丑闻一桩。出书之后，剧院和舞蹈界的报纸杂志都没有给予更多评论，但是加里塔诺获得了剧院之外的关注，很多人给她发邮件或是在Facebook上留言，表达他们对这本书的信任和喜爱。在看了加里塔诺的书之后，两个芭蕾舞演员自发向217名同行发出了关于饮食失调和其他问题的调查问卷，其中的40%已经离开舞台，76%是女性。他们把调查结果发给加里塔诺：有83%的被访者认为饮食失调一直以来都困扰着芭蕾界，有1/3已经离开舞台的被访者承认，“饮食失调、性骚扰和种族歧视是使她们结束职业舞蹈演员生涯的原因”。

在《关于芭蕾舞，有请真相》中，加里塔诺回忆说，在芭蕾舞学校时，她每天早餐只吃两块饼干，午餐是一杯酸奶，而晚餐往往是一个苹果或一根香蕉，然后依靠肾上腺素完成每天的训练。一些女孩子因为缺少营养甚至要被送进医院抢救，通过针筒注射营养，之后有些人患上了抑郁症，至今仍然需要心理帮助。

作家

作家无眠状态：9

焦虑指数：9　　　　

夜凉如水，一盏孤灯，稿纸上沙沙作响，文思如泉涌，当然现在不少都换成了敲击键盘的嗒嗒声。白天市井的喧腾和杂乱容易使心气浮躁，因此他们普遍认为晚上较为安静，利于思考。

记者

记者无眠状态：8

焦虑指数：10　　

干记者的就是劳碌命，此话不假。若是遇上诸如赛事、电影节，那晚上就更不能休息，常常是半夜三更随时关注大洋彼岸的一举一动，白天又要及时整理得来的第一手消息，往往几宿下来熬得双眼通红胡碴飞长，仍要马不停蹄地工作。

演员

演员无眠状态：9

焦虑指数：9　

对于演员来说，朝九晚五的上班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通常连续十几天为赶拍戏进度睡不饱觉，有时，不仅要在夜晚赶拍“夜景”，在晚上补拍白天的戏份也常有之。

李宝春在《奇冤报》中扮演刘世昌

台湾名家李宝春携两部新京剧来汉，称京剧创新并不是简单的炒作——

今明两日，由台湾京剧名家李宝春率领的台北新剧团将登上琴台大剧院的舞台，演出“新老戏”《奇冤报》和新编京剧《弄臣》。因为一个“新”字，这两场演出引起了江城观众的热情关注，特邀加盟演出的京剧名家朱世慧透露，“票都出得差不多了”。昨日，在排练间隙，李宝春和朱世慧接受媒体采访直言，“老戏不会伤筋动骨，但是需要重新包装。”

创新要让老观众不失望，新观众坐得住

李宝春认为，京剧创新的“新”是对传统艺术的一种重新包装，“老戏的规范唱腔、剧情起伏，这些精华的东西都要充分保持；但是提倡使用电声光、这样会增加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他拿《奇冤报》举例，这是“新老戏”的代表作品，“所有的精彩唱段都保存下来，但是在技巧上有变化：戏中，原本“冤魂”刘世昌要脸蒙黑纱没有太多动作，李宝春却别出心裁，把黑纱摘了，加入了水袖，融入了现代舞蹈元素。”

这样的创新也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虽然是很传统的戏，但是视觉出新，年轻人就不会觉得很沉闷，重要的是老观众不失望，新观众坐得住。”

创新要拿捏分寸，不能只为炒作

李宝春直言，传统的京剧创新有必要，但是创新如何拿捏是一个问题，“只是为了票房的炒作，对于京剧的传承起不到任何作用”。

拿陈薪伊导演的新京剧《霸王别姬》举例，这出戏日前首演引起轩然大波，红脸的霸王，彩凤般的虞姬，露背旗袍的琵琶演员，就连活生生的乌骓马也被拉上了舞台。“乌骓马上去了，他也炒作成功了，吸引到眼球，或许这下演出火了，但是这样的京剧不会传下去。”

李宝春说，“我们希望传统的京剧是能品味的，是能流传的。当然，各种风格都可以试验，如果有笔钱，把大象弄上去都可以，但是宣传时最好就标出来：我这不叫京剧，否则对前辈们留下的东西不那么合适。”

杨丽萍在表演舞蹈《月光》

人物剪影：杨丽萍难以复制的成功

享誉世界的舞蹈演员杨丽萍并不是学院派出身，她从未接受过正规的舞蹈训练。13岁那年，她被招进西双版纳歌舞团，很快又被选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沿用前苏联舞蹈训练体系，要求演员每天必须要扶着把杆儿练芭蕾的基本动作。对此，杨丽萍非常抵触，练了几天就拒绝再练，甚至因此领不到练功服。

“这种训练方式把自己的身体练得非常僵硬。”直到今天，杨丽萍仍然认为中国舞蹈没有大的起色，是因为在教学中沿用了前苏联的体系。当然，这种选择也许只适用于她，因为她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对舞蹈的认识。她的成名作《雀之灵》就是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期间创作的。

《雀之灵》实际上采用了北欧著名乐队“神秘园”的音乐，这在当时的中国舞领域非常新颖。在舞蹈动作上，《雀之灵》使用了杨丽萍自己独创的语汇。这种语汇高度模拟自然界的动物，充满自由、灵性和质朴。“你从中看不到任何其他舞蹈的影子。”杨丽萍说，这是她独有的艺术。也只有她，一直坚持自编自舞。

除了独创性以外，杨丽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电视媒体的推动。应该说，杨丽萍创造的舞蹈语汇，本身就非常适合用电视来呈现。很多人都知道，每次参加电视晚会演出，杨丽萍对镜头角度的要求非常高。这是因为，电视镜头，实际上已经成为她运用的一种创作手段。而且，杨丽萍作品亲近自然的表现内容，也非常容易与当下的大众产生共鸣。

很多人会问，如今的传播手段更丰富了，为什么没有第二个杨丽萍出现？这也许和杨丽萍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许锐认为，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各种新思潮涌动，舞蹈界的眼界也拓宽了，诞生了一批著名作品。这些作品中包含着打动人心的力量，直到今天还难以超越。

舞蹈明星的诞生需要大环境，也需要个人的艰苦努力。杨丽萍因为太专注于舞蹈，全身几乎没有脂肪，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母亲。当初为了搞原生态舞蹈，她卖掉房子，拿出所有积蓄，投入到《藏谜》的制作中。尽管遇到过很多困难，而且年过五旬，她仍然对舞蹈充满激情和活力。这样的执着，又有几个人能比？

舞蹈演员“早转业不如晚转业”？

在刚刚结束的2012年艺考中，北京舞蹈学院的本科招生依然火爆如常。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等热门专业报名录取比例高达10：1，与往年持平。对那些胜出者来说，舞蹈最高学府的大门敞开了，但前辈们对他们的担心和期望也随之开始。在这批新人中，能否有人再续杨丽萍的辉煌？距离杨丽萍一舞成名已有26年，当今社会的信息传播手段更丰富、更强大，但风靡全国的中国舞星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舞蹈明星的诞生，到底难在哪里？

艺术生命太短，中专毕业就是分水岭

“舞蹈演员的艺术生命太短了，晚改行不如早改行，这我非常理解。”说这话的，是我国当代著名舞者黄豆豆，他是我国民族舞领域的顶尖人才，现在担任上海歌舞团的艺术总监。入行多年，他深知这一行的难处。

“舞蹈演员要想练出来很难。从小练舞，6到10年才能出一个舞者，但毕业后当舞蹈演员的时间也就10年。”黄豆豆回忆，他1997年从上海舞蹈学校（中专）毕业，15年过去了，当时男女同学45人，现在只有2人还从事舞蹈。其余的，要么当妈妈不能跳了，要么受伤跳不动了，要么转行做其他的了。他如果不是很早就取得了一定成绩，又有机会获得奖学金赴纽约学习，再加上多年来摸索出一套训练方法，可以让身体保持较好的状态，也不敢断定今天仍然会留在舞台上。

2011年威尼斯影展前瞻：看的是电影 也是演员

只在九月初的双周，电影是这间欧洲的客堂间里最显眼的货品。囊中羞涩的威尼斯影展很是要靠票房收入来平衡收支，于是，电影要好看、要有明星阵容，成了影展选片必须的考虑。

威尼斯是一个没有太多电影氛围的城市，本岛上影院寥寥，一年365天，除去影展的十来天，电影在这个城市是弃儿。只在九月初的双周，电影是这间欧洲的客堂间里最显眼的货品。因为预算年年吃紧，囊中羞涩的威尼斯影展很是要靠票房收入来平衡收支，于是，电影要好看、要有明星阵容、要让游客和本地观众心甘情愿地掏出票钱，成了影展选片必须的考虑。

开幕之夜的红地毯上，有朋自好莱坞来，不亦乐乎，所以我们丝毫不用诧异乔治·克鲁尼自导自演的《三月十五日》被选作了开幕片。《三月十五日》的剧本原作是百老汇话剧《法拉格北站》，法拉格广场是华盛顿市里的一处广场，法拉格北站则是附近的一处地铁站名。剧本原作者博·威廉曼曾在2004年美国大选初选阶段担任了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恩的竞选幕僚，《法拉格北站》就是根据那段经历创作。剧中男主角是总统候选人的新闻秘书，一段露水情缘的丑闻，牵扯着政客们翻云覆雨的密室政治。起伏种种，无非是权力的诱惑与代价，醉心权力场的人们最终被权力吞噬。权力和谋略是怎样绞杀了活生生的“人”，这是乔治·克鲁尼会偏爱的主题，他近些年主演的《辛瑞那》、《迈克尔·克莱顿》多有此意，所以选中《法拉格北站》这个剧本，不算出格的挑战。克鲁尼的演技不用质疑，对于他的导演能力，我们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不过看《三月十五日》的主演——瑞恩·高斯林、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和保罗·吉亚玛提，加上克鲁尼本人，美国中生代和新生代最会演戏的男人都在这儿了，好剧本和好演员都齐全。

参赛片里以演员阵容取胜的何止一部《三月十五日》。托马斯·阿尔弗莱德森这个名字到目前为止还稍显陌生，而这个职业履历表上只有两三部长片的瑞典年轻导演，他的新作也许是本年度最让人心动过速的电影：改编自英国作家勒·卡雷同名小说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冷战荒诞残酷的岁月，铁幕两侧，牛津剑桥最后的遗少，帝国斜阳的挽歌，倾覆的理想和扭曲的乌托邦，勒·卡雷的小说本身就是“可看性”的保障，何况还有一个华丽到炫目的演员阵容：约翰·赫特、加里·奥德曼、科林·费斯、马克·斯特朗，英国男演员老中青三代精锐尽出。

大卫·柯南伯格的《谈心疗法》是另一部被赋予太多期待的电影。20世纪初的维也纳，心理分析学说的滥觞期，年轻的荣格曾追随导师弗洛伊德的脚步。风雅的衣角遮掩着欲望的风暴，学术的原点是内心的无限黑暗，心理分析是一颗同时被暴力和脆弱浇灌的种子。丝毫不用怀疑，柯南伯格是最适合拍这个题材的导演，至少在预告片里，维果·莫腾森和迈克尔·法斯宾德分饰的弗洛伊德与荣格，是能让人信服的。

他们都老了啊

愿意与否，都必须承认，影展上年复一年撑场面的是老人家，他们都老了，但很少失手，常常还带来些惊喜。

艺术，情爱，死亡，永恒，这些定义了《炎夏》的关键词，也能定义了加莱尔从前甚至今后的电影，他这一生，只拍这一部电影。

菲利普·加莱尔，16岁拍短片震惊了法国电影圈的天才少年，让人惊艳的“电影兰波”，俱往矣，那是40多年前的往事。早年的才子偏爱长镜头、超现实，用朦胧的隐喻探索存在的孤独。年过而立后拍出了可看性颇佳的剧情片，譬如《爱情的诞生》和《狂野天真》。才子老去，人到中年的加莱尔在早年的实验风格和文艺剧情之间游走着寻找支点，而几十年来，他的主题始终延续——内心无法治愈的不安，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孤独。

这次入围主竞赛单元的新片《炎夏》，又一次找来儿子路易主演，路易·加莱尔扮演年轻的画家，莫妮卡·贝鲁奇是他的演员妻子，故事的开始，是画家死于自杀性车祸，而后回忆交错，拼图般凑出一段热烈短暂的情史，如狂风暴雨，席卷了生命。谈论《炎夏》时，老加莱尔这样形容：通过艺术，我们追求永恒，但艺术和艺术家本身又注定毁灭。艺术，情爱，死亡，永恒，这些定义了《炎夏》的关键词让人想到加莱尔之前的《拂晓之际》，或许，这些词汇也能定义了加莱尔从前甚至今后的电影，也许他这一生，只拍这一部电影。

困局中的人，是波兰斯基最擅长刻画的，黑色幽默的慧黠，他不缺，唯一让人好奇的，是这个由女人写就、女人占据戏剧冲突最中心的剧本，换了男人的视角会呈现怎样的风景。

今春，凯特·温丝莱特和导演托德·海恩斯合作的迷你剧《幻世浮生》在HBO播出时，她正在巴黎拍波兰斯基的新片。现在，海恩斯的剧会在威尼斯影展上做特别放映，至于凯特主演的波兰斯基新片《杀戮之神》，则入围了竞赛单元。《杀戮之神》是一出黑色幽默剧，原作者是法国新锐女作家雅思米娜·雷乍，英国导演马修·沃尔彻斯执导，2008年起在伦敦西区公演，2009年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演三大奖项。

波兰斯基改编的电影，以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为舞台，开始于两个孩子的纠纷，两边的家长互相指责，不欢而散。这段家庭教育的插曲，如蝴蝶的翅膀煽起风暴，触到禁忌的暗礁，通往夜晚的漫长一天在登峰造极的混乱中结束，只有结束，没有平静。困局中的人，是波兰斯基最擅长刻画的，黑色幽默的慧黠，他不缺，唯一让人好奇的，是这个由女人写就、女人占据戏剧冲突最中心的剧本，换了男人的视角会呈现怎样的风景。

以《浮士德》终结的“历史四部曲”，四部电影是四个不同的切面，它们聚焦在同一个主题：权力面具后面掩藏的“人”的面目和心灵。

索科洛夫是个别扭的人，几年前《亚历山德拉》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他担心拿不到奖，干脆不露面。这次《浮士德》入围威尼斯竞赛单元，不知这位传承了诗意电影的俄罗斯汉子会不会在丽都岛上出现。

《浮士德》是继续《莫洛赫》、《遗忘列宁》和《太阳》之后，“人的力量”系列电影的终结篇。“人的力量”系列也称“历史四部曲”，描写20世纪历史上几个曾经站在权力巅峰的人物。《莫洛赫》的主角是希特勒，索科洛夫把这个被盖棺论定的狂人塑造成“莎士比亚样式的现代历史人物”，他关切的不是重塑希特勒的个人形象，而是凝视着被权力机器异化的人性深处。之后的《遗忘列宁》，故事开始于病榻上垂死的列宁，一个被神化、被歪曲、最后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的领袖，一个生前死后被误解的人，世纪初的风云动荡退在背景色里，索科洛夫关切的列宁作为“人”——一个追求过权力也获得了至上权力的人——的内心。《太阳》则是试图接近在“天皇”这身傀儡戏服下的裕仁。到《浮士德》终结的“历史四部曲”，是彼此的延伸，也是四个不同的切面，它们聚焦在同一个主题：权力面具后面掩藏的“人”的面目和心灵。

“20年前，老师问8岁的我：你想学什么行当？我说：武生！老师又问：你不怕苦？武生很辛苦。我说：怕苦就不学了……如今，和我一起坚守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改行的改行，头脑活泛的就干着别的，以副养戏。我总在夜深人静时不断反思：我就是干一辈子也不可能有前辈大师的修养与造诣，那我现在在干什么呢？有时，我愿意自己糊涂点，这样烦恼会少一点……”

北京京剧院武生演员詹磊的烦恼，几乎是现在所有京剧武戏演员的心病。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一身本领难得施展；数个月的摸爬滚打、协调磨合，却只能换来远远难抵付出的酬劳。这样下去，谁来传承京剧武戏？

盔头勒得人呕吐

“京剧演员一般从10岁左右开始培养，初学时，都要练就扎实的基本功。这基本功的核心是武功，包括腿功、腰功、把子功等。”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周龙说，所有的京剧演员都是从“压腿”“撕腿”开始的。

但，仅仅是这入门时的基本功，就已经吓跑了不少独生子女的家长。“我没让孩子学戏，太苦了。”虽然孩子也喜欢京剧，但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王旭东没舍得。

基本功练成，选择工文戏的演员将更多的工夫用于学唱腔、记唱词等方面，而武戏演员则要受更多的“皮肉之苦”。舞台上每一个漂亮的翻转腾挪，每一个惊险的武打场面，背后都是汗水甚至血泪。

“武戏演员的服装有好多层，厚厚地裹在身上；脸上涂的油彩把所有毛孔都堵住了；为了怕在剧烈的动作中掉下来，头上的盔头要勒得紧紧的，有时候勒得太紧，演员就会有剧烈头痛甚至呕吐。光扮上戏，就已经很难受了，何况还要在舞台上又唱又舞。”王旭东说，武戏演员只能通过平时不断训练，“让难受变享受”。

“2008年，我参加第六届全国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决赛的时候我选了一出《界牌关》。这出戏里有个绝活儿，走40个旋子。老师说台下要练出60个，才能保证台上成功，可我当时只能走20个。于是，老师就带着我练了两个半月。那真是非人的折磨，我练得直哭，有时候都想着，能一下走死我就解脱了。”不过，这让詹磊现在还后怕的训练，也为他赢得了荣誉，在那次比赛中，他获得了金奖。

更多的武戏演员远没有詹磊幸运。他们每天不间断地练功，却往往只能在台上翻几个跟头，或者做龙套去走阵式。而即使是这样“翻跟头”的年月，也不能长久，年龄大了，翻不动了，就只能转行。

武戏难以承受“思想之重”

京剧武生名家张云溪曾说：“京剧危机，首当其冲是武戏。”

其实，在学校里，演出武戏的比例远远大过文戏。“看学生演出，就是要看武戏，看他们的基本功的扎实程度。而文戏更多的是看角儿，学生很难挑梁。”周龙介绍。

在专业的京剧院团中，却又是另外的景象。最近几年，国内各大京剧院团复排的传统剧目中，武戏只占非常小的比例，而新编剧目中，则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戏。

为了讲究“戏以载道”“深刻内涵”，各个剧院的新编剧目往往都是文戏，那些注重在舞台上翻、扑、跌、打的武戏，似乎难以承受“思想之重”，而只能沦为文戏的点缀。

“现在的观众，特别是不太懂京剧的观众，看戏还是通过台词看故事情节、看戏剧冲突。相比文戏，武戏更写意也就更吃亏。”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说，武戏渐少是受演出市场生态变化的影响。“近些年，有许多别的艺术门类的导演被请来‘复苏’京剧，但他们往往不了解京剧的本体，所以不可能导演武戏。”

不仅仅是各个剧团的大戏演出中鲜有武戏，各种戏曲晚会、文艺会演，也是文戏一统天下。“文戏演员出去演出，只要带着伴奏带就行。武戏演员演出一次，至少要带七八个人——锣鼓点要根据场地的大小进行调整，所以必须带着乐队；演武戏必须要扮戏，就得带着服装、化妆；如果需要几个人配合的演出，还得带着助演，这样算下来，成本太高。”北京京剧院副院长刘宇宸说。

王璐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2010年他登台的次数不足10次——《大闹天宫》演出3场，在国家京剧院小剧场“畅和园”演出折子戏一场，青研班汇报演出一场，其他时间偶尔在文戏中的武戏片段中“客串”。

由于北京京剧院在梨园剧场有驻场演出，所以詹磊登台的机会比王璐多一些。但是由于梨园剧场的演出是专门给外国人看的，所以演出的剧目也只局限在神怪戏，刻画“人”的机会少之又少。

无戏可演，失去了训练的目标，一些武戏演员不再勤奋练功，等到剧院有戏演的时候，武功已经荒废，原本的好苗子就这样葬送了。

武戏演员“伤不起”

演出机会少，对演出费占工资大部分的武戏演员来说，无疑是严重的问题。

“我的师哥就在剧院对面的饺子馆结的婚。我总说我占了挺大的便宜，因为家在北京，不用租房子，要不真活不下去。买房子对我来说，只是个梦想。”几乎每隔不久，詹磊都会听到有同行改行，有很多人改行之后还小有成绩，每到这时，他心里也会有波动，“我有时候真的在想，这么守着，值吗？我只能鼓励自己，人总得有点理想吧。”

若问武戏演员最怕的是什么，十有八九会说是伤病。高强度、高难度的武打动作，伤病在所难免，但大家确实“伤不起”。虽然有医疗保险，但这也仅能支付演员受伤后的一部分治疗费用。不能演出，就只能拿基本工资，而这些钱往往“连吃饭都不够”。“磕一下碰一下的，那都是正常。打上绷带能上场的，就不算受伤。”王璐说。

“武戏演员为了短暂的艺术生命付出了很多，理应通过国家政策给予适当的补贴，但现在的补贴额度真的是杯水车薪。”据宋官林介绍，现在国家发放的武戏补贴是每个月115元，这个数目自1994年起，17年没有变过。

“不仅经济上的奖励机制缺乏，武戏演员业务上的奖励机制同样缺少标准。业务上得不到认可，有时候比少拿钱更让人心寒啊！”詹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