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9年7月，冯骥才在首次遭遇拆迁的梁林故居现场。（肖翊 摄）

两年一度的申遗热潮又来

申遗应改为“审遗”

专访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冯骥才 　

今年，全世界将迎来新一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申报机会，或者说申报热潮。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非遗名录，由中国文化部确定的中国非遗名录，都是每两年公布一次。2012年，这两个目录都开始接受新一轮的申报。

近年来，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公众印象中，更是一位常年奔走在乡间田野抢救民间文化的文化保护者。为了抢救民间传统文化，冯骥才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并自筹资金建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看着逐渐消亡甚至被人为破坏的文化遗产，他心痛不已地多次高呼，“文化遗产的生命只有一次。”

冯骥才不止一次重申，中国几百年、上千年来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在30年来急速的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冲击下，变成了“千城一面”，所有的文化记忆、历史遗存和积淀被铲平。“这是一个文化悲剧。”冯骥才说。

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还兼任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亲眼见证了中国的非遗在十几年间整理到了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7000项。但冯骥才指出，由于不良政绩观的驱动，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后续的保护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撒手不管的现象和在利益驱动下让文化变味儿的现象时有出现。

冯骥才建议，把“申遗”改为“审遗”，对已确定的非遗进行审查，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要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儿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后代。“价值观是追求不是需求，不能把现实的需求当作民族的追求。”冯骥才说。

最好别再申遗了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您一直都在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奔波，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否仍然很困难？

冯骥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先做的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际是物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非遗保护。但是直到今年，破坏文物的现象还在发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是国家第三批文物普查中被确定的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它居然在北京的中心腹地被拆，这就证明我们的处境还是非常困难的，证明对文物的破坏力量还是存在的，我们的抢救工作不能有一点松懈。

《中国经济周刊》：在非遗保护方面，我国目前的保护状况如何？

冯骥才：从2006年开始，文化部确定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此后每两年确定一次，今年将迎来第四批名录的确定。我国非遗保护实行“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总的列入这四级政府保护名录的是7000项，其中，列入国家层面的是1300项。但是我认为，这些当年被确认的非遗现在又有相当一部分重新陷入了另一种困难。

《中国经济周刊》：“另一种困难”具体是指哪些方面？

冯骥才：第一个困难，如果当年申遗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推动的，那么申遗一成功，官员就把它放在一边儿不管了。第二个困难，如果当年想把申遗作为一个资源，认为申遗之后可以赚钱的，那么现在就过度开发，实际上也使它变质了，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第三个困难是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农村被拆除了，散落在农村的非遗往往就被连锅端，整个毁掉了。

这三个困难让我觉得，我们的非遗保护仍然面临困境。所以我建议，最好今年国家别再申遗了，也别让地方政府官员们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那么折腾了。应该把申遗变成审遗，干脆我们审一次吧，看看哪些非遗已经没有了，是不是被毁了。我们对文化遗产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因为遗产是要留给后代的。

非遗是一个文化的生命，因为它是个活着的文化，是人承载的文化，比如民间绘画，是老百姓画出来的。他一边画，一边把他对生活的情感表达出来。他画的每一朵花、每一个小鸟都有他对花和鸟的热爱，都洋溢着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喜悦。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文化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文化是人们的心灵生活，文化不仅仅是个消费对象，做文化工作是要以人为本。就像保护古村落，村落最重要的核心是它的大量的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人们，如果人走了，它的文化的魂也就没有了，文化的生命就没有了，它就是一个空壳，审批文化遗产的人也不是傻子，不会把一个死了的村落评为文化遗产。

利益驱动的申遗一定会变味儿

《中国经济周刊》：各地“申遗热”背后的原因何在？

冯骥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各地将申遗和经济利益挂钩。作为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单是一种旅游价值。比如说像梁林故居，它有历史见证的价值、考古的价值、历史记忆的价值、文化承载的价值，还有认识价值、鉴赏价值、欣赏价值，另外也有旅游价值。旅游价值只是这些价值里面的一个，正因为它有另外许多价值，它的旅游价值才更高。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单纯的旅游价值反而会降低。

《中国经济周刊》：利益驱动的“申遗热”会带来哪些弊端？

冯骥才：因为一些不良政绩观的驱动，导致一部分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就没人管了，实际上，申遗成功后，保护才应该开始。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有的地方经常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利益驱动的申遗最后一定会变味。

今年全国两会上，我的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的干部时要有文化考核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取舍的制度，你取的是懂文化的人，他不见得是专家，他懂文化的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一个主管文化的干部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也可以说是文化价值的取舍。

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申遗之后丢下不管的现象，也有很多是过度开发。您多次表示，不同意“文化产业化”这个提法，因为文化是一种创作，无法产业化。但是，有一部分民间文化，如果不产业化、商业化，可能就无法维系或者传承了。比如天津杨柳青年画。

冯骥才：要分两种情况看，比如杨柳青年画，它从历史上就是卖的，不是画完了自己贴的，进入现代社会，它还是商品，而且它的商业范围扩大了。

但是有些遗产不具有商品性，比如民俗，民俗是民间的一种文化方式、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商品。即便有些民俗能变成商品，但它也不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即便它进入市场，也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它是进入了商品市场，但是它不是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有特定的概念，文化产业是现代企业，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用规模化的、集约化的、专业化的现代工业手段大规模复制的产品。比如软件，美国主要的文化产业是软件、电影。我们无法把刻个小葫芦当做文化产业，如果原来是一个手工做的东西，非要给它过多的附载，它一定会贬值。所以我提出的观点是：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它应该是做产业的人从中去吸取灵感，吸取一些元素来再创作。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再创作的、吸取灵感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冯骥才：比如迪士尼乐园，它是文化产业，但是这个文化产业不是原来华特·迪士尼画的米老鼠，是从事产业的人从中吸取了灵感，认为这个形象在经营的时候可以做大、做成产业，才把它做起来的，它不是文化人做的，文化人主要做的还是文化。

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

《中国经济周刊》：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被提高到国家层面，一时间，许多商业资本大规模进入文化产业，对此，您怎么看？

冯骥才：我国的文化产业目前还没有成型，并没有成为像美国这样的真正的现代文化产业。企业家进入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文化产业是一个创意产业。如果没有创意，靠一些非创意的、套路化的、甚至靠商业炒作的方式，这个产业不可能持续发展。第二，希望文化产业能担负文化责任。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它可以追求利益的扩大化，但是不能唯利是图。因为文化还有一个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塞到文化产业里来，否则文化产业会失去魅力，也不会健康地、有序地、循序渐进地发展下去。所以投资文化产业需要产业眼光，不能只想着赚快钱。

官员没文化、官商勾结致保护不力

《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6月1日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称《非遗法》)正式实施，许多人将此视为中国非遗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阶段的里程碑。目前，此法在非遗保护中所起的效力如何？为什么破坏非遗的现象还屡禁不止？

冯骥才：呼吁了多年的《非遗法》终于确定了，这个法主要是给官员看的，但是哪些官员知道《非遗法》，看过《非遗法》？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保护不力：

第一是一部分官员没文化，因为我们前一段时期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选择的都是懂经济的干部。我说的没文化主要是三个方面：1。一部分官员不懂文化，不懂得文化的价值、规律、性质、意义。2。一部分官员对文化没有理解力，我们不需要官员像文化人一样，但起码他要理解文化。3。一部分官员们不热爱文化，当然也就不拿文化当回事儿。

第二个原因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就是有些官员和商人形成了共同利益，就是权贵结合，这后面就有反腐败的问题。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

《中国经济周刊》：非遗保护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冯骥才：我们的文化遗产本身很丰富，传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保护起来很复杂。有的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地区性的，它的传承是靠一个地区，是一个村里大伙儿都那么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的是家族式的，这个技艺只在本家族传，不往外传，比如泥人张。这也是古代的一种版权保护的意识。要给每一个艺人、每一种传承方式都要找一个针对的方法来解决它的传承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冯骥才：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韩国、日本是在世界上做非遗最早的，他们的保护方法是，每一个文化遗产后边有一大批专家在研究、讨论这个遗产该如何保护、发展，他们对遗产的态度是严格、严谨的。遗产是留给后人的，我们不能把这个遗产弄没了。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且不谈国家四级文化遗产保护总的7000项，单是国家级的1300项，我负责任地说，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专家的。没有专家也就意味着没人监督，没人去帮助艺人出主意，也没办法帮那些艺人意识到自己会的东西是个文化遗产。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非遗保护要做好、做得有效率，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冯骥才：非遗的保护，第一，要保护地域性。比如说天津杨柳青年画做得跟苏州桃花坞年画一样了，那就不是杨柳青年画了，地域性就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要保护它的手工性。它不能变成机器的，因为它是农耕时期的遗产，如果变成机器轧的，机器做的，实际上就变成工业文明了。

第三，要保持自己的艺术特征，特征不能改变，要保持它的基本元素。比如在民间音乐里面加了好多电子配器进去是不行的。

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发出通知，公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其中第四十六条，关于“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的规定，引起了众多音乐界人士的关注。

此次公布的著作权法草案第四十六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第四十七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播放其已经发表的作品；但播放他人的视听作品，应当取得制片者许可。

上述两条所提到的第四十八条内容则规定，“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已发表的作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在使用前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备案、(二)在使用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和作品出处；(三)在使用后一个月内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标准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同时报送使用作品的作品名称、作者姓名和作品出处等相关信息。而使用者申请法定许可备案的，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其官方网站公告备案信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将第一款所述使用费及时转付给相关权利人，并建立作品使用情况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免费查询作品使用情况和使用费支付情况。”

对于此修改草案，内地音乐人、歌曲作家李广平在微博中呼吁保护著作人权利，并用歌手汪峰举例：“按46条，《春天里》火了吧？汪峰出版三个月后，我按48条向音著协交钱翻唱，我也火了！汪峰上哪说理去？他能告我？不准我唱？”

音乐人高晓松则认为“新法明显偏袒互联网，严重损害创作者个人权益，”高晓松称：“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另外，高晓松表示：如果电视剧、电影等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只能保护三个月的话，我们愿意共同献身。

歌手杨培安也在微博对此事发表看法：“给音乐生存的空间吧，难道大家希望看到每个受欢迎的音乐人或歌手，都变成网络音乐人？搞音乐的，都不敢再花钱做好音乐？若干年后，大家听到的歌都一模一样？只是声音不同？这，是你我要的未来吗？”

律师看法：

个别新条文增加了

对著作人权利的约束

对此，记者采访了广州律师卢丽敏，她表示，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只是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并非最终的法律条文。而针对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规定，我国201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早有所规定，现行著作权法第40条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但现在公布的草案把原有的“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取消了，这是对著作人权利的一种约束。但修改草案第46条增加了3个月的时间限制，规定在首次出版后3个月才可使用，反而有时间上的约束。卢律师称，其实修改草案第46条需要根据草案第48条才能执行：“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还是有条件的，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保护制作人的权利。当然，这种保护是否合适和足够，这需要大家共同的讨论，这也是征求意见稿公布的目的所在。”(记者黄岸）

昨天，记者从民政部获悉，从去年开始的全国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首次普查工作目前已完成。据统计，全国现有散葬烈士墓61万多座，今年将完成30万座散葬烈士墓以及2000座烈士纪念设施的迁移、修缮工作。

烈士纪念设施包括烈士纪念墓、烈士陵园、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塔(祠)、纪念塑像、烈士骨灰堂等。从去年开始，我国开始对散葬烈士墓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进行迁移、整合、修缮，并建立长效管理保护机制。数据显示，全国各级烈士纪念设施每年接待瞻仰祭奠人数达1.5亿人次。

据介绍，对散葬烈士墓的抢救保护，中央财政每座将补助5000元，对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抢救保护，原则上每座补助20万元。全部抢修工作计划在2014年完成。

“中国无好歌。”近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主持优酷网脱口秀节目《晓说》中向中国音乐存在的问题开炮，引发网友热议。近年来，音乐产业发展面临一些问题，版权保护总得不到重视，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以及音乐人的努力，这一现状有望得到改善。

音乐人版税不足10%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实体音乐销量下降了8.7%，数字音乐销量增长了8%。整个2011年，数字音乐的销售规模为53亿美元，占到整个音乐产业规模的31%。数字唱片在2011年的发行量增长19%，达到37亿张。

然而，相对于我国数字音乐300多亿的产值规模，能够到原创者手里的钱寥寥无几。据统计，2010年移动公司从无线音乐板块获得的利润有200亿元，可音乐公司分得的还不到10亿元。

“大部分钱都被渠道商拿走了，权利人没有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这必将扼杀主流群体创作的源泉，不利于音乐产业的发展。”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副总干事刘平表示，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有偿下载的模式，导致权利人不能公开销售自己的作品，利益平衡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于音乐版权为何得不到重视，著名音乐人高晓松认为，中国人的观念里认为吃饭应该给钱，而音乐则可以免费享用。“超过90%的人觉得我听音乐凭什么给钱？其实做一首歌花的钱比做一只烤鸭贵，一把琴好几万，比炉子贵；一个录音棚好几百万，比整个饭馆还贵，而且那么多人，两个厨师炒出一个菜来，录一个专辑至少上百人在那儿工作。”

保护知识产权是前提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曲家徐沛东提出了“我国著作版权法应针对兴起的数字音乐进行修改”的重要提案，呼吁保护创作者的劳动成果，鼓励创作和创新。

“虽然宋柯说‘唱片已死’去卖了烤鸭，但并不代表音乐已死。”刘平表示，数字音乐的发展成为新的趋势，然而，真正要使音乐产业良性发展下去，对音乐知识产权的保护则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数字音乐知识产权保护意义非常重大，这不仅是对音乐人的一种激励，还是平衡权利人与使用者利益关系的惟一办法，是促进音乐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

刘平告诉记者，网络音乐传播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但海外的版权保护意识比我们强很多，“数字音乐销售最好的苹果商店，把七成的业务营收都分成给了唱片公司”。

40%或是利益平衡点

刘平表示，中国数字音乐版权保护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路子，在去年的音乐界讨伐百度MP3事件中，音著协打响了维权的第一枪，百度数字音乐开始实现正版化。

“百度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值得推广，但我们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版权保护机制”，刘平表示。

刘平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并没有制定针对单首歌曲网络下载的付费标准，而是根据使用量和广告费等进行比例分成，“如果真的要有个分成标准的话，宋柯说过版权方能拿到40%的分成才算平衡，我认为差不多这个比例，但这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真正要达到这个数字，还需要一步一步地实现网络正版化”。

仓皇逃窜！愤怒的母象慌乱中投入战斗，保护幼象免遭饥饿土狼的疯狂围攻。

土攻：母象不停反击，一只土狼对面扑来一阵尘土。

土狼扑向幼象身后，进行围攻，想将其制服。

不平等的战斗：这些土狼根本没有机会抵抗愤怒的母象，它在最愤怒的时候连根拔起几棵大树。

丛林规则：母象击退土狼围攻，幼象躲在母象后面，寻求庇护。

警惕下面：幼象在战斗中失去了尾巴，但在母象竭力保护下，它活了下来，还将继续参与明天的战斗。

最后一只土狼夹着尾巴慌忙逃窜。

　　北京时间3月2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一群可怕的土狼试图猎杀一头小象，结果，保护意识很强的母象拼命反击。一群游客恰巧目睹了这个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

　　幼象离开母象时，这些有点像狗一样的哺乳动物抓住时机猛扑上去。但幼象似乎根本没有察觉到潜在的巨大危险。警觉性很高的母象发现敌人来犯，立即投入战斗。一场生死较量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6只土狼从背后偷袭幼象，想将其击倒。母象大怒，迅速展开反击。母象朝着这些凶残的动物狂奔，其实力足以震撼土狼。身后连根带起的几个大树就是母象力量的证明。这头庞大的母象摆动着象鼻，用厚重的大脚用力踢来回打转的土狼，土狼很快就被驱散。紧接着，母象回到幼象身边。不幸的是，小象的尾巴在这场激烈的遭遇战中被土狼咬掉了，但其他地方好像并未受伤。

　　一群受到惊吓的游客见证了这场残酷的遭遇战，他们都希望母象取得胜利。当时，非洲旅游公司“视野”(Eyes)的导游詹姆斯-维尔斯在博茨瓦纳的利亚尼托灌木区，正带领这群游客观光。

　　这个50岁的芝加哥人表示：“我们刚从3辆车里出来，就听到一头大象发出尖叫声。于是我们循着声音的方向找去，发现两头母象和两头小象，约10只土狼试图捕杀一头小象。它们等待时机，小象走到一块空地时，两三只土狼冲了上去。然后母象赶走这群试图攻击幼象的土狼。小象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秒钟，母象就回来了，变得更加愤怒。”

　　维尔斯说：“母象不顾一切地反击土狼，几棵树都被它撞倒。土狼攻击计划失败，消失在母象扬起的尘土中。幼象的尾巴被土狼咬掉，但并无大碍。在非洲，你会经常看到大象没有尾巴。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真是太扣人心弦了！”(孝文)

　　8. 小火烈鸟

小火烈鸟

　　一群小火烈鸟聚集于博茨瓦纳乔贝河中。乔贝河穿越乔贝国家公园，该国家公园如今也是卡沙跨界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在乔贝国家公园中，河流两岸到处都是各类野生动物，也为游客提供了许多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的机会。此外，乔贝国家公园中还有茂盛的草场、宽阔的洪泛平原以及树种多样的森林，其中包括相思树、猴面包树等著名树种。

　　9. 河马

河马

　　一群群河马在奥卡万戈河上游清澈的河水中戏水。偷猎是卡沙跨界自然保护区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据利萨-斯蒂尔介绍，近来纳米比亚等国在打击偷猎行为方面成果显著，这主要归功于基于当地社会的自然保护措施，如聘请自然保护巡逻队等。随着前往纳米比亚保护区观看印度豹、大象、水牛、狮子和犀牛等野生动物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人的收入也越来越丰厚，他们也更加有动力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从而可以更好地预防偷猎行为。卡沙保护区管理者希望这种良性循环模式能够推广到保护区内的其他国家。

　　10. 斑点鬣狗

斑点鬣狗

　　一只斑点鬣狗正在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上的一个水坑边觅食。鲍耶斯表示，“开发卡沙跨界自然保护区是未来的希望，但是在确信这片迷人的荒野得到真正完全的保护之前，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11. 牛背鹭

牛背鹭

　　一群牛背鹭聚集于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两棵树上。奥卡万戈河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水系之一，其源头位于安哥拉的高地地区，河流流经纳米比亚的卡万戈河，最后流入博茨瓦纳，消失于奥卡万戈三角洲。

　　12. 午夜会餐

午夜会餐

　　在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一群狮子在夜间进食。享特利表示，“尽管卡沙跨界自然保护区面临许多挑战，但我仍然相信，任何保护议题都是值得鼓励的。不过，期望值应该是非常现实的。”(彬彬)

　　4. 亲昵

亲昵

　　在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上，一头年轻的非洲象正在用鼻子亲昵地抚摸自己的伙伴。卡沙跨界保护区内生活着大约32.5万头大象，数量几乎相当于非洲大陆全部大象数量的一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组织纳米比亚项目负责人利萨-斯蒂尔表示，卡沙保护区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如何解决人类与日益增多的大象之间的矛盾。比如，人类定居点附近的大象经常会破坏农民的田地。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组织的帮助下，赞比亚卡卡翁加村正在尝试一种解决方案，将“辣椒炸弹”(一种辣椒与大象粪便的液态混合物)泼撒于农田周围，这样既可以把大象挡在农田之外，又可以提高当地农民种植辣椒的收入。

　　5. 水下花园

水下花园

　　一名潜水员潜入到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上的一个水下洞穴。利萨-斯蒂尔介绍说，“在非洲其他地方也有跨界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在南非。但是，卡沙保护区的特别之处在于当地社会的积极参与。其他跨界保护区更多的是上层管理，但这一次各国承诺当地社会也会积极参与。”然而，享特利的近期研究显示，目前来看，当地直接受益于此的人并不多。享特利表示，“如果直接计算一个人的收益多少，当地社团如何瓜分利益，这样就显得太简单化了。如果转化这些利益，执行起来有多重困难。”

　　6. 午餐

午餐

　　卡沙跨界自然保护区是600多种鸟类的家园，其中包括本图所示的欧洲食蜂鸟，它正在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捕食。除了人与动物的矛盾外，卡沙保护区面临的最大挑战还包括：野生动物偷猎行为、失控的林业砍伐行为以及偏远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7. 疾驰

疾驰

　　一头印度豹正在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上疾驰。在卡沙跨界自然保护区内，数千物种将获得纵横驰骋的自由，它们包括印度豹、犀牛、大象、豺狗、狮子、水牛、河马、美洲豹等。

　　新浪环球地理讯 北京时间3月29日消息，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2011年，非洲安哥拉、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五国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国际合作协议，计划各国携手建立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卡沙跨界自然保护区。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组织介绍，卡沙跨界自然保护区包括36个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野生动物管理区和旅游区等。

　　其实，在协议签署之前这项工作已经实际推动了许多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组织纳米比亚项目负责人利萨-斯蒂尔表示，“这一保护区非常与众不同，因为有五个国家基于自然保护的目的共同参与。目的就是打造一个一流的自然保护区和旅游目的地，当地社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世界野生动物基金组织为这一项目提供基本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1. 三角洲之王

三角洲之王

　　一头非洲雄狮在博茨瓦纳奥卡万戈三角洲上徘徊，奥卡万戈三角洲也是卡沙跨界保护区的一部分。南非开普顿大学自然保护主义者布莱恩-约翰-享特利在安哥拉从事自然保护工作已长达30年。享特利表示，卡沙跨界保护区目标很伟大。“此前建立的一些跨界保护区，往往只是得到总统或总理口头上承诺，虽然都得到了数额可观的资金赞助，但最终成功的案例很少，这仅仅是因为缺少各国的理解与包容。”

　　2. 维多利亚瀑布

维多利亚瀑布

　　维多利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接壤处，是世界上最大、最壮观的瀑布之一，也是游客最容易抵达的瀑布。除了安哥拉以外，卡沙跨界保护区内的其他国家都以成功的生态旅游和野生动物旅游业而闻名。在旅游方面，卡沙跨界保护区协议承诺很多，可以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生态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提升经济实力。美国杜克大学生态学家斯图亚特-皮姆表示，“卡沙跨界保护区是非洲最壮观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

　　3. 清晨小吃

清晨小吃

　　在清晨第一缕阳光下，羚羊漫步于赞比亚喀辅埃国家公园中，享受着美味的早餐。喀辅埃国家公园是卡沙跨界保护区的一部分。南非开普顿大学鸟类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史蒂夫-鲍耶斯表示，“卡沙保护区是该地区一个神奇的成就。经过近十年的酝酿，终于将美好的愿望变成了各国共同的保护行动。”